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潘漢年領導的中央“特科”工作搞得有聲有色，但局部的努力，挽回不了全局性錯誤所造成的損失。在王明“左”傾路線的統治下，上海的白區工作一步一步地走進了死胡同。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中共臨時中央機關全部撤離上海，前往中央蘇區。潘漢年利用中央“特科”開闢的秘密交通線，把離滬的中央負責同志，一個個安全送達目的地。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４日，又發生了一起意外事件。這一天，國民黨特務突然逮捕了與中央特科有工作聯繫的潘梓年和丁玲等“左翼”文化人士，潘梓年是潘漢年的堂兄，丁玲早在“左聯”成立之初就認識了潘漢年，“潘、丁事件”直接影響到潘漢年的安全。為了防止發生意外，黨組織決定潘漢年撤往中央蘇區。
遵照黨的指示，潘漢年於是年夏天繞道香港，經廣東汕頭、潮州，輾轉到達中央蘇區的首府——瑞金，踏上了這塊紅土。在這之前，潘漢年曾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瑞金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就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委員。到中央蘇區後不久，便被任命為蘇區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兼贛南省委宣傳部部長，還擔任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員會委員。
在蘇區，潘漢年過了幾個月寧靜安樂的日子。
當時中共中央宣傳部和組織部在一個小樓里辦公。潘漢年與時任宣傳部部長的張聞天住樓上，博古與陳雲住樓下。雖說這批職業革命家都是中共黨內的高級領導人，但他們畢竟還很年輕，加上這年夏天中央蘇區正處在第四與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間隙之間，於是每天晚飯前後，他們常常聚集在樹下草地上唱唱山歌，還搞些體育活動，愛打籃球的，么喝一聲就上球場去了。潘漢年喜歡打桌球，樓下客堂間用方桌子拼成的球檯，就是他和陳雲、張聞天等人一起活動的地方。儘管那時中央蘇區的生活艱苦是出了名的，這兒與十里洋場的上海更不能相提並論，但同志之間親親熱熱的，潘漢年感到十分愉快。
這年９月，蔣介石調集６６個師１００萬大軍，向共產黨領導的各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圍剿”，其中以５０萬兵力，採取堡壘主義的作戰方法，重點進攻中央蘇區。
進攻中央蘇區的四路大軍擺開了決戰的架式：北路以顧祝同為總司令，陳誠為前敵總指揮，共二十二個師一個旅；西路為湖南軍閥何健的十四個師一個旅；南路是廣東軍閥陳濟棠十四個師兩個旅；東路則是被蔣介石強令從淞滬戰場調往福建的十九路軍的三個師。
正當英勇的紅軍部隊在前線浴血奮戰之時，潘漢年則往返於瑞金、福州之間，同十九路軍進行秘密接觸。他，究竟負有怎樣的使命？“剿共”的十九路軍又何故同紅軍往來？事情原來是這樣的：十九路軍在北伐時期原屬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一部。１９３０年８月，以蔡廷鍇之六十師和蔣光鼐之六十一師為基礎擴編為十九路軍，並逐步發展成為蔣介石軍事集團中一支頗有戰鬥力的隊伍。在新軍閥混戰中，為蔣政權的鞏固立下了汗馬功勞。但由於十九路軍不是蔣的嫡系部隊，因而往往受到歧視甚至遭到排斥。從１９３１年初開始，十九路軍先在江西參加“剿共”戰爭，後於上海參加“一·二八”淞滬抗戰。“剿共”戰爭中，十九路軍損兵折將，大傷元氣，蔣介石把它當作炮灰；淞滬抗戰中，蔣介石對十九路軍坐視不救，還剋扣其軍餉，截留其捐款，讓其孤軍作戰，並夥同汪精衛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出賣了十九路軍。
淞滬抗戰的失敗，加深了十九路軍官兵對蔣介石的不滿，血的教訓，使他們進一步認識到：要抗日就必須反蔣，不反蔣就不能抗日。
這年５月，十九路軍又被蔣介石調往福建“剿共”。蔣介石的用意是：一方面讓十九路軍與紅軍作戰，使其兩敗俱傷，以收漁人之利；另一方面，十九路軍入閩，必定給廣東的陳濟棠造成威脅，加深閩、粵兩軍之間的矛盾，使其互相火併，以利他消滅異己的目的。對此，十九路軍官兵雖有所識破，但進駐福建畢竟有一省地盤，可以割據一方，保存實力，徐圖發展。
入閩後，為了統一福建全省的政權，除了嚴格控制漳（州）泉（州）一帶地方軍閥勢力之外，十九路軍的領導人還企圖排除共產黨和紅軍的勢力出閩西，實行抗日與“剿共”並重的方針，一面反共，一面反蔣。
不料，十九路軍與紅軍打了幾次惡仗，結果每戰必敗。蔡廷鍇感嘆說：“積極反共固然敗，消極反共也難於立足。”如果再堅持反共，其後果將不堪構想。十九路軍領導集團終於覺醒了，他們決定放棄反共方針，變“剿共抗日反蔣”為“聯共反蔣抗日”，回響中共於１９３３年１月中旬發表的三個條件下共同抗日“宣言”。於是，十九路軍與中共在“抗日反蔣”的共同目標下，開始了秘密往來。
