內容簡介:
第二，是經學的需要。漢武帝時，為了適應封建大一統的需要，獨尊儒術，立五經博士，儒學成為官學。當時估統治地位的是董仲舒《公羊》學為代表的今文經學派。今文經學派的講習方式在於口耳傳授，各有師承，家法極嚴，一般只學一部經典，只接受前代經師的學說。這樣，儘管他們在解說古代典籍時也接觸到了訓詁問題，但在語言研究上卻沒有取得什麼成績。與今文經學派相對立的是古文經學派。古文經學派一開始便遇到文字方面的問題。《漠書·藝文志》說：“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漠書，儒林傳》說：“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今文字”就是漢代通行的隸書。，就是說，對於用古代文字書寫的經典，要用漢代的隸書來轉寫。要轉寫就得比較不同時代的文字，自然也要對照文字的形、音、義來進行考察和研究。古文經學派在開始時沒有一定的師承，他們必須獨立思考，在研究文字、解釋古義方面下很大的工夫。為了讀懂經典，就必須把語言文字的研究置於首要地位。造就大大促進了語言文字的研究。因此，不少古文經學家同時也是著名的國小家，如張敞、杜林、衛宏、買逵、許慎、服虔、馬融、鄭玄等人。王國維說：“原古學家之所以兼國小家者，當緣所傳經本多用古文，其解經須得國小之助，其異字亦足供國小之資，故國小家多出其中。”束漢時期，一些著名的經學家如賈逵、許慎、馬融、鄭玄等人，不僅兼治諸經，而且兼習今古文，造就接觸到各種不同的經典，同一經典的不同文本，或者同一詞語的不同解釋。通過比較研究，擇善而從。第三，是當時的政府重視國小。《漢書·藝文志》說：“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說文解字·敘》也有類似的記載。可見，識字在漢初是取士的重要標準，而文字錯訛者則要受到法律的懲罰。當時還由政府出面，進行了蒐集文字和確定“正讀”的工作。《漠書，藝文志》說：“元始中，徵天下通國小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宇，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薺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並列焉。”二、漠代語言學的特點漠代的語言研究以訓詁學為主要特點。漠代訓詁學的建立和發展有兩個重要的表現。一是漠代經師為古代典籍作了大量的傳注。西漢經師的這類著作在《漠書·藝文志》裹有全面的記載，其中大多數今天已經亡佚。束漠經師不但注釋六經，對其他先秦古籍甚至西漢時的著作也作了注釋。在漢人的傳注中，以毛亨所寫，毛萇所傳的《毛詩故訓傳》和鄭玄的《毛詩箋》、《儀禮注》、《周禮注》、《禮記注》最重要。傳注中的訓詁材料相當豐富，其缺點是較為零碎。二是出現了幾部語言文字方面的重要專著。西漢時有《爾雅》和《方言》，柬漠時則有《說文解字》和《釋名》。漠代也是我國文字學正式建立的時代，它以許慎的《說文解字》為標誌。嚴格說來，對文字形體的研究不屬於語言學的範圍，但是，由於漢字的表意特徵，對聲音和意義的研究往往需要藉助於文字的形體，因而我國傳統語言學也包括文字學在內。至於我國傳統語言學中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音韻學，在漠代尚處於萌芽狀態，還未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張世祿先生說：“那時對於字音的考校，未曾脫離文字學訓詁學而獨立成為一種專門的研究，所以註明音讀時，只求能夠形容音韻和文字義訓間的關係罷了，並未曾對於字音本身，加以明確的分析。”不過，漠代人在發音分析方面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周祖謨說：“束漠之末，學者已精於審音。論發音之部位，則有橫口在舌之法。論韻之洪細，則有內言外言急言緩言之目。論韻之開合，則有膿口籠口之名。論韻尾之開閉，則有開唇合唇閉口之說。(橫口頻口開唇合唇並見劉熙《釋名》)論聲調之長短，則有長言短言之別(見公羊傳莊公二十八年何休注)。剖析毫釐，分別黍累，斯可謂通聲音之理奧，而能精研極詣者矣。”這為魏晉及其後音韻學的建立和興盛，奠定了基礎。許慎，字叔重，汝南郡召陵縣萬歲里(今河南省郾城縣)人，據清人考證，約生於公元58年，卒於147年，是當時著名的古文經學家。除《說文》外，許慎還有《五經異義》、《孝經古文說》、《淮南子注》等著作，這些著作現在都已亡佚，僅存《說文解字》流傳於世。許慎撰寫《說文》的目的，一方面在於探求文字的造字本源和結構，考究文字的形、音、義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正如他在《說文解字·後敘》中所說：“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另一方面則是要通過研究和整理文字，達到通經的目的，從而為當時的政治服務。