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信息
【名稱】《言志二首》【別名】《擬古二首》
【年代】三國
【作者】何晏
【體裁】五言詩
作品原文
言志二首【其一】
鴻鵠比翼游，群飛戲太清。
常恐夭網羅，憂禍一旦並。
豈若集五湖，順流唼浮萍。
逍遙放志意，何為怵惕驚？
【其二】
轉蓬去其根，流飄從風移。
芒芒四海塗，悠悠焉可彌？
願為浮萍草，託身寄清池。
且以樂今日，其後非所知。
作品鑑賞
魏晉之際，是一個玄學日漸興盛的時期，同時也是詩歌明顯地轉向哲理化的時期。何晏作為玄學的創始人之一，他的僅存的兩首《言志》詩，也標誌著魏晉詩歌哲理化的開端。其後，阮籍作為一個重要的玄學家，他的《詠懷》詩把詩歌的哲理化推上了高峰。但是，他們的純粹的哲學論述，同他們在詩歌中對人生處境所作的哲理性描摹，雖存在共同的出發點，卻又表現出明顯的差異，這是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何晏與曹魏政權有特殊關係：其母再嫁曹操，何晏遂隨母入宮，受到寵愛，又娶公主為妻。齊王芳正始（240-249年）年間，曹魏宗室、大將軍曹爽與太尉司馬懿共同輔政，各蓄勢力，暗中爭權。何晏因其與曹氏的特殊關係，自然地依附曹爽，被任為尚書，一時權勢煊赫。但在他內心中，卻深藏著危機感。這二首詩運用比興手法，抒發憂生之嗟，既是他的心理狀態的反映，又是由此出發，對人生處境、人的命運這些根本性的問題，作哲理性的概括。
第一首談怎樣才能“逍遙”即獲得自由的問題，這自然令人想起《莊子》的《逍遙遊》。《逍遙遊》的開頭是一個寓言：海中的大魚“鯤”化為大鳥“鵬”，將從北海遷徙到南海。它拍擊水面，激起三千里高的大浪，而後乘御飆風，直上九萬里高空，向遙遠的南方飛去。而蜩（蟬）與鷽鳩（一種小雀）嘲笑說：我們鼓翅奮飛，碰到榆樹、枋樹就停息下來；即使飛不到，也就是掉在地上罷了，幹嘛要飛到那么高那么遠呢？按《莊子》的本意，大鵬是“逍遙”即絕對自由境界的象徵，蜩與鷽鳩，則象徵著被狹小的環境所拘囿、滿足於卑瑣生活的境界。
那么，何晏是怎樣看待所謂“逍遙”的問題呢？詩中的鴻鵠即黃鵠（參《說文解字》鳥部及段玉裁注），是一種大鳥，古人認為它能一舉千里。《楚辭·惜誓》云：“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圓方。”可見其飛翔之高遠。這個形象同《逍遙遊》中的大鵬是相似的。但何晏的思路卻同莊子不一樣。他認為，鴻鵠並非不會遇到危險，也並非沒有憂患之心。相反，正因為飛得高，更容易遭遇羅網，因此失去自由，乃至夭折而死。所以，與其高飛遠遊而驚懼不安，倒不如同其它凡庸的水鳥一樣，游息於五湖（泛指大湖泊），隨波逐流，啄食萍草，反可以逍遙自在。這就是說，雖有鴻鵠或大鵬之志，卻只能選擇蜩與澩鳩之類的生活。這同《逍遙遊》的本意恰好相反。稍晚於何晏的郭象注《莊子》，對上述寓言作出如下的解釋：物類有大小之分，各任其性，各當其分，便是逍遙，故大鵬之高飛遠舉，同小蟲小雀之拘於一隅，並無高下優劣之分。這一歪曲原意的解說，恐怕就是從何晏那裡演化出來的。只不過他把何晏的那一層憂患感也給抹殺了，以便為身在官場的士人作理論上的辯護。
第二首以蓬草與浮萍為喻。先說蓬草離根，便身不由己，隨風飄轉。海茫茫，道途遙遠，蓬草的飄移也永無終極之時（彌，遍、極）。這是感嘆人生於塵寰之中，毫無把握自己命運的能力，被外在的力量所支配，所牽制推移，永無休止。然後說但願如浮萍一般，在小小的清池中獲得安寧。可即使得到安寧，也只是暫時的，姑且及時行樂吧，往後的命運，誰也不能預料。這裡流露出來的憂患感、危機感，比前一首更為強烈。
對這兩首詩，如從表層上說，也可理解為詩人對險惡的權力鬥爭的憂慮，以及對可能發生的危機的某種預感。甚至，讀者可以指責何晏：既然意識到危險的存在，又為何貪慕榮華，不能及早抽身，以至最終招致夷滅三族的慘禍？但僅僅這樣來看，很容易疏忽了更深一層的問題。
通常，人們捲入政治鬥爭的漩渦，很容易為自己找到精神上的支撐，即相信自己的行為具有道義上的合理性。表面上的“正義”是很容易得到的，而站在這個立場上，即使面臨危險，也不會有過多的憂慮，特別是《言志》二首中那一種無所依附的悲哀。
然而，從玄學的思考來看，就無法拿社會的道義觀作為人生價值的保證。何晏有一個著名的哲學命題，是“以無為本”，它包含了這樣的意味：一切紛繁的現象，包括功名事業、德行修養，都只是短暫的、可變的東西，因而不具有真實的價值。只有擺脫各種現象關係的束縛，歸復到“無”這個精神本體，才能夠實現生命的最高意義。換句話說，“以無為本”就是強調人的無限可能性，要求打破社會規範對人的約制和限定。何晏當然無法以被他否定的價值作為自我安慰。
但是，當人們把自由也就是內在可能性的實現作為人生的最高目標看待時，必然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在現實關係中，自由是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後世的人很容易指責何晏，說他本應該早早退出權力鬥爭的漩渦。然而，以他的身份，以他的社會關係，這一種退出是不可能的；或者，即使他願意退出，也不一定就能夠避免危險。儘管人的內在可能性是無限的，然而現實關係對人的約制卻又是強有力的。何晏的二首詩，實際是把他的實際境遇，引伸到一個哲學問題：自由的不可能性。阮籍的詩中也常有類似的表述：“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
如果說，要求從傳統的社會規範中解脫，追求個人自由，是魏晉時代具有深刻意義的新思潮，認識到自由的不可能性（即自由意志永遠受到現實關係的限制）同樣是一種深刻的思想。看起來，這兩個命題似乎相互柢牾，其實卻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只是，在何晏、阮籍等人的筆下，前者多作為抽象的哲學問題來論述，後者則多和具體的生活感受聯繫在一起，在詩歌中用藝術形象來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