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上海文藝出版社三十年
不久前一位在上海文藝出版社主持工作的朋友來看我。他知道我有病，坐下就說明來意：希望我為出版社成立三十年講幾句話。我道歉說，我行動不便，少出門，不能到會祝賀。他便說你寫三五百字鼓勵鼓勵吧。交談起來我才想起文藝出版社最初還是由幾家小出版社合併起來組成的，那些小出版社中有兩家同我有關係，那就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有一個時期我還是這兩家出版社的總編輯（我為平明出版社工作的時間短，還不到兩年），雖然沒有拿過工資、印過“名片”，但實際上我卻做了十幾年編輯和校對的工作，所以朋友
一提到這件事，我就明白他的意思：這裡面也有你十幾年的甘苦和心血，你總得講兩句。
他的話像頭一樣打中了我的要害，我本來決定不寫什麼，但是想到了自己過去的工作就有點坐立不安，不能沉默下去了。那么想到什麼就寫點什麼吧。
我想先從自己談起。現在再沒有人“勒令”我寫“思想匯報”和“檢查交代”了。可是每次回憶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我總想寫一點“檢討”之類的東西。倘使拿我要求別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我每樣工作都做得很不夠。我當初搞出版工作，也是如此。我沒有計畫，更沒有所謂雄心壯志。朋友們試辦出版社，約我參加工作，我認為自己可以做點事情，就答應下來。那時文藝書銷路差，翻譯小說更少人看，一本書的印數很少，不過一兩千冊，花不了多少成本。朋友們積了一筆錢，雖然不多，但幾本書的印刷費總夠支付，其餘的則靠個人的義務勞動，出版社就這樣地辦了起來。從幾本書到幾十本書，幾百本書，出版社遭遇了大大小小的災難，一位有才華的散文家甚至為它遭到日本憲兵隊的毒手，獻出了生命。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寫稿、看稿、編輯、校對，甚至補書，不是為了報酬，是因為人活著需要多做工作，需要發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終保持著這樣一個信念：生命的意義在於付出、在於給與，而不是在於接受，也不是在於爭取。所以做補書的工作我也感到樂趣，能夠拿幾本新出的書送給朋友，獻給讀者，我認為是莫大的快樂。
但是這樣的解釋並不能掩蓋我工作的缺點。我當時年輕膽大，把任何工作都看得十分簡單，對編輯、出版的事也是這樣看待。不用構想，不用考慮，拿到什麼稿子就出什麼書。不管會與不會，只要有工作就做。當時做事情勁頭大，印一本書好像並不費事。我還記得為了改正《草原故事》（高爾基原著）中的錯字，我到華文印刷所去找排字工人求他當場改好。那個年輕工人因為下班後同女朋友有約會，顯得很不耐煩，但是我纏住他不放，又講了不少好話，終於達到了目的。
我這一生髮排過不少的書稿，我自己的譯著大部分都是我批了格式後發排的。我做這個工作從來粗心草率。抗戰初期我看見茅盾同志批改過的稿件，才感到做一個責任編輯應當付出更多的精力和心血。近幾年偶爾見到別人發排的書稿，我不禁大吃一驚，那樣整齊，那樣清楚，那樣乾淨！我見過一些西方作家的手稿，有人甚至把校樣也改得一塌糊塗，我自己也有過這樣的事情。我慚愧地想：倘使我晚生幾十年，不但搞不了編輯的工作，恐怕連作家也當不成。我見過不少魯迅、茅盾的手稿，它們都是優美的藝術品。而我的手稿，甚至今天寄出去的手稿，還是歪歪斜斜，字字出格，連小學生的課卷也比不上。我承認作為十全十美的作家我太不夠資格，不僅拿出手稿展覽我感到臉紅，遇到有人找上門來要求題字，我更感到痛悔，悔恨當初不曾練就一筆好字，沒有想到自己有一天會變成“社會名流”。
話題扯得太遠了，還是簡單化好些。工作做得仔細，稿子抄得工整，有什麼不好？！不過從著作人的立場看來，出版一本書花費的時間似乎長了一些。一本不到十萬字的書稿，我送到一家大出版社快一年半了，還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可以跟讀者見面。這些年同某些出版社打交道，我有一種不應有的感覺：對方好像是衙門。在這方面我有敏感，總覺得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出現了出版官。前些時候一個在出版社工作的親戚告訴我，有人誇獎他們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他似乎欣賞這種說法，我就半開玩笑地說：“你不要做出版官啊！”我念念不忘“出版官”，這說明我和某些出版社的關係中，有什麼使我感到不平等的因素。
