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會背景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經過充分準備，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中央機關食堂，召開了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出席這次全會的有中央委員34人，候補中央委員19人。列席會議的11人。會議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組成的主席團主持。這是中國共產黨為建立新中國奠基的一次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會議。
毛澤東主持了開幕會議，並於1949年3月5日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27人在會上發了言。會議聽取並集中討論了毛澤東的報告，批准1945年6月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由中國共產黨發起的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批准毛澤東關於以八項條件作為與國民黨南京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的基礎的聲明，並根據毛澤東的報告通過了相應決議。
全會內容
會議確定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的各項方針。會議認為，今後解決國民黨殘餘軍隊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綏遠三種”。“天津方式”，即用戰鬥去消滅敵軍的方式；“北平方式”，即和平改編國民黨軍隊的方式；“綏遠方式”，即暫時維持原狀，以後再改編敵軍的方式。當前首先必須採取的還是“天津方式”，但後兩種方式也不能忽視，必須認真學會和平鬥爭的方式。會議認為，在進行軍事鬥爭的同時，還必須積極開展政治鬥爭，無論在軍事和政治鬥爭中，都應把原則的堅定性同策略的靈活性緊密結合起來。為了適應鬥爭的需要，必須培養大批革命幹部，要把人民解放軍看成培養幹部的學校，準備把210萬野戰軍全部地化為工作隊。
工作重心
全會著重討論了黨的工作重心的戰略轉移，即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的問題。根據毛澤東的報告，全會認為，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到如今，由於敵強我弱，黨的工作重心一直在鄉村。黨著重在鄉村聚集力量，在鄉村開展武裝鬥爭，發動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據地，為奪取城市作好準備。歷史已經證明這個方針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確的，並且是完全成功的。經過遼瀋、平津和淮海三大戰役後，敵我力量發生了根本變化，繼續採取適應了。黨的工作重心應該由鄉村轉向城市，實行由城市領導鄉村的工作方式。然而這不等於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而應當城鄉兼顧，使城市工作和農村工作、工人和農民、工業和農業緊密地結合起來。但是，黨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
會議還深入討論了如何實現黨的工作重心轉移的問題。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全會確定，黨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在領導城市工作時，黨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吸收大量工人入黨，團結其他勞動民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儘可能多的能夠同共產黨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統治集團、官僚資產階級作政治鬥爭、經濟鬥爭和文化鬥爭，並向帝國主義者作外交鬥爭。
會議明確指出，黨要立即開始著手各項建設事業，一步一步地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並將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生產作為中心任務。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須緊緊圍繞著生產建設這箇中心工作並為這箇中心工作服務。會議號召全黨同志必須用全力學習工業生產的技術和管理方法，學習和生產有密切聯繫的商業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 會議特別提醒全黨，只有將城市的生產建設工作恢復和發展起來了，將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了，並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我們的政權才能夠鞏固。否則，黨和人民就不能維持政權，就會站不住腳，就會失敗。
基本政策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另一項重要工作是確定黨在全國勝利後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全會指出，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後，我們要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為此，全會規定了黨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的方針政策。
在政治方面，會議分析了革命在全國勝利後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並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後，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由於這些基本矛盾的存在，會議強調要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要強化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制度。一方面，黨要認真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革命知識分子，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另一方面，黨要團結儘可能多的能夠和我們合作的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它們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派別，以便孤立反革命分子。同時，黨必須堅持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把黨外大多數民主人士看成自己的幹部，使他們在工作崗位上有職有權地工作。
經濟外交
在經濟方面，會議科學地分析了革命勝利後我國的社會經濟成分，認為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將是構成新中國經濟的幾種主要形式。對於這幾種經濟成分，黨的政策應確定為：第一，必須沒收官僚資本歸人民共和國所有，使這部分經濟成為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第二，對於占現代工業經濟第二位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必須採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這就是說，利用它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但必須限制它的消極方面，將其納入國家經濟政策和經濟計畫的軌道。第三，對於占國民經濟90%左右的農業和手工業經濟，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通過合作社的形式，向著集體化和現代化的方向發展。
