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重返1976——我所經歷的“總理遺言”案》書名：《重返1976——我所經歷的“總理遺言”案》
作 者：袁敏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I S B N：978-7-02-007357-3
類 別：紀實文學
開 本：16開
定 價：32.00
出版時間：2009年12月
內容簡介
《重返1976》，全名《重返1976——我所經歷的“總理遺言”案》。三十多年前，一份偽造的“總理遺言”震驚了中國。那節制而簡潔的口氣，讓人無從懷疑它不是出自周恩來的手筆，“遺言”恰好說出了經歷過十年浩劫、渴望新生的全國人民的心聲。然而，誰也沒想到，這封“總理遺言”，其實出自杭州一名23歲的汽輪機廠小工人的手筆，由此釀成了轟動全國的重大政治事件，被牽連的人達數千人。也由此，一樁單純的由年輕人遊戲般起始的事件升級為國家級的重大政治事件，一場強烈的政治風暴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三十多年後，涉案人員現身講述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又將如何看待這件令他們付出了青春、愛情、家庭等慘痛代價的“總理遺言”案？
本書以紀實的手法，對三十年前轟動全國的“總理遺言”案進行了追憶和記述，作者根據親身經歷以及對史料的搶救和挖掘，分析破譯了那重大歷史事件背後的謎團，客觀、公正、全面地呈現了事件真相，盡述了那個時代這一案件下人們的生存狀態以及人性和複雜。
書籍目錄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在京病逝，終年78歲寫在前面
當我哥哥從關了十八個月的京城監獄放出來後，有一些媒體想採訪他。我哥一概拒絕採訪，他對媒體說的那句話我至今都沒有忘記：二十年內我們誰都不要說這個事情。如今三十年過去了，白雲蒼狗，世事滄桑，當親歷那個轟動全國的驚天大案的當事人開始一個個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我意識到：有些事情可以灰飛煙滅，而有些事情卻無法留存空白。已經發生過的歷史應該讓它留下痕跡，二十年內不能說的事情，三十年後應該可以說了。
第一章 我所經歷的1976
哥哥那天回到姨媽家時天已完全黑了。平時從不開燈的樓道那天晚上燈火通明，每層樓的拐角處都有兩三個帽檐壓得很低的人在抽菸，我哥上樓時明顯感覺到他們直射過來的目光。樓下停著一輛黑車一輛白車，我哥被押上黑車，上車前，公安人員將我哥的雙手反銬在了背後。
第二章 從醉白樓到留椿屋
幻覺是在一瞬間產生的。大耳朵只聽到樓底傳來一片嘈雜的人聲和多輛卡車發動的聲音，一個熟悉的聲音在喊：押回桐廬開公審大會。兩個恐怖的字眼鑽進了他的耳朵：審判、槍斃！就在那一刻，大耳朵決定了：與其被拉出去審判槍斃，不如自己結束生命！
第三章 追尋真相
世界上有許多謊言是善意的，有許多謊言是美麗的，作為曾經在難忘的1976年震撼過千千萬萬人心靈的“總理遺言”，雖然如J的父親所說確實是蛐蛐兒編造的一個謊言，但這個謊言順應了民心，張揚了民意，直到今天我依然對蛐蛐兒編造的這一天大的謊言心存敬意！
第四章 老運動員
爸爸就是這樣平平靜靜穿著一件居家的老頭汗衫走出家門的。停在我們家小樓拐彎處的一輛軍綠色的吉普車證實了我爸的判斷，市府大院裡是沒有這樣的車的。上車後，坐在我爸一左一右兩個人的架勢顯然是便衣的幹活，當他們面無表情地把我爸夾在中間時，我爸明白，一場漫長的鬥爭較量開始了。
