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殺碑[歷史奇聞]](/img/8/918/nBnauM3X3EzNwMTO1UzMxMzM1UTM1QDN5MjM5ADMwAjMwUzL1MzLyI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七殺碑[歷史奇聞]")
由來
明崇禎元年（1628年）七月至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張獻忠等部農民軍從小到大，從分散到集中，從游擊流動作戰到運動流動作戰，終於推翻明朝的戰爭。
張獻忠、羅汝才為首的幾支農民軍。在多次反覆起伏的戰爭實踐中，漸趨成熟。特別是李自成，吸取知識分子意見，開始實施“行仁義，收人心”，“據河洛，取天下”的戰略。政治上實施“免糧”、“安民”、“平買平賣”政策並大力開展瓦解敵人的宣傳工作，形成“民皆附賊而不附兵”的局面，軍事上實施運動流動作戰，開始向明軍戰略要點進行機動進攻。十四年初，攻占洛陽。張、羅聯軍在四川大敗官軍於開縣黃陵後，以一夜300里之速度，擺脫追擊官軍，於二月間返楚襲破襄陽（參見襄陽之戰），楊嗣昌畏罪自殺。羅汝才因意見不合走附李自成。張軍在信陽戰敗，轉進安徽。
李自成在崇禎十四至崇禎十六年間，三攻開封（參見開封之戰），五殲官軍主力，攻破襄陽，並在汝州之戰中全殲孫傳庭主力：破潼關，入西安，盡占秦、隴全境及晉西山區，並收編大部三邊官軍。此時，張獻忠亦已攻下漢陽、武昌。戰略形勢發生質變，農民軍開始轉入戰略進攻。
七殺碑崇禎十七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後，即向北京進軍。二月入山西，僅在寧武一戰，即破太原等地。三月，大同、宣府、居席降，迫至京師城下。十七日，官軍三大營先降，十八日，守城太監開門獻城，十九日，破皇城，朱由檢自縊，明王朝的統治終於被農民起義推翻。張獻忠部亦於當年八月攻占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權。
順治三年（1646年），清軍由陝南入川，攻打大西軍，張獻忠於次年七月撤離成都，北上與清軍作戰，十一月犧牲在鳳凰山（今四川南溪縣北）。李自成、張獻忠犧牲後，農民軍餘部繼續堅持戰鬥，大順農民軍分為兩路，一路由郝搖旗、劉體純等領導，活動在洞庭湖以東地區；另一路由李過、高一功領導，活動在洞庭湖以西地區。大西農民軍在孫可望、李定國率領下轉入川貴，堅持抗清鬥爭。張獻忠餘部繼續抗清，清軍屠川，清軍於1647年公開發布告示：全城盡屠，或屠男而留女。至康熙24年，完全占領四川全境，四川人口僅餘9萬，開始湖廣填四川。清軍集中兵力鎮壓義軍，李過病逝，高一功、劉體純、郝搖旗等戰死，孫可望降清，李定國兵敗。到順治十五年（1658年），明末農民軍餘部完全失敗。
質疑
然而，近些年來，學術成果在民間的傳播交流遠勝以往，已經有眾多專業的或業餘的論者指出過，考古發現的所謂“七殺碑”上並無一“殺”字，與傳聞截然不同，實為張獻忠“聖諭碑”（“ 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可見“七殺碑”實為清統治者為誣衊張獻忠而散布的流言，並且，此流言影響之大，足以證明在清朝的嚴厲思想控制下，“眾口皆碑”道出的未必是事實。
又然而，仍有論者堅持以某些文章中提到的“解放區前一直保持的七殺碑”的存在為由，認定“七殺碑無殺字”為謬論或謠言，更質疑現存“聖諭碑”系解放後偽造，甚至說原來有“殺”字的“七殺碑”已經被“毀屍滅跡”了。
以上所謂“質疑”毫無根據，只能說明質疑著對“七殺碑”的歷史所知無幾卻妄下揣測。不過，“七殺碑”的真偽問題的確是許多人關注的話題，故於此將“七殺碑”文物之原委略作簡述，以釋諸疑。
首先，國內現存兩塊張獻忠“聖諭碑”，都是解放前在國統區發現的，當時的文獻都有記載，並不是解放後才冒出來的，因此，“解放後偽造”一說絕不成立。
其次，所謂“解放前人盡皆知的七殺碑”，指出就是上面兩塊碑中的一塊，該碑解放前陳列於成都市“少城公園”，後移至少城民眾教育陳列館。
第三，少城公園（今成都市人民公園）陳列的碑上，沒有一個“殺”字，當時的照片仍在。
