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詩
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於乎不顯！ 文王之德之純。
假以溢我， 我其收之。
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注釋
1、《釋文》引《韓詩》：“維，念也。”《鄭箋》：“命猶道也。天之道於（嗚wū）乎美哉。” 2、於乎：嗚呼！不，語助，無實義。3、假：通“嘉”。 溢：謹慎。《毛傳》：“假，嘉。 溢，慎。”《傳疏》：“假以溢我，言以嘉言善道戒慎於我也。” 4、駿：順從。惠：順。《通釋》：“惠，順也。駿，當為馴之假借，馴亦順也。” 5、篤：專一，忠實執行。《鄭箋》：“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惟今也。”譯文
想來天道有一定，莊嚴肅穆永不停。多么顯著又光明，文王德行真純淨。
嘉言善道告戒我，我當接受好繼承。
遵循先祖文王德，子子孫孫須力行。
賞析
《維天之命》是《周頌》的第二篇，無韻，篇幅不長，充滿了恭敬之意、頌揚之辭。詩為祭祀周文王之作(《毛詩序》所謂“大平告文王也”)，因文本中有“文王之德之純”、“駿惠我文王”等句可證，古今並無異議，但對成詩之時，則漢儒、清儒之說有分歧。鄭玄箋云：“告大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他認為此詩作於周公攝政五年之冬。而陳奐《詩毛氏傳疏》則云：“《書·雒誥》大傳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維天之命》，制禮也；《維清》，作樂也；《烈文》，致政也。三詩類列，正與大傳節次合。然則《維天之命》當作於六年之末矣。《雒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鹹秩無文。’鄭注云：‘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鄭謂周禮行於七年致政之後，是也。而箋以告太平為禮未成時，在居攝五年之末，則未是。詩云：‘我其收之。’又云：‘曾孫篤之。’自在制禮後語矣。”據他考證，鄭玄之說有誤，此詩當作於周公居攝六年之末，即公元前1110年。今人陳子展《詩經直解》認為陳奐之說較鄭箋“為有據也”，茲從其說。此詩內容大致可分為兩部分，前一部分四句說文王上應天命，品德純美；後一部分四句說文王德業澤被後代，後代當遵其遺教，發揚光大。讀者稍加注意，便會發現前後兩部分在結構上有所不同。前一部分有一個逆挽，也就是說，今傳文句將原該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於乎不顯”的平行結構在句子的排列組合上作了小小的變化。語義絲毫未變，但效果卻很不一樣，兩個“於”字的疊合，更顯出嘆美莊敬之意。而後一部分沒有用感嘆詞，作者便任句式按正常邏輯排列，平鋪直敘，波瀾不驚，在唱出重音——讚頌文王——之後，以輕聲順勢自然收束，表示出順應文王之遺教便是對文王最好的告慰，這樣一種真心誠意的對天祈願與自我告誡。
從詩的句式看，此詩中第四句“文王之德之純”與第七句“駿惠我文王”完全可以壓縮成“文王德純”、“駿惠文王”這樣的句式，如此則八句均為四言，整齊劃一。《周頌》中不是沒有這樣純用四言句的詩章，如《臣工》、《噫嘻》等即是。因為《周頌》中多無韻之詩，可能會有人將這種句式參差與勻整的不同與有無韻腳聯繫起來，以為有韻之詩句式以勻整為尚，無韻之詩句式以參差為尚；這樣看的話未免太絕對，上舉《臣工》、《噫嘻》等無韻(江永《古韻標準》謂《臣工》“韻不分明”，語尚含糊)之詩也是齊言句式，就很難以此解釋之。筆者以為《頌》詩的句式參差與否，除了語言表達上的需要外，恐怕更多的是合樂的需要。據鄭覲文《中國音樂史》說：“《頌》律與《雅》律之配置不同，《雅》為周鏇律，《頌》為交鏇律。”而阮元《釋頌》強調《頌》之舞容而謂其全為舞詩。據此，則《頌》詩的音樂大約因切合舞蹈的需要而鏇律變化多一些，句式參差與勻整正反映出其鏇律的差異。這樣的理解是否正確，筆者不敢妄斷，謹以之求質於治中國古代音樂史者。
至於說此詩的內容，實在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頌揚文王德配上天，對其美德頂禮膜拜，正是周公攝政制禮，確定祭祀文王的規格儀軌之後，創作祭舞祭歌的必然主題。而因其言詞古直，情意樸素，尚無矯揉造作之弊，今人讀來並不致於像讀後世千篇一律的祭祀歌辭那樣產生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