第五章 留守的日子
1976年那個春天的下午讓我記憶最深刻的，不是帶走父親的那輛軍綠色的吉普車，也不是隨後蜂擁而至將我們家小樓團團包圍的白花花的一大片警察，更不是被大蓋帽紅領章抄家抄得滿目狼籍的房間讓我至今不能忘懷的，是母親面對突發的這一切，眼中射出來的那種淡定和冷靜的光。
第六章 活著真好
哥哥後來告訴我，在他被關押的十八個月里，體會最深刻的是兩個詞：生命和自由。只有直面過死亡和經歷過牢獄之災的人，才更能認知和體悟到生命和自由的價值。哥哥能夠活下來，是1976年的磨難歷練了他的堅強。在已經過去的那場噩夢中，哥哥始終有一個信念：只要不死，只要活著，一切都可以重新開始。只要不死，只要活著，一切都可以從頭再來！
文摘
1976年春天，一個平平常常的日子，我們家那幢有著“菩提寺路蕙宜村1號”這樣清雅名字的小樓再遭劫難。第一次劫難是在1967年夏天，一大幫造反派把我們家翻了個底朝天，當時還是小學生的我也由此知道了“抄家”這個字眼。父親的名字前被冠以“叛徒、特務、走資派”，並打上鮮紅的大字，掛在牆上的那部黑色老式電話機被掐斷了電線，話筒拖著電線耷拉下來。我不明白為什麼曾經被小轎車接來接去的父親突然間就變成了“甫志高”？而能用一口紹興話和自己乾地下黨的革命故事做長篇報告並博得陣陣掌聲的母親，為什麼一夜間就淪為了“假黨員”？但很奇怪，那時我心裡並沒有多少恐懼，面對落差很大的生活，有的只是莫名的興奮。
然而，1976年那個春天的下午，我卻感到了巨大的恐懼。那樣的恐懼是在看到抄家者身穿警服時一瞬間從後脊樑上躥上來的。他們出示介紹信，態度溫文爾雅，還叫我們不要緊張。但他們抄家的細緻、深入、滴水不漏讓人不寒而慄。一些人爬上了黑咕隆咚的天花板，在蜘蛛網密布的閣樓上打著手電亂照；一些人將曬台上的每一隻花盆連花帶土倒在地上，用手慢慢地把土坷垃捻碎；更多的人則是拉開每一個抽屜打開每一口書櫥翻查，只要看到帶字的紙片、本子、信箋，無一遺漏，統統拿下。沒有人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事情，也沒有人向我們解釋抄家的緣由，但抄家者出示的介紹信和他們身上威嚴的白色警服昭示了他們抄家的合法性毋庸置疑。——（第一章 我所經歷的1976）
書評
《重返1976》塗抹出照耀在當年青春心靈里的理想主義的絢麗色彩。“總理遺言”發生在十年浩劫的尾聲，在多方面具有著承上啟下的歷史意義。作品通過揭示真相，展示那個時代一群年輕人受難者的心靈，同時給了我們一個令人懷想的審美體驗，讓我們看到了三十年前人間四月那美麗而一去不復返的晚霞。在杭州，當年就是他們這一群人，走上街頭，撒發傳單，啟迪民心，他們即像俄國革命時期的民粹派，又像青年毛澤東拿把油紙傘去考察革命。作品重新揭示了那些精神事象，這樣的生活不但是真實的，而且依舊以它的精神向度默默而頑強地存在。作品喚起了萬千往事，因為這一切再次勾起三十年愛恨情仇，甚至新的疑團，越往深處走越不可思議的人性。
作者簡介
袁敏袁敏(1954～) 女。浙江上虞人。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歷任浙江省文聯《東海》雜誌社小說編輯、綜合組組長，國家計委《中國經濟導報》副刊主編、總編室副主任，作家出版社五編室副主任、主任，浙江省作協《江南》雜誌社主編，編審。浙江省作協理事、小說創委會副主任、杭州市青年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曾在京城出版界聲名赫赫，卻突然間告別皇城，回歸江南故里。寂寞編雜誌的同時，在《收穫》開闢專欄——“重返1976”，影響頗大。三年後，遂成此書。曰：這不是編故事，而是寫歷史，我義不容辭。