在外交方面，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這些都是我們進入大城市的時候所必須首先採取的步驟。”毛澤東把它稱為“另起爐灶”。毛澤東又指出：“關於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承認問題，不但不應急於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後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於去解決。我們是願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只要它們一天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後來毛澤東把它比喻為“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
在新中國誕生的前夕，在黨的工作重心面臨由農村向城市轉變，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在全國取得勝利，中國共產黨即將成為執政黨的歷史性時刻，怎樣保證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永不變色，順利地適應工作重心的轉變，擔負好新的歷史重任，是擺在黨中央領導集體和全黨面前的重大課題。
為此，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強調要加強黨的思想建設，防止資產階級思想侵蝕黨的隊伍，有預見性地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彈”進攻的重大問題，並進一步提出了“兩個務必”的重要思想。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預見性地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彈”進攻的重大問題，強調要加強黨的思想建設，警惕居功自傲和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他指出，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
毛澤東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毛澤東還提出，我們要掌握好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迎接新的更加偉大的任務的到來。最後，全會還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作出禁止給黨的領導人祝壽和用黨的領導人的名字作地名等規定。
歷史意義
七屆二中全會首次提出加強黨的建設，提出“兩個務必”——務必使同志們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黨的建設是一個偉大工程。
在中國革命轉折關頭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這次會議描繪了新中國的宏偉藍圖，確定了新中國的大政方針，為促進和迎接全國勝利的到來，為推動和發展新中國的各項建設事業，保證中國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論上作了充分準備，具有巨大的指導作用。
七屆二中全會是解放戰爭時期中共召開的唯一的一次中央全會，會議做出的各項政策規定，不僅對迎接中國革命的勝利，而且對新中國的建設有重大作用。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它在革命的轉變關頭，為黨奪取全國勝利和建設新中國，作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準備。
會議報告原文
原文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引言：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舉行於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出席的有中央委員三十四人，候補中央委員十九人。這次會議是在中國人民革命全國勝利的前夜召開的，是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所作的報告，提出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說明了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下，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須以生產建設為中心；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後，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採取的基本政策，特別著重地分析了當時中國經濟各種成分的狀況和黨所必須採取的正確政策，指出了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毛澤東估計了中國人民民主革命勝利以後的國內外階級鬥爭的新形勢，及時地警告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將成為對於無產階級的主要危險。毛澤東的這個報告，和他在同年六月所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構成了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所通過的、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曾經起了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的政策基礎。黨的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報告，通過了相應的決議。在這次會議以後，中共中央就由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遷往北平。】
（毛澤東在西柏坡會議上發言，七屆二中全會會址）
一
遼瀋、淮海、平津三戰役⑴以後，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已被消滅。國民黨的作戰部隊僅僅剩下一百多萬人，分布在新疆到台灣的廣大的地區內和漫長的戰線上。今後解決這一百多萬國民黨軍隊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綏遠三種。用戰鬥去解決敵人，例如解決天津的敵人那樣，仍然是我們首先必須注意和必須準備的。人民解放軍的全體指揮員、戰鬥員，絕對不可以稍微鬆懈自己的戰鬥意志，任何鬆懈戰鬥意志的思想和輕敵的思想，都是錯誤的。按照北平方式解決問題的可能性是增加了，這就是迫使敵軍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徹底地按照人民解放軍的制度改編為人民解放軍。用這種方法解決問題，對於反革命遺蹟的迅速掃除和反革命政治影響的迅速肅清，比較用戰爭方法解決問題是要差一些的。但是，這種方法是在敵軍主力被消滅以後必然地要出現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是於我軍於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傷亡和破壞。因此，各野戰軍領導同志都應注意和學會這樣一種鬥爭方式。這是一種鬥爭方式，是一種不流血的鬥爭方式，並不是不用鬥爭可以解決問題的。綏遠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國民黨軍隊，讓它原封不動，或者大體上不動，就是說向這一部分軍隊作暫時的讓步，以利於爭取這部分軍隊在政治上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們集中力量首先解決國民黨殘餘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個相當的時間之後（例如在幾個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後），再去按照人民解放軍制度將這部分軍隊改編為人民解放軍⑵。這是又一種鬥爭方式。這種鬥爭方式對於反革命遺蹟和反革命的政治影響，較之北平方式將要保留得較多些，保留的時間也將較長些。但是這種反革命遺蹟和反革命政治影響，歸根到底要被肅清，這是毫無疑問的。決不可以認為反革命力量順從我們了，他們就成了革命黨了，他們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圖就不存在了。決不是這樣。他們中的許多人將被改造，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將被淘汰，某些堅決反革命分子將受到鎮壓。
二
