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情介紹
《阿拉若山》安妮被亞美尼亞導演愛德華聘任為其最新電影的顧問,這部根據1917年一本紀實作品《一個美國醫生在土耳其》改編的影片,記敘了1915年土耳其東部一座亞美尼亞族城市瓦城被圍一役中,百萬當地人慘遭屠戮的悲劇。拉菲憑藉母親的關係得以在劇組中謀得一職,他前往土耳其取景,拍攝那些荒城遺蹟。
當拉菲帶著膠片返回加拿大時,卻在海關受到攔截和盤問。即將退休的檢察人員大衛懷疑他攜帶的膠片盒裡藏有毒品,雖然最終證明這只是一場誤會,但在交談中拉菲卻引起了大衛的興趣,這位少年看來很樂意跟他聊聊自己那些煩心事,而與此同時大衛和兒子菲利普之間也頗多摩擦。
菲利普的同性戀身份一直讓大衛無法接受。他的戀人阿里有一半土耳其血統,恰巧在愛德華的那部電影中扮演角色。但隨著拍攝的進行,阿里卻對他所飾演的惡魔般窮凶極惡的土耳其軍官一角感到越來越質疑和困惑。
幕後花絮
1.歷史層層積澱，被掩埋被遮蔽被淡忘或被懸置，而被講述的則擁有各種面貌，說得越多，我們越可能接近真實。民族
《阿拉若山》2.民族可以被滅，歷史痕跡可辯，藝術作品仍在。安妮解讀一幅畫十年，仍要繼續研究，藝術歷史、民族歷史、個人歷史言說不盡，使靈魂從廢墟里走出或許需要藝術之路，繪畫或書或影片。“藝術史”這個詞的份量竟是那么沉重。
3.傷痛和仇恨既有開始就應有終結，如果我們有面對現實的勇氣和坦然理解的信心，同時有耐心說明一切疑問與假設。歷史與現實、死亡與生命，愛情與憎恨，父輩與子輩的對話，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年代，不同身份，不同性取向人們之間的溝通，儘管曲折漫長，卻值得努力。多元性和多樣化是認識和理解的前提。（不妨多看看現在中非合作論壇的新聞）
4.阿拉若山在片中出現4次，3次空鏡一次作為布景。當拉菲親自去了阿拉若山，並將錄像放給海關官員時，他需要向母親求助，打電話的段落中，場景轉換幾乎是第一次線性連線，溝通的第一次成功。阿拉若山之旅是尋根之旅，阿拉若山是理解和信仰的象徵。影片的時空至少有5層：阿拉若山（時間不明）、真正的屠殺年代（畫家基戈與母親照相）、基戈的創作時期、安妮的過去（前夫自殺時）以及影片拍攝的現在，而現在的時空雖連貫卻也是跳躍的。擔負各自文化歷史意義的角色，普遍聯繫的人物和事件，使影片如論文一樣具有了充分的表述角度和方式。
媒體報導
阿拉若山是亞美尼亞民族精神的象徵。伊格楊的這部新作無疑是他對自己民族身份的再次反省，不過此番他的視野更加開闊，為片中個體的命運設定了宏大的歷史背景。1915年，土耳其人對亞美尼亞人進行了殘酷的屠殺，以把他們趕出東土耳其，150萬人喪生。但是這場慘無人道的殺戮卻遭到了土耳其政府的否認，多年來亞美尼亞人在世界各國施以政治壓力，要求土耳其政府為此道歉，但至今未果，變成了一段難以化解的歷史和民族怨史，其中的具體細節也被塵封起來，流落世界各地的年輕一代亞美尼亞人都對這段苦難知之甚少。如今伊格楊要揭開這道傷疤，“影片中描述的事件完全是確鑿的，有歷史記載。這部電影並不試圖添加任何東西。主題是歷史事件怎樣才能世代流傳下去，那些事情如何存留，你如何把它們帶入你與孩子們的談話中，帶入你留下的遺產中。作為一個社會，我們依靠的是集體記憶……”伊格楊強調影片關注於“在大屠殺之後努力尋求意義和救贖的過程中藝術所扮演的精神角色”，“這是那種你一生中只能拍一次的電影”，由此可見，其中熔鑄著他個人最真切的體驗和認知。