相關資料
《重返1976》，然後去哪裡
作者：何志雲
袁敏寫這部《重返1976》，在潛意識上，一定直接發端於1976年那個初春。突如其來與“總理遺言”案的慘痛牽連，從此籠罩著她家的所有人。以二十來歲年輕女性的敏感感受了這一切，袁敏訴諸於筆端就是早晚的事了。三十多年以後，以局外人的身份來讀袁敏筆下的種種，依然會讓人後背發緊，心頭阻痛。當然袁敏是以今天的眼光和思索來打量昔日的，但印象和感受卻來自刻骨銘心的當年。這構成了這部紀實文學作品文學品質的基礎。我歷來以為，所謂紀實文學實際上是文學紀實。是文學而不是紀實，才構成紀實文學的本性。
作為1976年震驚海內外的“總理遺言”案的一個當事人——儘管比較外圍——袁敏在這裡努力作著“記憶對抗遺忘的博弈”，並且以此“與死神賽跑”。那么我們呢？和“總理遺言案”毫無直接干係的讀者，我們因為什麼，要在今天與袁敏一起“重返1976”？更加重要的是，然後我們還將去向哪裡？
勿容諱言，“總理遺言”案當時是一個政治大案，背景是總理已經去世，毛澤東迅速衰老，再次出山整頓局面的鄧小平地位岌岌可危，後來被稱作“四人幫”的文革派向最高權力作最後的衝刺……而在另一方面，經歷了10年浩劫的民間，則矛盾鬱結怨聲載道，“不是在沉默中爆發，就是在沉默中死亡”，魯迅先生的名言毫不誇張地可以移作當時的寫照。對於那個時候盤根錯節無比複雜的國內情勢而言，這樣的表述儘管經過充分的簡約，卻也大體準確無礙。
問題在於，對於高層政治而言，民間情緒很多時候是可以忽略不計的。現在，一個年輕人以“總理遺言”的方式，把兩者突然糾結到了一起，為什麼？我以為，民間情緒的爆發方式，折射出來的，常常是高層政治意識形態的主流言說。有著悠久歷史傳承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從來就是老一輩共產黨人的精神追求，在新中國建立以後更是党進行政治教育的不二定式：上世紀五十年代整整一代人對政治以及政治鬥爭的理解就此定型。無論教科書還是日常教育，每年例行的對“五四”的緬懷，與其說重“五四”精神的傳承，不如說成了一種政治鬥爭模式的宣傳和追慕。從抗戰初起的“12、9”到1976年的“四五”，無非是這一言說的綿延而已。因此1976年初，當“瓜子”背著書包北上南下，仿效先輩前賢開展社會調查，探尋中國社會出路之際，這代極端單純卻在骨子裡不無偏激的年輕人，正密布在北至黑龍江內蒙古，南抵雲南海南的各個角落：他們在各種境遇和矛盾中備受煎熬壓抑無比，正不分晝夜以各種方式左衝右突，尋找著現實的也是心靈的出路。
現在來看，“總理遺言”不過是年輕人依循多年的政治教育，按照他們理解的習慣方式，所作的一次情緒發泄和心靈反叛。奇異的是，它從極端的單純幼稚出發，難以想像地同時把握住了民間情緒和高層脈動。因為應和著民間情緒，它便在民間不脛而走快速傳布；又因為觸動了高層脈動，就引起高層高度警覺並成了藉機打壓民間的一個契口。案情其實幾天之後已經真相大白，瓜子和蛐蛐兒卻還要在北京拘禁幾近一年，而因傳播“總理遺言”進行的大規模搜捕，實際上持續到1976年的那個10月，就是這種情勢走向的簡單勾勒。
在我看來，1977年11月4日公安部對“瓜子”所做的結論，肯定他和“製造總理遺言無關”，同時還留下“屬於嚴重的政治錯誤”這一尾巴，自是荒謬無比；但是，到了1979年，同一個公安部在“關於給袁中偉同志徹底平反的決定”中，卻又明確表示“袁中偉同志是積極反對四人幫的”，兩個截然相反的結論，對袁中偉本人雖然至關緊要，但因為處於同一個邏輯並由此生髮，不僅顯出例行公事的蒼白，而且在根本上一樣可笑。就在這裡，袁敏接著寫到：“後面的月和日被一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印章上莊嚴的國徽蓋住了，我努力辨認了半天還是看不清楚，便放棄了努力，因為我從心裡覺得，這樣的平反決定對我們親歷這個驚天大案的人來說已經不重要了”。
