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個瞬間(1949-2009)》

《60個瞬間(1949-2009)》

《60個瞬間(1949-2009)》是一本隨筆雜文,由三聯書店出版。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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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第1版(2009年9月1日)
平裝:373頁
正文語種:簡體中文
開本:16
ISBN:9787108032614
條形碼:9787108032614
商品尺寸:22.6x14.8x2cm
商品重量:499g
ASIN:B002QB2EWS

內容簡介

60個瞬間(1949-2009)》內容簡介:定都北京,重返聯合國,審判四人幫,共和國懲治貪污官員的第一聲槍響;包產到戶,第一次招商引資,1977年恢復高考的洛陽紙貴;定都北京,重返聯合國,審判四人幫,共和國懲治貪污官員的第一聲槍響;從皇帝到公民的溥儀,上書毛主席的章士釗,保護傅雷骨灰的陌生姑娘……這些,是被後世演繹的傳奇,更是不可遺忘的歷史。
它們被事件的親歷者記錄下來,或發表於當年的報刊,或珍藏於筆記本之中,多年後才得以面世。
如今,它們已濃縮為共和國歷史中一個個不容置疑的瞬間,
被文字定格,成為我們回顧往事的坐標。
《60個瞬間(1949-2009)》選編了蕭乾、鄧拓、豐子愷、羅以民、敬一丹、史鐵生、胡絜青、符浩、郭超人、莊則棟、魯光、戴煌、章含之、畢淑敏等65位作者的文章共60篇,從政治、經濟、文化、體育、社會生活、時代人物六個方面,來展示新中國六十年來的變遷。其中,有關乎“國家”的宏大敘事,也有關乎“個體”的具體而微,有輝煌,也有疼痛。60篇文章均突出“故事性”,期以通過這些經驗的“碎片”來透視並努力還原當時的歷史場景。同時,60篇文章著重於“原汁原味”的呈現,它們多寫於當年,作者均為事件的親歷者,讀者可以通過他們的筆墨,感受過去六十年中每個時代獨特而鮮活的氣息。書中的60個故事,對於今天的讀者來說,可能是“舊事重提”,也可能是“聞所未聞”,可能覺得“歷歷在目”,也可能感到“不可思議”。無論怎樣,它們都是那個時代的人們真實的生存境遇和歷史經驗,都是曾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共和國的歷史。或許我們都是歷史的人質,但我們都可以書寫我們所相信的真實。

編輯推薦

《60個瞬間(1949-2009)》:名家名筆定格共和國瞬問,原汁原味呈現六十載春秋。
這些瞬間
是無法遺忘的歷史,
更是被後世演繹的傳奇,
其中有輝煌,有歡樂,也有疼痛和悲傷。
這些瞬間
被事件的親歷者記錄下來,
或發表於當年的報刊,
或珍藏於筆記本之中,多年後才得以面世。

目錄

國家故事
定都北京
臨危受命
兩聲震徹長空的槍響
懷仁堂授勳側記
毛澤東兩次接見李宗仁
林彪之死
重返聯合國
特別審判
鄧小平智勝“鐵娘子”
東方神話
萬里趕羊
魚的神話
大漠深處的蘑菇雲
“東方紅一號”衛星發射紀實
十八顆鮮紅的手指印
蛇口招商記
中國“863計畫”誕生記
十年磨一“鍵”
文化渴求
江山如此多嬌
到巴金花園去
發現“地下王國
“我還是第一任主編呢!
1977年的洛陽紙貴
《辭海》的故事
“感謝觀眾的寬容”
相約在書店
生活斷章
一個代表的產生
四樹齋
第二次考試
決口
新年隨筆
“花布小鞋”上北京
清泉流向千萬家
黑龍江1969
我管布票
“文革”記愧
一壺北京水
老趕不上趟
我找媽媽,你是媽媽嗎
網上風景無限
漫長的告別
夢想之上
容國團奪冠
英雄登上地球之巔
“桌球外交”
敲開世界冠軍的大門
我在南極的220個日日夜夜
雲豹救我們脫熊掌
鏗鏘玫瑰
超越這一天
人物素描
從皇帝到公民
錢學森歸國
訪“葡萄常
大慶王鐵人
在建築工地上
章士釗上書
戴大口罩的姑娘
天地有正氣
他移動了群山
敦煌的女兒
核彈元勛的“三子”
芒果女人
編後記