第四，除了照片以外，少城公園當時的陳列說明（見於30年代的出版物）中，文物名稱是“獻忠碑，世稱之七殺碑”，附帶說明三點，I 年代，II，來歷，III，疑點。
第三部份，也就是疑點部份指出，碑文殘缺，無法細辨，但殘存的筆畫中沒有“殺”字的筆畫，而有“與”“思”“量”的筆畫，還有一個完整的“自”，這與史料記載中張獻忠的“六言聖諭”相符（注，這則六言聖諭在明末清初的很多史料中都提到過，而傳說中“七殺碑”的碑文與張獻忠“聖諭”的差別，正在於後者沒有七個殺字，多了“自思自量”幾個字。換句話說，“七殺碑”碑文中有“殺”無“自”，“聖諭”中有“自”無“殺”），因此，懷疑此碑並非“七殺碑”，而是“六言諭碑”。
可見早在“七殺碑”最早被公開於眾時，就有學者質疑“七殺碑”之傳聞名不副實，就連陳列方都懷疑“七殺碑”之說是以訛傳訛，而且特意在陳列中說出來，所以在文物名稱中沒有用“七殺碑”，而用了“獻忠碑，世傳之七殺碑”，這個文物名稱的意思就是說只能肯定它是張獻忠留下來的碑，而且就是傳聞中所說的那塊所謂“七殺碑”，至於碑文是否與“七殺碑”的傳說相符----“疑點部份”特意加以指出。
現存的另一塊“聖諭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國傳教士在四川廣漢發現的，後來這塊碑被運到廣漢公園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記載的張獻忠“六言聖諭”：“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現在再看一下，廣漢那塊碑是很晚才由洋人發現的，名氣不大很正常，成都那塊“七殺碑”碑文上明明沒有“殺”字，為什麼長期無人懷疑呢？翻查一下史料就不難得知，原來這通碑本來一直放在成都一座官衙的空屋裡，嚴禁外人靠近，據官府的說法，誰摸了它就會引起火災，故而一般老百姓固然沒有機會靠近，官衙里也沒人敢去一探究竟。直到辛亥革命勝利後，當時任四川軍政府成都知府的官員從重慶來到成都，住進這個衙門，才打開屋子，讓允許人們看此碑。後來楊森到成都任職，就把它運到少城公園展覽，同時命人寫了“陳列說明”。這就是“七殺碑”真面目長期不為人知的緣由。
推測
根據史料和文物，推斷“七殺碑”的傳說大致形成如下：
張獻忠當年命人將自己的“六言聖諭”刊印刻石，於是有這樣的碑刻留下來。（關於此事及“六言聖諭”內容的記載均非孤證）
張獻忠當年曾經留下碑刻在成都官署的事，是有人知道的。但是那些人可能不識字，或者沒有機會親見，或者流傳下來的碑文不完整，比如，只有前面兩句“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留傳了下來，後面是什麼，誰也說不清了。
四川平定後，滿清統治者為了把“幾乎殺盡四川人”的責任推給張獻忠，就利用民間流傳下來的“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的口碑，在後面加上七個“殺”字，而且聲稱這塊“七殺碑”就在官署中，以證明其說詞可信。
研究口碑的流變就會發現，完全憑空捏早的口碑是不容易流傳的，而以已有傳說為基礎，捕風捉影，十倍百倍誇大的效果卻很明顯，正因為張獻忠確實曾經有聖御碑留下，當時又有兩句碑文流傳下來，所以統治者在後面加七個字，將其“補充完整”，就比較容易被接受。久而久之，“七殺碑”的說法就深入人心了。
由於碑刻放在官署，一般人接近不了，也就無法查驗真偽。而統治者又害怕會有人好奇偷看，所以特意把屋子上鎖，並用“誰碰了它會造成火災”作為禁止旁人靠近的藉口。到了後來，甚至就連住在這個官署里的人也不敢靠近它了。
一直到了辛亥革命勝利後，這塊碑才重見天日。少城公園的陳列，也是“七殺碑”在將近三百年以後第一次與學者和普通民眾見面，人們才知道它是什麼樣子。
而在這個時候，就有人提出了“七殺碑”叫法及傳說的質疑，而且這種質疑還被寫入了陳列說明中。就連文物名稱都只說它是“世傳之七殺碑”，而正名用的是“獻忠碑”。
如此一來，有關“七殺碑”的疑問基本上都可以合理而且有據地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