術語簡介
總的來說，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很多，最主要的有以下三個特點：
1、“天地者，生之本也”的農耕型文化特點。
千百年來，人們生長作息於“黃土地”，把土地當作自己的命根子，在一代代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悠悠歲月中，炎黃子孫養成了一種踏實誠懇敦厚篤實的性格。土地觀念是農耕型文化的核心，因此，在我國古代每個村社都有土地廟，都要敬奉土地神，皇帝每年都要到天壇、地壇祭拜天地，象徵性地躬耕，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農業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規律，要求人們事事腳踏實地，不違農時，循序漸進，卻忌好高騖遠，脫離實際，拔苗助長是不行的。所以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實用文化的特色。如在科技方面，最突出的是兵、農、醫、藝四大實用文化；在人文方面，重視倫常日用，而不企求來世與天國；在思維方式方面，強調“經世致用”、“實事求是”精神。
農耕型文化把人際關係以及人與自然關係的和諧作為理想目標。孔子高弟有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庸》說：“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在民族關係上，我們的祖先歷來推崇文治教化，主張：“協和萬邦”，形成了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的傳統。小農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市場需要而是為了自給自足。為了保證這種簡單再生產的順利進行，需要的是社會秩序的穩定。因此，強調個人必須服從社會、群體的利益，否定個體的獨立意識，將個人融化於群體之中。
農業社會靠天吃飯，在天人關係上，不強調其對立的一面，而強調其同一的一面。所謂“天人合一”，就是要協調人與自然的關係。
小農生產所追求的是滿足自身需要的使用價值，而不是經商贏利的交換價值。因此，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平均”思想。儒家講“不患貧而患不均”，墨家講“兼相愛”、“交相利”，都符合小農的“平均”思想。另外，小農生產規模小、狹，生產過程簡單，生產秩序穩定，因而人們常常處於自我滿足的狀態，缺乏開拓精神與競爭意識。
2、“先祖者，類之本也”為血緣紐帶的倫理型特點。
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社會都是在血緣親族的基礎上形成的。敬祖孝親、承宗接代、綿延世澤的“孝道”，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禮治秩序的核心觀念。
夏、商、周的宗法制度是從氏族社會的血緣關係脫胎而來的。周王自稱天子，即上天的兒子。他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又是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長子繼承，嫡長子的兄弟們則受封為諸侯或卿大夫。宗法制度不僅適用於同姓貴族，也適用於周朝分封的異姓貴族。同姓貴族之間是兄弟叔伯的關係，異姓貴族之間為甥舅親戚關係。無論是同姓貴族或異姓貴族，都用血緣紐帶聯結起來，成為一鋪堅韌的巨網。
孔子如此重視孝道，主要是要運用血緣紐帶來維護傳統社會的禮治秩序。漢武帝時，董仲舒根據他的“陰卑陽尊”的神學理論，提出了“三綱”說：“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陽居主導地位，陰居從屬地位。因此，君臣、父子、夫婦都成了統治與服從的關係。“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這樣一來，就把“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統治與服從的關係說成是上天的安排，是神聖不可侵犯和永遠不可改變的了。
“三綱”是一種“身份取向”，“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是用以調適在“身份取向”條件下各種人際關係的永恆道德規範。從總體上說，“三綱五常”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學說和“禮治”思想的發展。後人因而統稱之為“綱常名教”。它實質上是中國傳統社會禮治秩序的總綱。
中國封建社會的人際關係被概括在兩個“五倫”的公式中：
