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世界史中的東亞海域》，2011年12月由中華書局出版。該書是“復旦文史專刊”第四種，收錄了2009年6月文史研究院與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合辦的同名學術研討會的13篇會議論文與會場討論記錄，及葛兆光教授的序言。歷史研究以時間為序，也以空間為界。過去的歷史著作常常以“世界”或“國家”為名。世界史（world history）無所不包，論述空間的邊界仿佛不是問題，但近來也有學者提出，看似全面的“世界史”，其實，常常是有圓心（撰寫者位置和立場）、“遠近”（距離撰寫者圓心遠近決定不同詳略）、“邊緣”（重點論述與一般概述）的，如果沒有輕重詳略，便只是各個國家歷史的集合，所以，還不如強調聯繫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而國別史（history of state）以國界為界，看起來似乎沒有問題，但是，由於國家“領土”在歷史中也常常移動不居，很多現代民族國家的邊界只是晚近才逐漸確定的，因而“歷史”並不乖乖地拘守在現在的“國家”（領土）內，即使“政治權力”常常與“國家版圖”重疊，但文化、宗教、經濟卻常常越出國界，這使得國別史的寫作遇到困難。
就是在這一學術史背景下，歷史學家試圖重新尋找一些描述歷史的空間。在這方面，我們要承認年鑑學派史家布羅代爾（一譯布勞岱，Fernand Braudel，1902-1985）的影響，他的《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討論的是十六世紀地中海周邊諸國尤其是土耳其和西班牙的歷史，他以“地中海”為空間，描述了一個在種族、宗教、政治衝突與融合上異常複雜的區域歷史，這部名著給歷史學界的啟發之一就是，以海路交通作為紐帶，把環東海周邊作為彼此有關聯的網路，是否也可以形成一個新的“歷史世界”？
這便是羽田正教授建議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和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合作召開一次“世界史中的東亞海域”學術討論會的由來。我想，羽田正教授正是因為世界史研究的興趣，和對重寫區域史的思考，提出這一研究構想和會議主題的。我當然同意對這一構想和主題進行討論，儘管我和羽田正教授的學術背景、思考方向和關注重心不一樣，但是，我們都覺得這種差異恰恰可以呈現討論的意義，相反彼此相同反而淡化了交流的價值。有趣的是，在這次會議中，我們就清楚地看到彼此的差異。日本學者顯然深受法國年鑑學派的影響，像岡元司教授討論環境，吉尾寬教授討論季風、海流、航路，中島樂章教授、向正樹教授討論貿易，藤田明良教授討論居住、移民和產業，顯然來自布羅代爾的啟發，布羅代爾《地中海》一書第一部分就是描述原地中海沿岸的自然環境，第二部分就是討論地中海沿岸的經濟和社會。而中國學者則不同，在這一會議上，他們更多討論的是東亞的文化和政治（張翔、陳波）、諸國之間的相互認識（朱莉麗）、以及社會與風俗（王振忠）。在這些微妙區別中，或許可以看出中日學術世界的不同。當然，可能更要提到的不同，是對於區域史和國別史的認知差異。一般來說，日本學者比較接受區域史研究的新趨向，這也許和他們兼涉亞洲的東洋史傳統有關，而中國學者卻比較恪守國別史的傳統，這也許和中國史本身的自足性有關。我們很有興趣進一步探討，究竟這種學術取向的差異背後，深層原因是什麼？當然這裡不能簡單評說，更不能輕易下什麼結論。但很讓人高興的是，在這次會議上，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願意接受歧見，而且也樂意彼此溝通，儘管是否真正能夠完全相互理解，也許尚需時日，不過，溝通就是理解的開端。（摘自書序）
作品目錄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世界史中的東亞海域》，2011年12月由中華書局出版。該書是“復旦文史專刊”第四種，收錄了2009年6月文史研究院與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合辦的同名學術研討會的13篇會議論文與會場討論記錄，及葛兆光教授的序言。歷史研究以時間為序，也以空間為界。過去的歷史著作常常以“世界”或“國家”為名。世界史（world history）無所不包，論述空間的邊界仿佛不是問題，但近來也有學者提出，看似全面的“世界史”，其實，常常是有圓心（撰寫者位置和立場）、“遠近”（距離撰寫者圓心遠近決定不同詳略）、“邊緣”（重點論述與一般概述）的，如果沒有輕重詳略，便只是各個國家歷史的集合，所以，還不如強調聯繫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而國別史（history of state）以國界為界，看起來似乎沒有問題，但是，由於國家“領土”在歷史中也常常移動不居，很多現代民族國家的邊界只是晚近才逐漸確定的，因而“歷史”並不乖乖地拘守在現在的“國家”（領土）內，即使“政治權力”常常與“國家版圖”重疊，但文化、宗教、經濟卻常常越出國界，這使得國別史的寫作遇到困難。
就是在這一學術史背景下，歷史學家試圖重新尋找一些描述歷史的空間。在這方面，我們要承認年鑑學派史家布羅代爾（一譯布勞岱，Fernand Braudel，1902-1985）的影響，他的《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討論的是十六世紀地中海周邊諸國尤其是土耳其和西班牙的歷史，他以“地中海”為空間，描述了一個在種族、宗教、政治衝突與融合上異常複雜的區域歷史，這部名著給歷史學界的啟發之一就是，以海路交通作為紐帶，把環東海周邊作為彼此有關聯的網路，是否也可以形成一個新的“歷史世界”？
這便是羽田正教授建議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和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合作召開一次“世界史中的東亞海域”學術討論會的由來。我想，羽田正教授正是因為世界史研究的興趣，和對重寫區域史的思考，提出這一研究構想和會議主題的。我當然同意對這一構想和主題進行討論，儘管我和羽田正教授的學術背景、思考方向和關注重心不一樣，但是，我們都覺得這種差異恰恰可以呈現討論的意義，相反彼此相同反而淡化了交流的價值。有趣的是，在這次會議中，我們就清楚地看到彼此的差異。日本學者顯然深受法國年鑑學派的影響，像岡元司教授討論環境，吉尾寬教授討論季風、海流、航路，中島樂章教授、向正樹教授討論貿易，藤田明良教授討論居住、移民和產業，顯然來自布羅代爾的啟發，布羅代爾《地中海》一書第一部分就是描述原地中海沿岸的自然環境，第二部分就是討論地中海沿岸的經濟和社會。而中國學者則不同，在這一會議上，他們更多討論的是東亞的文化和政治（張翔、陳波）、諸國之間的相互認識（朱莉麗）、以及社會與風俗（王振忠）。在這些微妙區別中，或許可以看出中日學術世界的不同。當然，可能更要提到的不同，是對於區域史和國別史的認知差異。一般來說，日本學者比較接受區域史研究的新趨向，這也許和他們兼涉亞洲的東洋史傳統有關，而中國學者卻比較恪守國別史的傳統，這也許和中國史本身的自足性有關。我們很有興趣進一步探討，究竟這種學術取向的差異背後，深層原因是什麼？當然這裡不能簡單評說，更不能輕易下什麼結論。但很讓人高興的是，在這次會議上，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都願意接受歧見，而且也樂意彼此溝通，儘管是否真正能夠完全相互理解，也許尚需時日，不過，溝通就是理解的開端。（摘自書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