影片牽涉的敏感政治問題不可避免的要引起紛爭，儘管伊格楊本人一再聲明他不想藉助於電影妖魔化當代的土耳其人，“我試圖做的是讓每個觀眾進行反思：因為過去的人所做的好事或壞事，而對今天活著的人施以判斷究竟有什麼意義。”他甚至主動提出不參加坎城競賽單元角逐，只做特別放映。但仍然激起了土耳其政府的抗議，他們聲稱將禁止放映影片發行公司米拉麥克斯，乃至其母公司迪斯尼的電影，一時之間成為今年坎城又一大熱門話題。
精彩劇照
《阿拉若山》
《阿拉若山》相關評論
藝術如何反映歷史，歷史的悲劇又如何影響個體的命運，過去如何滲透到現實中，伊格楊此次從個人，政治，歷史，
《阿拉若山》最讓人驚訝的是，伊格楊這次並沒有充分發揮電影作為視覺藝術的獨特魅力和手段，竟然通過大量冗長乏味的對話赤裸裸地表達他的觀點，影像的表現力根本未發揮出來。雖然他有太多的主題想闡釋，可一部電影畢竟不能只憑“說”直白地闡釋那些複雜的命題。 永遠不要忘記自己的母語，這是亞美尼亞裔加拿大的導演通過劇中人說得話，歷史可以被各種勢力粉刷然而它不會永遠蒙塵，我們的悲劇是我們大陸至今沒有一部電影真真切切反映台灣的歷史，馬關的風雨在侯孝賢的鏡框裡默然無語。
亞美尼亞被土耳其屠戮的歷史，我過去並不知曉，可是我明白仇恨不會因為後人的遺忘而消散，它是一枚定時炸彈。
人類總是習慣把罪責推給虛無，就像對於大屠殺等人類全體災難的否定。對於片中的母親安妮而言，講述歷史和讓人信服並不容易，而片中亞美尼亞導演愛德華在拍攝畫家阿舍爾·高基的傳記時和安妮的對話讓我們對於心理歷史和真實歷史之間有了認識，那座並不可以眼見的聖上成為心理象徵出現，而這樣的位移似乎讓我們看到了歷史的虛幻。安妮作為顧問可能給他多少確鑿的立說。
在這段被影像的歷史裡我們看到戲中戲裡的導演拚命還原歷史的努力，而這種努力是建立在一本亞美尼亞人的口述史上的，這樣的訴求是公正的嗎？聯想到我們自己對於60年前抗哈戰爭的階段性描述，我們何時可以對子孫說出真話。
安妮的兒子拉菲對於加拿大海關官員大衛的敘述有著標註的意義，海關將一個種群和另一個種群分成界限，當隔閡存在溝通就算近在咫尺也宛若天涯，安妮的繼女茜莉亞認定父親的死亡和安妮有關，那么陳述就不會有任何作用。
據成文史記載1915年6月17日土耳其屠殺大批亞美尼亞人，那么影片裡出現的被血洗的亞美尼亞族城市瓦城就是其中的一個，高基因為是充當美國使團的信使而逃過一劫。
這部關於尋找真相的電影裡關於非常繁複，美國醫生在土耳其軍人的詭計下陷入兩難的境地，保護意味著土耳其人合法入侵，拒絕意味著自願放棄土耳其的庇護，有著多少人類史有著類似的境地，民族史和選擇權同樣是戰勝者的，在伊格楊的影像里存在和事實之間總有著一層紙，這或許和他是一個移民有關，移民總是有著和當地文化的隔漠。而作為後代再看歷史祖先的一切確實難以理解，飾演土耳其軍官的1/2土耳其血統的演員阿里和亞美尼亞血統導演之間的交談時候證明了血脈的存在，這是看不見的標誌線讓我們成為歷史分野里不自然的坐標。
《阿拉若山》在歷史的框架里，我們都可能是別人眼裡的演員，尋訪真相的路上，我們只有記憶的碎片。
表述是主觀世界的選擇，當它成為膠片就像高基從母親的照片裡獲得繪畫靈感一樣，那放在前胸執花的小手卻失去了本原的真相（掩蓋一顆掉落的扣子），記憶是經過我們篩選的。