Ⅰ天、地、君、親、師 Ⅱ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
前者是五倫的本位，後者是五倫在人際關係上的推廣。《三國演義》中的劉備、關羽、張飛是政治關係，君臣關係，為什麼要桃國三結義，成為拜把兄弟？因為只有建立這樣一種親族兄弟關係，才能找到一種比他們那種政治關係更可靠的紐帶。
在封建時代，中國有兩個最高的價值準則，一個叫忠，一個叫孝，忠是政治概念，自願的服從和追隨就叫忠。孝又叫肖，即效仿，子女追隨服從父母就叫孝。忠孝的觀念，在今天仍然存在，只是在形式上有些變化。例如，我們常用“聽話”這個詞，評價一個好下屬，一個好孩子。聽話是什麼意思，當它作為一個政治價值時，無非就是“忠”，當它用來評價小孩子時，無非就是“孝”。
3、“君師者，治之本也”的君師合一的內聖外王型文化特點。
中國封建社會裡，政治權力的最高代表是君王，倫理權威的最高代表是聖人。君師合一，就是政治與倫理合一。儒家講求的內聖外王之道是君師合一的理論體系，也就是“倫理——政治”型文化範式的基本架構。
孔子的“禮”屬於外部制約，“仁”屬於內心的自覺。“禮”講的是客觀的社會規範，“仁”講的是主觀倫理修養，後者即所謂“仁”學，或“內聖”之學；前者即所謂“禮”學，或“外王”之學。在孔子那裡，兩者是渾然一體的。
孟子講的性善論、養氣論、仁政論等，都是把重點擺在個人修養上，即擺在“內聖”上。《大學》則強調以個人修養為出發點，全面闡發了修齊治平的“內聖外王”之道。到了宋朝，程朱理學以“內”為本，以“外”為末，進一步發展了這種“內聖”路線。這樣，在價值取向上，就特別重視道德的培養。它的積極的一面是尊德性，重氣節，鼓舞人們自覺地維護民族利益和社會正義，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直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在這種倫理型文化哺育下的知識分子和人民大眾中，曾經湧現出無數英雄人物，他們在與內外黑暗勢力的搏鬥中，一往無前，堅忍不拔，在國家存亡絕續的歷史關頭，表現為凜然正氣。如，齊有太史簡，晉有董狐筆，秦有張良椎，漢有蘇武節，蜀有出師表，宋有岳飛魂，晉有渡江楫，南宋有狀元宰相文天祥的《正氣歌》等，他們在中國傳統文化孕育出的文化氣質與道德情操，永遠激勵著後世的仁人志士。但是，這種倫理型文化也有其消極的一面，就是片面強調道德的培育，而忽視知識的研討與功利的追求。這種文化觀念發展的結果，在知識分子中蔚為空談心性，輕視實踐的風氣。一味向內心尋覓“天理”、“良知”，而無心於向外探索，終至堵塞了追求知識，發展科學，改造世界的道路。
儒學到漢代定於一尊以後，已具有準宗教的性質，君師合一，實際上起著政教合一的作用。一方面，皇帝被稱為天子，代表上帝。另一方面，皇帝又獨尊儒術，禮拜孔聖人。君師相依相護，有利於封建國家的安定。中國的儒學提倡賢人作風，缺乏智者氣度，跳不出“內聖外王”的窠臼，因而妨礙了科學思維的發展，阻滯了向近現代文化的轉型的過程，其內向性、封閉性的消極作用，未可低估。這種消極作用，也表現在建築文化上。如中國傳統住房的特點是構建一個四合院，採用封閉式的環形結構，從形制上體現了這個家族的排他性。用高厚的圍牆，把住宅與外界屏隔開來。舊式四合院的中心建築是堂屋，這個最大最好的堂屋，通常不住人，而是作為整個家族權力的象徵，中間供奉祖宗牌位，並且是家族會議的議事所。堂屋周圍的側房和廂房，才是住人的房間，輩份較高者住在右側（古人尚右），輩份較低者住在左側，四合院把這個家族作為一個獨立的血緣單位、經濟單位於外部社會隔離開來。北京的故宮儘管是皇宮，在形制和功能上實際恰也是一個富麗堂皇的大型四合院。中國古代的城市是四方城。長城也是一種空間上擴大的四合院，古人建長城的目的，不僅是為了防禦外族，也是為了隔斷華夏與外族的關係。所以在中國，家是四合院，城是四方城，國則有長城。杭州的胡雪岩故居也典型地體現了這一點。這裡有一個很令人深思的歷史問題，至今未被歷史學家注意。
以上從“農耕文化、血緣紐帶、君師合一”三個方面揭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社會基礎、價值取向及其特殊品質，其中，天地是農業經濟之本，宗親是血緣關係之本，“君師合一”是倫理政治之本。
中華文化本身是多元文化長期融匯而形成為一體的。它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對於我們民族的團結和國家的統一具有堅韌的凝聚作用。它的多元融匯進程對於我們接納和消化異質文化也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這些優良傳統值得我們格外珍惜。但另一方面，以儒學為中心的倫理型文化具有向內追求和自我封閉的傾向，其消極面至今還造成我們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心理障礙，對此又不可不加以批判和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