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個戰鬥隊。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後，在國內沒有消滅階級和世界上存在著帝國主義制度的歷史時期內，我們的軍隊還是一個戰鬥隊。對於這一點不能有任何的誤解和動搖。人民解放軍又是一個工作隊，特別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綏遠方式解決問題的時候是這樣。隨著戰鬥的逐步地減少，工作隊的作用就增加了。有一種可能的情況，即在不要很久的時間之內，將要使人民解放軍全部地轉化為工作隊，這種情況我們必須估計到。現在準備隨軍南下的五萬三千個幹部，對於不久將要被我們占領的極其廣大的新地區來說，是很不夠用的，我們必須準備把二百一十萬野戰軍全部地化為工作隊。這樣，幹部就夠用了，廣大地區的工作就可以展開了。我們必須把二百一十萬野戰軍看成一個巨大的幹部學校。
三
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採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軍將是先占城市，後占鄉村。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和農業，緊密地聯繫起來。決不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如果這樣想，那是完全錯誤的。但是黨和軍隊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必須學會在城市中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資產階級作政治鬥爭、經濟鬥爭和文化鬥爭，並向帝國主義者作外交鬥爭。既要學會同他們作公開的鬥爭，又要學會同他們作蔭蔽的鬥爭。如果我們不去注意這些問題，不去學會同這些人作這些鬥爭，並在鬥爭中取得勝利，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失敗。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
四
在城市鬥爭中，我們依靠誰呢？有些糊塗的同志認為不是依靠工人階級，而是依靠貧民民眾。有些更糊塗的同志認為是依靠資產階級。在發展工業的方向上，有些糊塗的同志認為主要地不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而是幫助私營企業的發展；或者反過來，認為只要注意國營企業就夠了，私營企業是無足輕重的了。我們必須批判這些糊塗思想。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民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儘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使他們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作堅決的鬥爭，一步一步地去戰勝這些敵人。同時即開始著手我們的建設事業，一步一步地學會管理城市，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生產事業。關於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問題，必須確定：第一是國營工業的生產，第二是私營工業的生產，第三是手工業生產。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務須避免盲目地亂抓亂碰，把中心任務忘記了，以至於占領一個城市好幾個月，生產建設的工作還沒有上軌道，甚至許多工業陷於停頓狀態，引起工人失業，工人生活降低，不滿意共產黨。這種狀態是完全不能容許的。為了這一點，我們的同志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習生產的技術和管理生產的方法，必須去學習同生產有密切聯繫的商業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將城市的生產恢復起來和發展起來了，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了，人民政權才能鞏固起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黨的組織工作，政權機關的工作，工會的工作，其他各種民眾團體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肅反工作，通訊社報紙廣播電台的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並為這箇中心工作服務的。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儘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並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
五
南方和北方的情況是不同的，黨的工作任務也就必須有所區別。南方現時還是被國民黨統治的區域。在這裡，黨和人民解放軍的任務是在城市和鄉村中消滅國民黨的反動武裝力量，建立黨的組織，建立政權，發動民眾，建立工會、農會和其他民眾團體，建立人民武裝力量，肅清國民黨殘餘勢力，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在鄉村中，則是首先有步驟地展開清剿土匪和反對惡霸即地主階級當權派的鬥爭，完成減租減息的準備工作，以便在人民解放軍到達那個地區大約一年或者兩年以後，就能實現減租減息的任務，造成分配土地的先決條件；同時必須注意儘可能地維持農業生產的現有水平不使降低。北方則除少數新解放區以外，是完全另外一種情況。在這裡，已經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建立了人民的統治，並且根本上解決了土地問題。黨在這裡的中心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這是一切工作的重點所在。同時必須恢復和發展文化教育事業，肅清殘餘的反動力量，鞏固整個北方，支援人民解放軍。
六
我們已經進行了廣泛的經濟建設工作，黨的經濟政策已經在實際工作中實施，並且收到了顯著的成效。但是，在為什麼應當採取這樣的經濟政策而不應當採取別樣的經濟政策這個問題上，在理論和原則性的問題上，黨內是存在著許多糊塗思想的。這個問題應當怎樣來回答呢？我們認為應當這樣地來回答。中國的工業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全國範圍來說，在抗日戰爭以前，大約是現代性的工業占百分之十左右，農業和手工業占百分之九十左右。這是帝國主義制度和封建制度壓迫中國的結果，這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性質在經濟上的表現，這也是在中國革命的時期內和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從這一點出發，產生了我黨一系列的戰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的進一步的明確的認識和解決，是我黨當前的重要任務。這就是說：
第一，中國已經有大約百分之十左右的現代性的工業經濟，這是進步的，這是和古代不同的。由於這一點，中國已經有了新的階級和新的政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政黨和資產階級政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由於受到幾重敵人的壓迫，得到了鍛鍊，具有了領導中國人民革命的資格。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就要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第二，中國還有大約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這是落後的，這是和古代沒有多大區別的，我們還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經濟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現在被我們廢除了，或者即將被廢除，在這點上，我們已經或者即將區別於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將取得使我們的農業和手工業逐步地向著現代化發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的農業和手工業，就其基本形態說來，還是和還將是分散的和個體的，即是說，同古代近似的。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就要犯“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第三，中國的現代性工業的產值雖然還只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卻極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資本是集中在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手裡。