我們的血脈注定了我們的方法論，我們根據需要必定無法完全拼全歷史的真相，公正和自省不是容易的事情，西德總理勃蘭特1970年在波蘭向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下跪的舉動在人類政治史上並不多見。
理由，諸多藉口掩蓋了真正的目的，至今多少非正義的戰爭以正義的名義進行，而死亡之血是人民必然的承擔，他們本來的簡單人生變得複雜了，這是人民的需要嗎？
雖然本片是描繪土耳其和亞美尼亞的恩怨，然而，自1900以來這樣的事件不是孤立的，太多相似的事件被血流成河。
安妮之子拉菲和阿里的交流在影片裡非常重要，它告訴了我們附在意義之後的其實是毫無意義，拉菲的父親曾經刺殺土耳其大使的舉動其實是在一個屬於歷史遺蹟的前提下載入的自我責任，這種責任的無限放大就變成使命，民族的苦難對於大多數個體而言都消失在物質世界的謀求里，而執著的信仰、赴死的悲壯的真正動因只有自己知道，所有發生的事件都是一個謎團。
這部戲中戲的影片換兩個國家依舊成立，屠城從來是戰勝者炫耀武力的方法，而且至今未絕。
人類在闡釋和被闡釋，理解和被理解，正義與非正義之間亂成一團，人類史上中國人對於恩怨有著獨到見解：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索命和正名的都可以從中找到干戈再起的原因，要戰爭不再發生我們首先要學會寬恕，首先相信對方不是野獸。在戰爭狀態下清楚對方的最真實心理動機我認為是對於對方可能復仇的恐懼，這是一種類似太監對於正常人的強烈反彈。
導演讓阿里和拉菲站在了斑駁的牆邊討論被備註為沉重的歷史話題，死亡的包袱對於兩個不同感受的種群而言都是沉重的，年輕人更應有的姿態是必須明白當下的世界屬於全體人類，只是任何種族和信仰都應該有的共識。
打開前輩（老導演）給的香檳，年輕人應該豁達面對歷史的難題。
坦誠的講幾年前在看伊格楊《日曆》的時候並沒有看進去，隨著年齡的增長對於人性和世界的逐步理解，《阿拉若山》給了我們某種方法論，當我們在質問和清算里繼續恩怨里，我們為什麼不選擇重新開始，相信對方的良知有一天會對上帝懺悔，這應該是生命最大的意義。
恩怨的鏈環不阻斷，人類永無寧日。
若我們不學會寬恕，仇恨的焰火總有一天讓理性變成仇殺的烈焰，這有意義嗎？拉菲被海關當成恐怖分子兒子的新標記（這和哈馬斯和猶太大衛星有什麼本質差異）時，不正是歧視的開始嗎？這就是恩怨的代價，它延禍兒孫。
在苦難史里的是情緒，還是記憶？在個體的立場上有著個體的宇宙，而宇宙是無語的。
我相信導演的心情十分複雜，最後控訴性段落就像一場南京大屠殺，這個題材至今為中國忽略（此處刪去1213字）。
我十分喜歡導演設計的結尾，當那幅被冠以光環的高基母親肖像被前去土耳其採風的安妮之子證明來源於古代浮雕時，所有被敘述的歷史進入了尷尬。
為土耳其拒絕的歷史，為伊格楊展現的歷史和觀眾心理的歷史，怎樣的組接才是接近本質，即將退休的海關官員大衛面對拉菲敘述很感興趣，這種興趣也改變了拉菲最後的命運。
同名電影上映了，這是圖像的闡釋，面對闡釋，只有殺戮有著刻骨銘心的痛，餘下的就是我們如何面對往昔和未來了，這部影片可以稱為導演的成熟之作，他讓每個觀眾都有了自己的一道思辯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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