謝天謝地！袁敏在這裡劃清了《重返1976》的價值指向，也讓驚天大案中的每一個人從英雄回到了人間。事實便從這裡開始還原，對真相的搜尋，不再著力於事件，而在事件中的世道人心。
首先想說的是袁敏的哥哥，“總理遺言案”核心成員“瓜子”。他其實和“總理遺言”沒有直接干係。他的“核心成員”身份基於這樣的邏輯：只有他的家庭背景，才符合高層的政治推論（蛐蛐兒的家庭沒有資格構成這一大案背景，真是抬舉了袁敏一家，而令蛐蛐兒失望）。在這樣的邏輯下，當年專案人員在仔細研究瓜子和蛐蛐兒的各種筆記本後就曾判斷：“總理遺言”是“瓜子的腦子，蛐蛐兒的筆”。我們的公安人員確實素質優秀，他們既充分了解高層意圖，又對事物真相作出了準確的判斷。在有過共同經歷的我們這一輩中，瓜子是個少見的清醒者。他對無端牽連進這樣的驚天大案非但毫無抱怨，反而在從監獄釋放回家，說什麼：二十年內我們誰都不要說這個事情。好吧，一晃三十多年過去了。到了今天，我們指望著他能夠說出些什麼的時候，他居然在電話里沉吟著對袁敏說：“這話我不是隨便說的，現在看來我說二十年還是說短了……”瓜子以他對政治的敏感，尤其是對人性的洞徹，成為所有涉案者中對歷史對事實最難能清醒的一人！我相信，在《重返1976》中，袁敏執拗地在今天追索種種——這裡關涉到的，是她的整個家族：父母，哥姐，自己的親歷，乃至各路朋友——始終注視著她並籠罩於她之上的，一定是袁中偉始終不變的冷峻目光。嚴格地講，這部紀實作品的意義，首先在於袁中偉。是瓜子而不是任何別的人，成了這部作品的主人公，從而成為袁敏苦苦追索的真正靈魂，這一點值得我們倍加珍視。
“瓜子”和“蛐蛐兒”李君旭長達幾十年的夾纏，讀來就像是一種宿命，袁中偉曾無可奈何地說：“我們倆命中注定有個死扣難解難分”。從袁中偉被李君旭拖進“總理遺言”大案起，無論李君旭怎樣沉沉浮浮，只有袁中偉對他一如既往，永遠不變。如果說，當年李君旭偽造了“總理遺言”，看到他政治上崇拜的袁中偉二話不說埋頭就抄時，他意識到的不是別的，竟只是自己“成功”了，這一令人心悸的細節，還能夠用年輕人懵懂無知來做原諒，那么，當李君旭口吐鮮血生命垂危之際，父母和妻子居然無動於衷，只有袁中偉不顧一切捨身以赴，讀來則讓人心裡一陣陣發緊。袁中偉果然再次被拖進生死攸關的厄運。他說李君旭“垂死前又一次拽住了我”，其實沒有任何人能拽住另一個人，除非他自己衝上去，毫不顧忌地把對方當做唯一。然而袁中偉總是挺過來了，他說：活著就是好的，活要活得真好，活著才能更好，這是他發自肺腑的人生體驗，其實也是他一路坎坷走來的最根本的支撐，這支撐的靈魂，就是一個有理想有原則的中國青年，對於命運無言而堅韌的承擔。
“蛐蛐兒從小養成了一個壞習慣，喜歡說假話，說假話常常說的自己都陶醉了”，袁敏從李君旭的前女友J的這番話，開始了對李君旭的真相追尋。J的父親、當年同樣因為這個案子飽受心靈和肉體創傷的王叔叔則表示了這樣的意思：“‘總理遺言’畢竟是假的，是蛐蛐兒編造的謊言，不能因為編造‘總理遺言’的動機是反‘四人幫’的，編造謊言也變成英雄行為了”。其實動機是不是那么明確地反“四人幫”尚可討論，英雄更是無從說起。”“四人幫”云云，是在那四個人被抓捕被“粉碎”以後才見諸天下的，況且“總理遺言”還有對於“四人幫”之一的溢美之詞。