沒收這些資本歸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國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使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這一部分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不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就要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第四，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工業，占了現代性工業中的第二位，它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由於受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鬥爭中常常採取參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場。由於這些，並由於中國經濟現在還處在落後狀態，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儘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在這個時期內，一切不是於國民經濟有害而是於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經濟上必要的。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泛濫的。它將從幾個方面被限制――在活動範圍方面，在稅收政策方面，在市場價格方面，在勞動條件方面。我們要從各方面，按照各地、各業和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對於資本主義採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孫中山的節制資本的口號，我們依然必須用和用得著。但是為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為了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現在和將來的利益，決不可以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須容許它們在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計畫的軌道內有存在和發展的餘地。對於私人資本主義採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資產階級在各種程度和各種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別是私人企業中的大企業主，即大資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如果認為我們現在不要限制資本主義，認為可以拋棄“節制資本”的口號，這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但是反過來，如果認為應當對私人資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認為簡直可以很快地消滅私人資本，這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左”傾機會主義或冒險主義的觀點。
第五，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必須組織生產的、消費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縣、區的合作社的領導機關。這種合作社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在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管理之下的勞動人民民眾的集體經濟組織。中國人民的文化落後和沒有合作社傳統，可能使得我們遇到困難；但是可以組織，必須組織，必須推廣和發展。單有國營經濟而沒有合作社經濟，我們就不可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地走向集體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就不可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權。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也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加上私人資本主義，加上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分，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
第六，人民共和國的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沒有對外貿易的統制政策是不可能的。從中國境內肅清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的統治（這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者的集中表現），還沒有解決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問題，只有待經濟上獲得了廣大的發展，由落後的農業國變成了先進的工業國，才算最後地解決了這個問題。而欲達此目的，沒有對外貿易的統制是不可能的。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並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後，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因為這樣，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在人民民主革命勝利以後，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須強化。對內的節制資本和對外的統制貿易，是這個國家在經濟鬥爭中的兩個基本政策。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就將要犯絕大的錯誤。
第七，中國的經濟遺產是落後的，但是中國人民是勇敢而勤勞的，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和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加上世界各國工人階級的援助，其中主要地是蘇聯的援助，中國經濟建設的速度將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當地快的，中國的興盛是可以計日程功的。對於中國經濟復興的悲觀論點，沒有任何的根據。
七
舊中國是一個被帝國主義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國家。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徹底的反帝國主義的性質，使得帝國主義者極為仇視這個革命，竭盡全力地幫助國民黨。這就更加激起了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者的深刻的憤怒，並使帝國主義者喪失了自己在中國人民中的最後一點威信。同時，整個帝國主義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是大大地削弱了，以蘇聯為首的世界反帝國主義陣線的力量是空前地增長了。所有這些情形，使得我們可以採取和應當採取有步驟地徹底地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的方針。帝國主義者的這種控制權，表現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在國民黨軍隊被消滅、國民黨政府被打倒的每一個城市和每一個地方，帝國主義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權即隨之被打倒，他們在經濟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權也被打倒。但帝國主義者直接經營的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依然存在，被國民黨承認的外交人員和新聞記者依然存在。對於這些，我們必須分別先後緩急，給以正當的解決。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這些都是我們進入大城市的時候所必須首先採取的步驟。