他說：“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說文解字·敘》)在當時，對文字的解釋和使用都十分混亂，許慎認為這種混亂現象是不能容忍的，他說：“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邪辭，使天下學者疑。”(同上)這種混亂現象甚至影響到了法律的正確執行，他說：“廷尉說律，至以宇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同上)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固然是由於當時使用隸書已久，字形與古文字相比已有很大的變化，因此很不容易通過隸書的字形來探求字的本義。但是，更嚴重的卻是當時的今文經堅學家往往使用反科學的臆想方法，對經典的文字進行隨心所欲的解釋，把文字搞得來面目全非，很不利於經學的正常發展。《漢書，藝文志》說：“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艾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作為古文經學家的許慎，用其畢生的精力撰寫《說文》，就是要改變這種情況，以做到“理群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旨。”(《說文解字。敘》)二、《說文》在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地位《說文》主要是一部文字學方面的著作。關於《說文》的內容、體例以及它在文字學史上的價值，一般文字學方面的著作都已談到，因此我們這裹僅僅從語言學史的角度去闡述它的地位和價值。首先，《說文》的出現，標誌著我國文字學的正式建立，因此，《說文》是文字學上的開創性的著作，具有創學科的意義。在《說文》以前，也曾出現過一些文字學方面的著作，它們是：(1)《史籀篇》；(2)《倉頡篇》；(3)《爰歷篇》；(4)《博學篇》。《說文解字·敘》說，春秋戰國時期，“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愛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西漢時，把這三部字書合稱《三蒼》，也統稱《倉頡篇》。見於《漠書·藝文志》的字書還有下面四部：(5)《凡將篇》，司馬相如作；(6)《急就篇》，史游作；(7)《元尚篇》，李長作；(8)《訓纂篇》，揚雄作。以上八部字書，只有《急就篇》流傳至今。這些字書，與其說是字典之類的書籍，毋寧說是學童的識字課本，它們只是為《說文》的撰寫提供了一些文字材料，因此，只有《說文解字》才算得上是我國第一部完整的、內容豐富而自成體系的字典。《說文》是我國文字學、字典學的起點，許慎是我國文字學的創始人。在《說文》的直接影響下，曹魏張揖有《古今字詁》、晉呂忱作《字林》、梁顧野王撰《玉篇》、宋司馬光等人編《類篇》，其部首體例與《說文》相似。明梅膺祚的《字彙》、張自烈的《正字通》，清代的《康熙字典》，仍然採用《說文》的部首體例，只是有所歸併和省減而已。南唐徐鑽撰《說文解字系傳》，是一部研究《說文》的著作。清代是《說文》研究的鼎盛時期，出現了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駿聲四大家，自“乾嘉以來，關於《說文》之著作品，不下二三百種之多”(《說文詁林評語》引于右任語)，形成了專門研究《說文》的一門學科--《說文》學。其次，《說文》在訓詁學和辭彙學上也有重要的價值。由於《說文》分析每一個字的形體結構，造就使我們可以透過文字形體來考察字的本義，即造字時文字所代表的詞的意義。顏之推說：“大抵服其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玄注書往往引以為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顏氏家訓·書證》)尤其對於那些本義早已隱晦的字，通過《說文》，可以使我們清楚地理解它們。例如：“自，鼻也，象鼻形。”在古代典籍中找不到這一意義的例證，但在卜辭中有這一意義。“而，須也，象形。《周禮》‘作其鱗之而’。”“而”的本義在古書中極少使用，一般用的是假借義。對於古書中比較常用的字，我們也可以通過《說文》的解釋知道本義，然後通過本義了解引申義。這是以簡馭繁，徹底掌握詞義的一個重要方法。例如：向，北出牖也，從冖從口。《詩》曰：“塞向瑾戶。”習，數飛也，從羽白(自)聲。
從“向”的“北出牖”這一本義出發，便可以得到“朝向、對著”，“方向、趨向”，“歸向、敬仰”，“接近”這四個由本義引申出來的意義(據《辭源》，下同)。從“習”的“數飛”這一本義出發，可以很容易地掌握“複習、練習”，“學習”，“通曉、熟悉”，“慣常、習慣”，“親幸的人”，“重疊”，“因、相因”等七個引申意義。於此可見《說文》在訓詁學和辭彙學上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