我過去搞出版工作，編叢書，就依靠兩種人：作者和讀者。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讀者不買我編的書，我就無法編下去。我並不怕失業，因為這是義務勞動。不過能不能把一項工作做好，有關一個人的信用。我生活在“個人奮鬥”的時代，不能不無休止地奮鬥，而搞好和作家和讀者的關係也就是我的奮鬥的項目之一，因此我常常開玩笑說：“作家和讀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口裡這么說，心裡也這么想，工作的時候我一直記住這兩種人。儘管我所服務的那個出版社並不能提供優厚的條件，可是我仍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不少有成就的作家送來他們的手稿，新出現的青年作家也讓我編選他們的作品。我從未感到缺稿的恐慌。
那個時候出版社少有人關心。即使是成名的作家，也找不到按月領工資的機會。儘管在學識上，在能力上我都有缺點，但是我有一種不錯的想法：編者和作者站在平等的地位；編輯同作家應當成為密切合作的朋友。我不能說我已經辦到了。但是我經常意識到我和作家們走向同一個目標。我們工作，只是為了替我們國家、我們民族作一點文化積累的事情。這不是自我吹噓，十幾年中間經過我的手送到印刷局去的幾百種書稿中，至少有一部分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我國人民的生活。它們作為一個時代的記錄，作為一個民族發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奮鬥的文獻，是要存在下去的，是誰也抹煞不了的。這說明即使像我這樣不夠格的編輯，只要去掉私心，也可以做出好事。那么即使終生默默無聞，堅守著編輯的崗位認真地工作，有一天也會看到個人生命的開花結果。我並不因為自己在這方面花費了不少時間感到後悔，我覺得慚愧的倒是我不曾把工作做好，我負責編輯、看過校樣的書稿印出來後錯字不少，越是後期出的書，錯字越多。對作者和對讀者我都感到歉意。
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回過頭去，倘使能夠從頭再走一遍幾十年的生活道路，我也願意，而且一定要認真地、踏實地舉步向前。幾十年的經驗使我懂得多想到別人，少想到自己，便可以少犯錯誤。我本來可以做一個較好的編輯，但是現在已經遲了。
然而我對文藝編輯出版的工作還是有感情的。我羨慕今天還在這個崗位上勤奮工作的同志，他們生活在新的時代，他們有很好的工作條件，他們有機會接近作者和讀者，他們編輯出版的書受到廣泛的歡迎，一版就是幾萬、幾十萬冊。寒風吹得木屋顫搖、在一盞煤油燈下看校樣的日子永遠不會再來了！丟掉全部書物倉皇逃命的日子永遠不會再來了！他們不可能懂得我過去的甘苦，也不需要懂得我過去的甘苦。我那個時代早已結束了。
現在是高速度的時代。三十年不過一瞬間。一家出版社度過三十年並不難，只是在一切都在飛奔的時代中再要順利地度過三十年就不太容易了。現在不是多聽好話的時候。“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振興中華”的兩面大旗在我們頭上迎風飄揚。但是真正鼓舞人們奮勇前進的並不是標語口號，而是充實的、具體的內容。沒有過去的文化積累，沒有新的文化積累，沒有出色的學術著作，沒有優秀的文藝作品，所謂精神文明只是一句空話。要提供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相適應的充實的內容，出版工作者也有一部分的責任。我相信他們今後會滿足人民民眾更大的希望和更高的要求。
慶祝三十歲生日，總結三十年的工作經驗，不用說是為了增加信心，做好工作。我寫不出賀詞，只好借用去年七月中說過的話表示自己的心情：
對編輯同志，對那些默默無聞、辛勤工作的人，除了表示極大的敬意外，我沒有別的話可說了。
作者簡介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說《家》《春》《秋》，中篇小說《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說《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