在做了這些以後，中國人民就在帝國主義面前站立起來了。剩下的帝國主義的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可以讓它們暫時存在，由我們加以監督和管制，以待我們在全國勝利以後再去解決。對於普通外僑，則保護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關於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承認問題，不但現在不應急於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後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於去解決。我們是願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只要一天它們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關於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並且現在已經開始做，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競爭。我們必須儘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
八
召集政治協商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一切條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們方面。上海和長江流域的資產階級，正在同我們拉關係。南北通航通郵業已開始。陷於四分五裂的國民黨，已經脫離了一切民眾。我們正在準備和南京反動政府進行談判⑶。南京反動政府方面在這個談判中的推動力量是桂系軍閥，國民黨主和派和上海資產階級。他們的目的是使聯合政府中有他們一份，儘可能地保存較多的軍隊，保存上海和南方資產階級的利益，力求使革命帶上溫和的色彩。這一派人承認以我們的八條⑷為談判基礎，但是希望討價還價，使他們的損失不要太大。企圖破壞這一談判的是蔣介石及其死黨。蔣介石還有六十個師位於江南一帶，他們仍在準備作戰。我們的方針是不拒絕談判，要求對方完全承認八條，不許討價還價。其交換條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國民黨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編他們的軍隊；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員允許其加入政治協商會議和聯合政府；對上海和南方資產階級的某些利益允許給以保護。這個談判是全面性的，如能成功，對於我們向南方進軍和占領南方各大城市將要減少許多阻礙，是有很大利益的。不能成功，則待進軍以後各個地進行地方性的談判。談判的時間擬在三月下旬。我們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領南京，然後在北平召集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並定都北平。我們既然允許談判，就要準備在談判成功以後許多麻煩事情的到來，就要準備一副清醒的頭腦去對付對方採用孫行者鑽進鐵扇公主肚子裡興妖作怪⑸的政策。只要我們精神上有了充分的準備，我們就可以戰勝任何興妖作怪的孫行者。不論是全面的和平談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談判，我們都應當這樣去準備。我們不應當怕麻煩、圖清靜而不去接受這些談判，我們也不應當糊裡糊塗地去接受這些談判。我們的原則性必須是堅定的，我們也要有為了實現原則性的一切許可的和必需的靈活性。
九
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要求我們黨去認真地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這些是這個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沒有這種團結，這個專政就不能鞏固。同時也要求我們黨去團結儘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它們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派別，以便在革命時期使反革命勢力陷於孤立，徹底地打倒國內的反革命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在革命勝利以後，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因為這樣，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我們必須把黨外大多數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幹部一樣，同他們誠懇地坦白地商量和解決那些必須商量和解決的問題，給他們工作做，使他們在工作崗位上有職有權，使他們在工作上做出成績來。從團吉他們出發，對他們的錯誤和缺點進行認真的和適當的批評或鬥爭，達到團吉他們的目的。對他們的錯誤或缺點採取遷就態度，是不對的。對他們採取關門態度或敷衍態度，也是不對的。每一個大城市和每一個中等城市，每一個戰略性區域和每一個省，都應當培養一批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有威信的黨外民主人士。我們黨內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關門主義作風所養成的對待黨外民主人士的不正確態度，在抗日時期並沒有完全克服，在一九四七年各根據地土地改革高潮時期又曾出現過。這種態度只會使我黨陷於孤立，使人民民主專政不能鞏固，使敵人獲得同盟者。現在中國第一次在我黨領導之下的政治協商會議即將召開，民主聯合政府即將成立，革命即將在全國勝利，全黨對於這個問題必須有認真的檢討和正確的認識，必須反對右的遷就主義和“左”的關門主義或敷衍主義兩種傾向，而採取完全正確的態度。
十
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這個勝利將衝破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具有偉大的國際意義。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資產階級懷疑我們的建設能力。帝國主義者估計我們終久會要向他們討乞才能活下去。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後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後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中國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國主義者討乞也能活下去，而且還將活得比帝國主義國家要好些。
注釋
〔1〕見本卷《關於遼瀋戰役的作戰方針》注〔1〕、《關於淮海戰役的作戰方針》注〔1〕、《關於平津戰役的作戰方針》注〔1〕。
〔2〕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國民黨綏遠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兵團司令官孫蘭峰等率部四萬餘人起義。起義部隊自一九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起，在人民解放軍綏遠軍區領導之下進行整編，至四月十日改編成為人民解放軍。
〔3〕關於和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舉行和平談判事宜，中共中央於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決定：“（一）談判開始時間：四月一日。（二）談判地點：北平。（三）派周恩來、林伯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為代表（四月一日中共中央決定加派聶榮臻為代表），周恩來為首席代表，與南京方面的代表團舉行談判，按照一月十四日毛澤東主席對時局的聲明及其所提八項條件以為雙方談判的基礎。（四）將上列各項經廣播電台即日通知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按照上述時間地點，派遣其代表團，攜帶為八項條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以利舉行談判。”
〔4〕見本卷《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關於時局的聲明》。
〔5〕孫行者鑽進鐵扇公主的肚子裡從而戰敗鐵扇公主的故事，見明朝吳承恩著的神話小說《西遊記》第五十九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