後記

建國60周年到來之際,翻讀歷年有關共和國歷史的報刊書籍,深為當年的場景、親歷者的心緒、原汁原味的書寫、濃郁的現場感所感染、所感動。這樣的文字,不是後來者根據資料所能寫出的,遂動意從中編選這樣一部書——以60篇文章,展示共和國60個瞬間;以當時之人,敘當時之事;既涉及政治軍事、經濟科技、社會變遷,又關注文化藝術、日常生活,力求從具象人手,見大時代、大歷史……現在奉獻給讀者的,就是這一動意的結果。
本書作者65位,年代卻跨越了60年,其中有的已去世,有的已退休,有的仍在辛勤筆耕,有的轉行他業;他們分布全國各地,有的身在海外。儘管我們多方努力,得到了絕大多數作者(或作者家屬)的書面授權,但仍有幾位作者未能取得聯繫。望版權持有者見書後惠函三聯書店,以便寄奉稿酬和樣書。

文摘

定都北京
隨著解放戰爭勝利進程的加快,定都何處,成了中共領導人心中的一件大事。
北京在中國革命進程中所起的先導作用,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人考慮定都的現實背景。1919年在天安門前爆發的“五四運動”,掀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的第一頁。這場革命取得了勝利,人民和人民領袖自然忘不了革命的發祥地。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進北平城,由涿縣乘火車到北平清華園。火車經過北平城牆時,毛澤東看了看窗外蕭條的景象,對身邊的同志說:“你們來過北平嗎?我來過,整整三十年了!那時,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我到處奔波,在路上連褲子都被人偷走了,吃了不少苦,現在三十一年後還舊國,真是‘玄都觀里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後栽’。翻天覆地,翻天覆地喲!”是盼,正是北京的革命傳統帶來了歷史的天翻地覆。這裡出現過戊戌變法,在黑漆漆的封建舊制度的天空中划過一道亮光。這裡發生過反帝反封建的灤州起義:發生過影響深遠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產生於此,創立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土壤也存在於此。在北京定都,是革命發展的合理結果。
當然,定都北京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上的考慮。蔣介石反人民的政權定都南京,毛澤東把人民的政權定都北京,這種針鋒相對既反映出毛澤東的個性,更反映出兩種不同政權的根本對立。毛澤東明確地講過:“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民眾。”
從政治上考慮定都北平,毛澤東是經過深思熟慮的。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開了“九月會議”,這是日本投降以來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會議。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的進程,提出了大約用五年左右的時間(從1946年7月算起),從根本上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日程表。對徹底推翻國民黨政府後,中共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政權,毛澤東在會上作了明確闡述:“我們要建立的,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政權不僅僅是工農,還包括小資產階級,包括民主黨派,包括從蔣介石那裡分裂出來的資產階級分子。政權制度採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會議制,而不採用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種政權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軍叫人民解放軍,以示與蔣介石政權的根本對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不同於蔣介石獨裁專制的國家政權,所以,在國都選擇上不能將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作為新的人民共和國的首都。
在這次會議期間,毛澤東同當時負責一兵團在山西作戰的徐向前進行過談話,談話中透露出毛澤東和平解放北平與定都北平的心愿。
毛澤東對徐向前講:“如果閻錫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請他把軍隊開到汾孝一帶,我們的部隊開進太原,麻煩就少了。”
徐向前答道:“恐怕不太容易。我們曾採取多種方式爭取和平解放太原,還動員閻錫山的老師帶了以我的名義寫給他的信,進太原找老閻。結果他不但不聽勸,反而不顧師生情誼,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給殺了,可見他頑固得很。”
毛澤東聽後緩緩點了點頭,若有所思地說:“看來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來人民共和國的國都。
為了實現北平和平解放,毛澤東指示要動員一切力量,積極做好北平守軍長官傅作義將軍及上層軍官的統戰工作。在中共強大的軍事、政治攻勢下,傅作義於1949年1月30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編,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平得以完整保存。北平所有名勝古蹟,都受到了保護,沒有遭到任何損失,城市裡的生產和生活一切正常。這是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定都北平的一個重要原因。