在痛定思痛的今天“重返1976”，這一切實在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獨特的“這一個”李君旭。在那個驚天大案被他的一支筆攪動的時候，他無疑是中國青年中極其出色的一個！他聰明、英俊、富有才華。從小就對只有高級幹部才有資格閱讀的《文史資料》感興趣，而在太多的青年還在“上山下鄉”為個人找尋出路之際，他則胸懷理想放眼天下，以政治為己任。“就在他的報告文學作品《啊！龍》獲得全國報告文學大獎之後，在浙江文學界也立刻有了自己的地位。我大約就是在那個時候認識他的，但感覺中他依然不是一個文學中人，而是一個政治中人”，袁敏的摯友、著名作家王旭烽如是說。
《重返1976》有太多的筆墨，圍繞著李君旭作了各種探尋。袁敏的著眼點主要在於真相——當年的事實還原。對於李君旭其人的分析，王旭烽的《人間四月三十年（代跋）》更細緻或也更加到位。對李君旭的分析也許是探討五十年代一輩集體性格比較合適的個例，更加重要的是，它竟是從袁中偉那裡延續而來——
在此之前，對於李君旭的基本分析與評價，移用而至袁中偉一概適用。區別只在於“謊話”二字。王旭烽用一個更合適的詞作了替換：虛榮。如果說，袁中偉以承擔走進了那時的政治，那么，李君旭卻因為虛榮而被政治所捕獲。五十年代一輩總體上是政治化的一輩，是時代強勢在不經意中塑造了他們，而他們則自覺不自覺地以關心政治、投身政治安身立命，沒有誰能清醒地逃逸。但是，當袁中偉以承擔最終超越了政治，李君旭卻在渾渾噩噩中沉溺而不得超拔。正是虛榮，在這裡成了重要的分水嶺。
政治必有的理想主義和激情，原來是與虛榮水火不相容的。但是中國政治以楷模作為基本教育方式（比如張思德，比如雷鋒），在表達了楷模象徵的政治理念和道德意義的同時，也把一種名揚天下的方式暗示給了被教育者。在政治中成就自己的個人主義就在這時孕育成型。渴望被上上下下關注，渴望被上級重視被他人表揚，是五十年代一輩共同的心理經歷，由虛榮引發的謊言矯行就幾乎成了必然。只有少數“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真正理想主義者，或者自絕於集體自絕於公眾的叛逆者，才能超然於外。
李君旭的炮製“總理遺言”，事發後的株連他人，在粉碎“四人幫”後安然享受反“四人幫”英雄的美譽，乃至在時隔三十多年以後依然不敢面對真相，面對自己，其源概出於此。欺世者必自欺——無論出於多么美好願望，也無論獲得了多好的聲名。
那么，哪裡是我的“1976”呢？
“總理遺言”在1976的那個初春秘密傳布全國的時候，我已經從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調到省文化廳，參與省曲藝代表隊的組建。當時的中央決定，夏天在北京舉行包括曲藝在內的五項文藝匯演。記得那年冬天少雪而寒冷。元旦前後我住在位於佳木斯火車站對面的兵團總部，一天清早被火車站的廣播驚醒，隱約聽得是斷斷續續的哀樂，急忙去開窗——東北冬天的窗戶不僅雙層，秋天關閉時就準備輕易不能打開的——情急之下抄起床下的啞鈴朝窗戶砸去。窗玻璃登時碎了一地，凌厲的寒風帶進來的果然是噩耗：總理走了。腦中一片空白，卻已淚流滿面。
就在回到哈爾濱不久，我看到了“總理遺言”。不曾經歷知青生涯的人，也許不容易理解，知青之間有著十分通達而廣泛的聯絡管道，這管道密布全國，滲透在凡是有知青的各個角落。原因自然是和同學們到了各地相關，更深層的原因則是因為書，是書，把各地趣味相投的知青聯繫到一起，並滾雪球一般鋪成一片。比如說，我所在的農場愛書的上海知青，有同學在安徽黃山插隊，北京知青則有同學到了陝北，那么好吧，就有數不清的書在這些地方來回穿梭。問題是：書的背後一定是人生，是對命運的思索，對愛情的渴望，對政治對社會的關注，往往還有——文學。這批人在文革結束後從山南海北回到城裡，投身的大多是人文領域，包括有機會時的涉足政界，根子就是這樣種下的。因此，在主流意識形態鉗制下的“文革”時代，地下有炙熱的涌流，在尤其懷抱理想主義和青春熱情的知青中涌動，就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了。
