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說明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全書有導言、正文12章和結束語。此書主要總結了1883～1937年聯共（布）建黨、奪取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三方面的“基本經驗”。在建黨方面，聯共（布）先後奠定了黨的思想基礎、組織基礎、策略基礎和理論基礎，堅持同黨內的孟什維克主義進行鬥爭，最後成為“獨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奪取政權方面，經歷了1905年俄國革命、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聯共（布）正確處理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戰爭與革命、秘密鬥爭與合法鬥爭、武裝起義與和平發展的關係，終於建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聯共（布）領導蘇聯人民打敗了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國內反革命之後，恢復了國民經濟，實行了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國民經濟計畫化和文化革命，完成了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本書自始至終謊言連篇，對蘇聯、中國毒害巨大。
補充說明
此書是在30年代寫出的，全書充滿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甚至歪曲了某些重要歷史事實，對蘇聯黨的歷史經驗也多有曲解和拔高之處。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此書不再重印。
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德·安·沃爾科戈諾夫把他為史達林所作的傳記取名為《勝利與悲劇》。這是一個頗有意味的名字，也就是說，史達林在權力舞台上的輝煌勝利恰恰是蘇聯人民空前的悲劇和災難。在史達林的帝國里，比真理更“高貴”的是邪惡，比歷史更“權威”的是謊言。這個龐大的帝國主要依賴“兩隻手”來實現統治：一隻手是鐵與血的暴力機器，包括軍隊、警察、克格勃以及人們業已形成的、無所不在的“內在的恐懼”，其目的是製造“順民”；另一隻手是以傳播謊言為首要任務的宣傳和教育機構，包括電視、廣播、報刊、教科書、學校等各種不斷重複謊言的渠道，其目的是製造“愚民”。一個由 “順民”和“愚民”構成的社會，雖然是一個便於統治的社會，但也必然是一個喪失了內在生命力和更新能力的社會。
傳播謊言，首先就要改寫歷史。對於史達林來說，既然可以一揮手就把一個民族從地圖上抹去，那么改寫歷史是一件再簡單不過的事情。史達林本人始終對歷史著作，首先對皇帝傳記保持著經久不衰的興趣。別列亞爾米諾夫的《俄國歷史教程》、維柏的《羅馬帝國概述》、阿·托爾斯泰的《伊凡雷帝》、《羅曼諾夫王朝》等他都認真研讀過。他把這些皇帝的傳記當作自己的鏡子，從這面鏡子中他看到的是自己冷酷的面孔。他發誓自己將比歷史上所有的皇帝都更加偉大，也更加殘暴。史達林很少讀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雖然他自稱是一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列寧最忠誠的學生和戰友。馬列主義不過是他騙人的幌子而已，他更滿足於充當“新沙皇”的角色。正是在對帝王傳記的研究中，史達林發現了“重寫歷史”的現實意義和緊迫性。對此，沃爾科戈諾夫敏銳地評述說：“不難看出，史達林認為用適當的方式描述祖國的歷史也是實行獨裁、形成意識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於是，一個龐大的編纂歷史讀本的班子建立起來了，它的成員許多都是史達林“欽定”的。經過數月緊張的工作，影響蘇聯社會數十年之久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終於出籠了。這部後來臭名昭著的讀物，在當時卻成了真正的百科全書，“半真理和反真理的木乃伊大全”。它出版了三百多版，印數超過了四千三百萬冊！在蘇聯的東歐“衛星國”以及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中，這本著作也迅速翻譯成各種文字，並大量地印刷和發行。同時，這些國家也開始模仿這本書的寫法，編寫自己的歷史。在世界範圍內，《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傳播範圍之廣泛、印刷數量之巨大，除了《聖經》和《毛選》之外，恐怕很難找到能夠與之匹敵的作品了。
