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阿瑪蒂亞·森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當代最傑出的經濟學家和哲學家之一，關於社會選擇、福利分配和貧困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者；人類發展與可行能力視角的理論奠基人；也是一位始終關注並肯定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的重要學術領袖。1933年11月出生於印度的桑蒂尼喀坦（Santiniketan）。1953年和1955年分別在加爾各答Presidency學院和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1959年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獲得博士學位。此後，曾分別在印度德里大學、德里經濟學院、倫敦經濟學院、牛津大學任教。1987至1998年擔任哈佛大學經濟學和哲學教授。1998至2003年出任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2003至今重返哈佛大學任經濟學和哲學教授。
主要論著
《技術選擇》《集體選擇與社會福利》《論經濟不公平》《就業、技術與發展》《貧窮和饑荒》《選擇、福利和量度》《資源、價值和發展》《商品和能力》《倫理學與經濟學》《生活標準》《飢餓與公共行為》《飢餓政治經濟學》《再論不平等》《生活質量》《以自由看待發展》《理性與自由》《身份與暴力》
作者研究內容
自由發展森的研究跨越經濟學和道德哲學兩大重要學術領域。研究重點涉及社會選擇、道德倫理、自由與理性、社會公正、福利經濟學，以及發展經濟學中幾乎所有的重要課題，包括饑荒、貧困、社會保障、健康、性別、農村剩餘勞動力與工業化、集體農業、技術選擇、社會成本-效益分析等等。他的大量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目前已經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流行於世界各地，成為多個領域的標誌性成就，並對發展的理論和實踐產生了革命性影響。由於森在福利經濟學領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瑞典皇家科學院授予其199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殊榮。根據瑞典皇家科學院發布的公告，“森在經濟科學的中心領域做出了一系列可貴的貢獻，開拓了供後來好幾代研究者進行研究的新領域”。
早年經歷
森出生於印度桑迪尼克坦地區由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創建的維斯瓦巴拉蒂大學。他的外祖父曾在這所享譽盛名的大學教授梵文以及古代和中世紀印度文化，他的母親也曾是那裡的學生。實際上，森的名字阿瑪蒂亞正是泰戈爾為其所取的。
森的教育觀念正式成型於泰戈爾的維斯瓦巴拉蒂大學。這所學校注重激發和培養學生的求知慾，而不是對考試成績的強調。這為森在日後建立自發的研究興趣和研究熱忱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該學校開設的課程既保留了印度自身文化、分析與科學方面的優秀遺產，同時也包容了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化多樣性，包括西方社會和非西方社會（例如中國、日本、印度尼西亞、韓國，以及西亞和非洲國家）的文化。這種對世界的開放性與包容性對森在成年後的學術研究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在森的青少年時期，也即整個20世紀40年代，印度遭受了一場由宗教政治家煽動的大屠殺。人們的身份突然之間從印度人、亞洲人和不同種族轉變為印度教徒、穆斯林教徒和印度錫克教徒，並伴隨著大範圍的屠殺和非理性行為。這種由種族分裂造成的不安記憶使森對身份的理解有了最初的感性認識。而一位闖入森家中求救的穆斯林男子給年幼的森留下的記憶不僅是驚慌，更有關於身份與暴力的最初的理性思考。 這名穆斯林男子雖然一再受到其妻的告誡，在公眾騷亂期間不要去動亂的地方，但是，由於家人已經沒有任何可吃的，他不得不到印度教徒居住的地區尋找工作以賺取收入，但不幸遇刺並最終身亡。這一深刻的親身經歷使森意識到狹隘定義的身份所具有的危害。極端貧困下的經濟不自由可以使一個人成為其他形式不自由的無助的犧牲者：如果那名穆斯林男子的家計能夠維持的話，他就不必為了尋求收入而在那騷亂的日子去動亂地區。這一幼年時的經歷很快成為一種警覺，並進而成為激發森為之思考與探索的生活積澱。
求學歷程