我手邊的“總理遺言”就以超乎尋常的速度，迅速傳播到我的朋友圈子裡了。
隨即就是北京震驚中外的“四五”運動，以清明節悼念周總理為由而發動，鄧小平再次下台，毛澤東的昏聵已是不爭的事實。很快我就被人警告：我傳播的“總理遺言”已經被發現，招供我的是當時位居黑龍江省知青辦副主任的一個北京知青。更糟糕的是，清明節我曾在哈爾濱鬧市區擺放過一個悼念總理的花圈，也被公安局列入追查。三十六計走為上，我連夜就坐火車離開哈爾濱，輾轉到了十分偏遠的一個農場——這是當時另一個重要的情形，作為知青，你可以藏身在任何一個有同學朋友的偏僻之處，秘密蒸發。
我曾經在一篇文章里真誠地感謝黑龍江文化廳的領導們。我因為不知輕重寫文章為《青春之歌》翻案，卻因此被調入文化廳。我去報到的時候，文化廳機關的樓道里，密密麻麻貼滿了批判我的大字報。現在，在我星夜逃亡之際，文化廳的領導們則用盡辦法為我開脫，最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7月，我們坐火車去北京參加調演，途徑唐山，火車站被層層疊疊的隔離牆擋得嚴嚴實實，讓你去想像牆後的一片腥風血雨。9月，毛澤東去世。當天我的女朋友（後來成了我的妻子）正要離開哈爾濱，去北京與在那裡的母親會合，然後一起回杭州。我送她到哈爾濱火車站，正巧遇到我的朋友，坐同一列火車去京的姜昆（後來著名的相聲演員）和吳歡（吳祖光先生的公子），我囑咐女朋友在北京不要多逗留，“很可能全國內亂，要是隔江而治，就回不了杭州了”。把她託付給姜昆和吳歡後，我回到辦公室徹夜未眠，和幾個朋友詳盡討論了國家政局的各種可能後，把保存的所有信件燒得乾乾淨淨，在臨要燒日記的那一刻突然猶豫了——總算保留下了那十幾本青春的記憶。
接下來就是那年舉國歡騰的金秋十月了……
現在，我們將去哪裡呢？
三十年彈指而過。伴隨著這三十年，共和國走過的已經整整六十年。一個花甲。我們也走近耳順之年，貼著花甲了。
一代人就此即將成為過往。
作為個體，留下的只是生命的記憶。
背後，是依然鮮活依然令人激動不安的青春歲月。面前，除了共和國的未來，我們還可能再有什麼？正是這個我們呼吸與共的共和國，帶著我們從1976走到了今天，不僅使重返1976成為可能，也使我們每一個無論多么迥異的命運，最終獲得了同一種意義，從而欣然相遇——
於是在這裡，在這篇文章的最後，我向《重返1976》中的每一個生命（當然包括蛐蛐兒李君旭），表示崇高的敬意；向追尋這一切並記錄它們的袁敏，表示崇高的敬意。
鉤沉“總理遺言案”
《重返1976》出版鉤沉“總理遺言案”——首度披露“文革”末期一起牽連甚廣的政治事件
北京青年報2009年12月21日報導 一封橫空出世的“周總理遺言”，在1976年全國人民手中傳抄；後來卻被發現這份“總理遺言”是一個23歲青年，模仿周總理語氣炮製的。這一充分肯定鄧小平、給全國人民帶來希望的“謊言”，釀造了“四人幫”覆滅前一起全國性的重大政治事件。記者昨從人民文學出版社獲悉，首度披露33年前“總理遺言案”的紀實作品《重返1976：我所經歷的“總理遺言”案》，現已通過審查、正式出版。該書作者袁敏，為當年“總理遺言”事件當事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