在蘇聯，這本“把各種教條木乃伊匯集在一起的書”，對全國人民來說就像《古蘭經》對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一樣，成了必須閱讀的東西。而從國小、中學到大學乃至於博士學位的歷史教科書，都按照《教程》的體例來編寫，並嚴格遵循《教程》中的論點和論據，不得有絲毫的偏差。從日丹諾夫到蘇斯絡夫，歷屆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員都把《教程》當作蘇維埃的《聖經》來看待。沃爾科戈諾夫指出，這部著作的全部內容都是為了培養、訓練人們如何跪在史達林的腳下。史達林與列寧被塑造成兩座高聳的山峰，而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等人則統統被描述成“叛徒”和“人民公敵”，他們的歷史貢獻被一筆勾銷。史達林比在革命進程中的表現簡直上帝還要未卜先知，他永遠都保持著偉大、光榮和正確的立場。在《教程》中，人們看不到史達林在內戰中的失敗，也看不到他在德國入侵之際的驚慌失措，更看不到他在大清洗中的殘忍和嗜血。這種肆無忌憚地改寫歷史的做法，不僅貫穿了史達林統治的三十年，而且貫穿了蘇聯的整個歷史進程。赫魯雪夫企圖扭轉這種局面，但當他被趕下台之後，史達林主義又全面復活了。在漫長的勃列日涅夫時代，著名學者阿爾巴托夫感受到了這種“要求知識分子參與製造謊言”的巨大壓力： “歷史學是第一個犧牲品，首當其衝的是現代史。”官方在偽造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和史達林在其中的作用方面特別下功夫，因為這樣能夠重新神話史達林。他們不僅改變了對若干具體的人物和事件的評價，更為重要的是，“當局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使歷史科學、歷史思想倒退。”
與這種推動“倒退”相配合的行動是無情地打擊那些堅持說真話的人。官方多次展開迫害誠實的歷史學家的運動。阿爾巴托夫觀察到，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沃洛布耶夫因為在學術上採取原則性的立場而被撤職。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方面的著作而聞名的歷史學家涅克里奇遭受了特別殘酷的迫害，終於被迫流亡國外。 “當局這一手十分有效，因為流亡國外的人實際上好像成為叛徒，不僅他們本人的名聲敗壞了，而且他們的立場、他們的著作，甚至支持他們的人的名聲也都敗壞了。”堅持批判史達林主義的歷史學家羅伊·麥德維傑夫也被開除出黨。於是，許多“聰明人”知道該怎么做了，他們開始無恥地吹捧皇帝的新裝是多么的美麗。許多高級官員和將帥也在回憶錄中編造虛假的故事，這些經不起歷史考驗的回憶錄後來都聲名狼藉。
與此同時，《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也在不斷地重版。正如沃爾科戈諾夫說分析的那樣，《教程》在國內之所以能夠流傳，不僅僅因為宣傳機關根據史達林指示的精神把它變成了全社會多年閱讀的“主要著作”，而且因為它那極為淺顯的、提綱挈領的敘述方式受到許多人的歡迎，這些人越來越習慣於別人替他們“想問題”，並且滿足於這種貧乏的精神糧食。這些教條足主義的木乃伊十分通俗易懂。人們不需要研讀原著，查閱參考書，而主要是不必進行緊張的思考：一切按照政治壁龕安排就緒，所有登場的人物都塗上了相應的顏色（這種顏色在這裡只有兩種），在每個地方都作了明白無誤的評價。作者們根據史達林的指示，在每一章後面都加上了政治指示式的“簡短的結論”，人們只需要背熟了這些“嚼爛了的原理”。這本書里只有一種聲音，就是史達林的聲音。這本書變成了在全國和全黨積極培植教條主義思維方式的主要工具。這樣一來，“反真理木乃伊就從書本轉移到社會和個人意識中去。”
俄國思想家別爾嘉耶夫揭示了專制帝國存在的秘密之一在於單一的宣傳教育，“詞語”的權力化帶來了謊言的泛濫：“詞語對我們的生活擁有巨大的權威，神奇的權威。我們詞語的迷惑，在相當程度上生活於它們的王國之中。”人們被迫生活在謊言之中，而放棄了真切的社會生活。人們相信種種官方認可的“說法”甚於他們看到的事實，謊言戰勝了他們所有的感覺系統，同時他們的自我認知也建立在對謊言的確信之上。這樣，否定謊言也就成了否定這些人本身，捍衛謊言也就成了捍衛“理想”和“希望”。於是，不知不覺地，受害者與害人者合而為一了，這才是蘇聯社會最大的悲劇。
在蘇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至高無上的“權威性”導致了歷史真實被掩埋，幾代人義無反顧地走向盲從和迷信。沃爾科戈諾夫沉痛地指出：“這種教條主義的、按內容來來說反歷史的精神糧食，造成了精神的貧乏，理論的簡單化和原始化。史達林為培養一個龐大的頭腦簡單者階層準備了肥沃的土壤。從這些人中不斷地招募鑽營分子、告密者、勤勤懇懇的辦事員、不動腦筋的執行者，由這個階層來補充官僚機構、懲罰機關和各級幹部隊伍。”在史達林時代後期，負責“黨務”的第二號人物馬林科夫曾經“親自”審查過幾千名被派去做黨的工作（他們在歷屆全會上自動當選）以及被派到內務部機關和各部機關的高級幹部。對於這些人來說，思想和理論成熟的標誌，是“機關”方面沒有揭露出他們有“醜聞”和勤懇地鑽研“史達林的案頭必備書”。一些人被召到莫斯科談話，肥頭大耳的馬林科夫本人，擺出一副大人物的架子，懶洋洋地坐在沙發上，在提出的問題中一定會“添上”《教程》或史達林著作中的一兩個問題——
“史達林同志在什麼時候、什麼地點說過‘幹部決定一切？’”
如果這個像小學生一樣畢恭畢敬的地方幹部不假思索地回答出，這句話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或者《史達林文集》的第幾章、第幾頁，馬林科夫就會滿意地點點頭，這表明了應試者的“忠誠”和“勤奮”。於是，此人就獲得了升遷的機會。
謊言就是這樣煉成的。謊言產生了統治者所渴求的“穩定”，謊言也導致了專制制度自身的衰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