垂式決定定都北平是在1949年3月5日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七屆二中全會提出黨的工作重心必須從鄉村移到城市,要進行廣泛的城市經濟建設。在這一背景下,毛澤東提出定都北平。他講:“我們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領南京,然後在北平召集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並定都北平。”
在北平成立中央政府是當時許多民主人士共同的想法。新中國第一任北京市市長葉劍英在七屆二中全會期間向毛澤東匯報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形。說到北平和平解放後,很多民主人士來信來電給我們,表示他們堅決擁護共產黨,要與共產黨更好地合作,並希望共產黨在北平成立全國性政府。
毛澤東聽後,臉上露出會心的微笑,說,看來這些民主人士還不知道我們已經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把北平定為首都了,慢慢他們就會知道的。但是要最後決定還得開政協會議。
定都北平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從國際安全和國際政治格局出發做出的一個必要的選擇。
1949年年初,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王稼祥抵達西柏坡的當日,就與夫人朱仲麗一起去看望毛澤東。毛澤東拿起一支煙遞給王稼祥,自己也點了一支,然後問:“我想聽聽你的意見,我們的政府定都何處?歷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開封,還有石頭城南京或北平。我們的首都定在哪裡最為合適呢?”王稼祥作了片刻的思考,然後回答說:“能否定在北平?”毛澤東要他談一下理由。王稼祥分析說:“北平,我認為,離社會主義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近些,國界長但無戰爭之憂。而南京雖虎踞龍盤,地理險要,但離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點。所以,我認為北平是最合適的地方。”“有道理有道理”,毛澤東一邊笑著,一邊不住地點頭。王稼祥的看法與毛澤東以及其他中共領導人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這種一致正是建立在當時國際政治格局和國家安全戰略上的。
在那時,按照薄一波同志的說法就是:“我們黨要取得革命勝利,主要靠自力更生,也離不開國際的援助,首先是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援助。”定都北平正好可以更為方便、直接地得到社會主義陣營的援助。實際上,“一邊倒”的外交格局和接受蘇聯的幫助,是中國共產黨建國前後的一個基本方針。這一方針直接影響到了我黨對定都的選擇,而且在定都上,我黨也與蘇聯領導人交換過意見。
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指出:“關於完成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的準備,蘇聯是幫助找們的,首先幫助我們發展經濟。”會後,9月28日,毛澤東關於九月會議向史達林的通報中提到,有許多問題要向史達林和聯共中央通報,準備11月底赴莫斯科。10月16日,毛澤東致電史達林:“召開政協,成立臨時中央政府,待我11月到你那商定。”12月30日,毛澤東又電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崗、饒漱石、薄一波、陳毅、羅榮桓、林伯渠諸同志來中央所在地開會,討論1949年整個戰略方針問題和準備召開七屆二中全會。這個會開完即去莫斯科,然後回來召開二中全會。後因交通不便,接著毛澤東又要指揮淮海、平津戰役而未能成行。史達林委派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於1949年1月31日飛抵西柏坡,聽取黨中央的意見。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任弼時同志,就戰略方針、軍事部署、和平談判及其發展前途、政治協商會議、聯合政府及其綱領、建都問題、經濟政策及建設計畫、外交根本政策及目前策略,以及中蘇關係、兩黨關係等問題,同米高揚交換了意見。顯然,在建都北平問題上,蘇聯是同意中共意見的。因而,在隨後不久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中共正式決定定都北平。
當然,把新中國的首都定於北平,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共面臨的一個首要問題便是如何把一個封建的帝都變為一個人民的國都。這是一次嚴峻的考試。
毛澤東和中共的領導人都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
在進行遷往北平的準備工作時,毛澤東不斷地給身邊的工作人員敲起警鐘。他對工作人員講:“我們就要進北平了。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一到北平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實現共產主義。”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
這一天吃過早飯後,毛澤東正要邁步走出門口,周恩來迎了上來,問:“主席,休息好了嗎?”
毛澤東講:“休息好了,我只要睡四五個小時,就有精神了。”
周恩來說:“多休息一會兒好,長時間坐車也很累。”
毛澤東講:“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很高興啊!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來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
毛澤東自信地講:“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絕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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