離開維斯瓦巴拉蒂大學，森於1951年來到加爾各答的Presidency學院求學。這是他進入令其“異常著迷”的經濟學領域的第一站，在這之前於三歲到十七歲之間，他先後對梵文、數學和物理產生過極大的興趣。在Presidency學院，森有幸與一批優秀的老師與同學在一起，並從根本上拓寬了他的視野。雖然森並沒有熱衷於當時的學生社團政治活動，但是“左翼”激進主義的觀點引發了森更深的思考。 當瑞典皇家科學院將1998年諾貝爾獎項頒於森時，森曾回憶起他一生中最專注的學術工作領域已經在他於加爾各答的本科學習階段就開始考慮了，這些領域一方面包括福利經濟、經濟不平等以及貧困（包括饑荒這一極端貧困形式）；另一方面還包括理性、容忍和民主的社會選擇的範圍與可能性（包括選舉過程及對民主與少數民族權利的保護）。 1953年，在加爾各答Presidency學院獲得學士學位（主修經濟學，輔修數學）後，森前往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繼續深造，並在兩年之內迅速攻取了另一個學士學位（理論經濟學）。在博士的第二年，森獲得了回印度的兩年假期，並幸運地得到了當時在印度貝拿勒斯執教的著名經濟學方法論學者達斯噶普塔（A.K.Dasgupta）的指導，並深受啟發。由於森的博士論文獲得了三一學院的優秀獎學金，他因此得到了四年自由支配的時間，可以在此期間從事他所喜歡的事情。正是在這個時期，森做出了一個為他後期研究帶來重大幫助的決定：選擇學習哲學。 1971年森回到英國，先後任教於倫敦經濟學院和牛津大學。在這個時期，他引導了一批對社會選擇理論有濃厚興趣的優秀學生，包括Siddiq Osmani、Ben Fine、Ravi Kanbur、Carl Hamilton、John Wriglesworth、David Kelsey、Yasumi Matsumoto和Jonathan Riley等。這些學生的博士論文大多是關於經濟和社會選擇問題的。並且，後期許多社會選擇理論和福利經濟學方面的權威理論，最初都是在這些博士論文中出現的。 同一時期，森還與一批研究社會選擇問題的學者一起共事、合作，並與大量其他領域的研究者充分交流。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正式與非正式的觀點，打破了“不可能定理”占據的壟斷地位。因而，20世紀70年代的世界也許可以被稱為社會選擇理論研究的黃金時期。這正是使森大為欣喜的地方。
學術首選
對社會選擇理論的開拓性研究，1963年，森離開劍橋回到印度。在這之後到1971年，森一直都在德里經濟學院和德里大學任經濟學教授。這是森的學術生涯最具挑戰性的時期。德里大學活躍的研究氣氛使森全心投入了關於社會選擇理論的研究。1970年，得益於在德里的研究，以及在哈佛大學與KennethArrow和JohnRawls共同開設的“社會公正”聯合課程，森關於社會選擇領域的重要著作《公共選擇與社會福利》出版發行，並即刻產生巨大影響，引起了研究者們對基本福利問題的重新認識，並為關於規範性問題的經濟學分析提供了一個新的維度。
興趣
社會分配與貧困的研究基線，森的研究貢獻跨越社會選擇理論、福利、貧困指數，以及對饑荒的經驗研究，但是，他們都由一個共同的興趣所聯結，那就是森對分配問題的關注，尤其是對社會最貧困群體的分配問題的關注。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受到Antony Atkinson與Partha Dasgupta等人的啟發與激勵，以及在妻子的支持下，森關於社會選擇理論的思考進一步向更為“實際”的問題邁進，即用寬泛的社會選擇框架來解決一些套用型問題，包括對各種經濟和社會的評價，例如衡量經濟不平等、判斷貧困、評價項目、分析失業、評價性別不平等，以及研究自由和權利的意義及含義，等等。
基礎貢獻
科學發展以可行能力衡量人類福祉，比較不同社會福祉的一個最常使用的指標是收入。與此相對比，森在繼承了亞里士多德和亞當·斯密等古典思想家的遺產之上，建立起了以追求人的自由為核心並強調社會公平的新的發展理論範疇，即“可行能力”理論視角。
情系中國：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注森的學術生涯還充分展現了他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濃厚學術興趣。森的最初成名作之一就是關於以中國農村人民公社體制為代表的集體農業的研究。此外，森還圍繞中國的農業、農村改革進行過一系列深入的研究，並發表過專門的學術文章《糧食與自由》，論述他對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就以及出現的問題的看法。除此之外，他還在其他的一系列學術研究中一再提到中國近半個世紀以來社會經濟發展所取得的各種經驗與教訓，並對中國政府在促進社會發展方面所做的有益嘗試給予充分的肯定。
正是出於這種對中國的友好感情，森曾於上個世紀80年代訪問過中國，並得到當時中國總理的接見。2002年，在森的劃時代巨著《以自由看待發展》的中譯本在中國首度發行時，森再度訪問中國，並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作了嚴復講座，引起巨大社會反響。目前，《以自由看待發展》已經成為很多高校關於發展理論的一本重要教科書。
最近，森對即將在中國召開的“健康與發展國際研討會”以及“北京論壇”給予了高度的重視與支持。當得到盛情邀請後，森用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與早有預約的多個組織進行協調，得到允許推遲了相關預約，最終應允參加兩個會議。在他答覆“健康與發展國際研討會”發起單位北京大學經濟與人類發展研究中心的信函中，森提到，他將“非常高興地參加這個意義重大的會議，並從中受益”。森如此謙遜的人生態度讓人肅然起敬，也使人們為即將有機會與大師進行交流而感到激動與興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