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毛澤東給張聞天[1]的信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
洛甫:
二十號及二十五號信均到。
甲、關於紅軍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針，我是完全同意的。因為這個方針是使中國革命戰爭尤其不久就要到來的反日民族戰爭，取得更加有力量與更加迅速發展的正確方針。我不同意的是時間與經路問題。第一，紅軍目前必須增加一萬人，在四個月內，我們必須依據陝北蘇區，用空前努力達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與綏遠[2]的道路，這是用戰爭用發展用不使陝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為完成上述兩種任務，我想有六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夠了。所以我們應在明年夏天或秋天與外蒙靠近，目前應立即開始組織蒙民游擊隊。
乙、反蔣抗日統一戰線的策略內容及具體的口號與綱領完全同意，宣言[3]請立發。
丙、對富農策略的轉變基本同意，但決議[4]上應指出，當鬥爭發展貧農中農要求平分富農土地時，黨應贊助這一要求。富農可與貧農中農分得同等土地，過去分壞田的原則是不對的；但富農土地完全不動的原則，在蘇區尤其在南方蘇區也是不對的。在土地問題上，對富農策略同對中農應該有一點區別。農村中的黨應善於領導與監督富農，嚴防為富農所領導。要指出當鬥爭深入時富農必然轉入地主陣線，這是中國半封建富農階層的特點。對有勞動力又破產了的小地主階層，在民眾同意下應按富農待遇。
丁、這裡已經實行對俘虜官一律不殺、優待釋放的政策。我給董英斌的信[5]已普遍發表，現正進行廣泛瓦解白軍的工作。
戊、我或於數日後回後方一行。
澤東
一號二十四時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釋
毛澤東[1]張聞天（一九○○――一九七六），又名洛甫，江蘇南匯（今屬上海市）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黨內負總責。
[2]綏遠，見本卷第371頁注[16]。
[3]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見本卷第360－362頁。
[4]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六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改變對富農策略的決定》。
[5]指毛澤東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給國民黨軍第五十七軍軍長董英斌的信。信中申明：（一）東北軍不打紅軍，紅軍亦不打東北軍；（二）凡願抗日反蔣者，不論過去打過紅軍與否，紅軍願與訂立條約一同打日本打蔣介石：
（三）軍優待東北軍官兵，不但一律不殺，且分別任職或資遣回隊，負傷官兵均照紅軍傷員一體醫治。
簡評
毛澤東中共民主革命的主要內容是土地革命.制定土地革命路待富農的政策問題.毛澤東對中共富農政策的貢獻十分明顯.
第一,他是中共黨內最早關注富農問題的領導人,並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出限制富農的政策.
第二,他最早對富農進行了科學的界定,並制定了劃分富農的行之有效的標準.
第三,他是最早從中共最高領導層做出中立富農和保護資本主義富農經濟決策的領導人.
張聞天
毛澤東與張聞天1900年8月生，上海浦東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紅色教授學院學習，1930年回國，1931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1933年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1934年參加長征。
在長征中，張聞天堅決支持毛澤東正確的軍事主張。遵義會議上，他根據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作了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為挽救黨和紅軍，實現黨的軍事路線的根本轉變，做出了重要貢獻。延安時期，張聞天長期主管全黨的理論宣傳和幹部教育工作。1938年後，他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併兼任黨中央宣傳部長、馬列學院院長等職，為推動全民抗戰做了大量宣傳和教育工作，並為黨培養了一大批幹部。他所作的《論青年修養》、《論待人接物問題》等講演，在廣大幹部和青年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1941年延安整風開始後，張聞天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到陝北、晉西北進行農村社會調查，寫成了多篇調查研究報告。
抗戰勝利後，張聞天到東北做地方工作，先後擔任中共合江省委書記、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兼組織部長等職。這期間，他寫了《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對於新中國經濟具有重要理論意義。
1950年以後，張聞天轉到外交戰線，先後擔任駐蘇大使和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參加了當時我國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動，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做出了顯著的成績。1976年7月1日，張聞天病逝於江蘇無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