這年７月，蔡廷鍇委託陳公培作他的代表，赴江西水鎮口與紅軍聯繫。陳原系中共早期黨員，大革命失敗後脫黨，並投奔閩系軍閥，為陳銘樞幕僚。８月間，陳公培在五台拜見了彭德懷、袁國平等紅軍將領。彭德懷與他進行了熱情懇切的交談，對十九路軍有爭取也有批評，說他們抗日是對的；來閩“剿共”是錯誤的，也是蔣介石的陰謀——即“剿共”和消滅蔣光鼐、蔡廷鍇，對蔣都有利。在交談中，彭德懷將“三條件”的有關內容向陳作了介紹。陳公培當即表示：他們要反蔣抗日，不反蔣就不能抗日。臨走前，彭德懷還給蔣光鼐、蔡廷鍇寫了信，“告以反蔣抗日大計，請他們派代表到瑞金，同我們中央進行談判”。彭德懷將此情況報告了中央。
１０月６日，以十九路軍秘書長徐名鴻為全權代表，在陳公培陪同下赴瑞金正式談判。蘇區中央局在收到徐名鴻帶來的十九路軍領導人寫給毛澤東、朱德的信函後，立即開會討論。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堅持下，博古等人放棄了不願與過去的敵人合作這一錯誤主張，同意與十九路軍談判。會議決定這項工作由周恩來負責，並委派潘漢年為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及中國工農紅軍的全權代表。
這一特殊使命，之所以會落到潘漢年的肩上，不是沒有原因的。“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黨中央鑒於十九路軍浴血奮戰於抗日前線，派了一些幹部到該部去慰問，主要是了解情況，激勵官兵的愛國熱情。而這項工作主要是由特科負責的。由此緣故，潘漢年對十九路軍的情況比較熟悉，並與擔任過十九路軍政治部主任的徐名鴻，就聯合抗日問題還進行過磋商。現在徐名鴻來瑞金，由潘漢年任全權代表與之交涉，是一個再合適不過的人選了。
受中央的委託，潘漢年即與徐名鴻就十九路軍與紅軍的防線，以及雙方劃界事宜等問題進行談判。歷經２０天，１０月２６日，雙方簽訂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與福建政府及十九路軍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其內容如下：
“一、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暫時劃定軍事疆界線，在該線駐紮主力軍隊。同時，十九路軍必須運用各種方式，排除或消滅存在福建與蘇區接壤地間，妨礙貫徹該協定之一切障礙勢力。
二、雙方恢復輸出輸入之商品貿易，並採取互助合作原則。
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方面，立即釋放在福建牢獄中的政治犯。
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方面，贊同福建境內革命的一切組織之活動（各民族抗日反帝團體及革命民眾一切武裝組織，並允許出版、言論、結社、集會、罷工之自由）。
五、在初步協定簽訂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即根據訂立本協定原則發表反蔣宣言，並立即進行反日反蔣軍事行動之準備。
六、初步協定簽訂後，互派全權代表常川互駐，應由雙方政府負責，保護該代表等人員之一切安全。
七、雙方人員有必要往來時，由各駐代表要求籤發護照通行證，雙方負保護安全之責。
八、本協定在福建及十九路軍方面反日反蔣軍事布置未完成前，雙方對於協定交涉應嚴守秘密，協定之公布須得雙方之同意。
九、在完成上述條件後，雙方應於最短期間，另定反日反蔣具體作戰協定。
十、雙方貿易關係，應依互助互惠之原則另定商業條約。
十一、本協定在雙方全權代表簽訂本約後即發生效力，正式協定總計兩份，經雙方政府軍事機關正式負責人簽名蓋章後，各執一份執照。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
全權代表 潘健行
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
全權代表 徐名鴻
潘健行，就是潘漢年為保密起見，在與十九路軍談判時所用的別名。
《初步協定》的簽訂，為十九路軍解除了西顧之憂，加速了反蔣步伐。１１月初，陳銘樞認為發動事變的時機已經成熟，即在香港召開籌備會，議決各方人士立即赴閩。根據《初步協定》的規定，他們邀請中共派正式代表參加。
中共中央決定派潘漢年為正式代表，黃火青為秘書，吳振英為警衛員，隨同徐名鴻、陳公培結伴同行，出使閩省。臨行前，毛澤東、張聞天、林伯渠、鄧發等為他們送行。
潘漢年等一行人從蘇區新泉出境，經蛟洋傅柏翠的防區到漳州十九路軍芝山營地小休一星期。隨後乘小臥車直達榕城，住在福建省政府教育部。
１１月２０日，福州市南校場（今五·一廣場）旌旗飄揚，鼓聲喧天。這裡正準備召開“中國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潘漢年也應邀出席。
這次大會公開揭櫫了反蔣抗日的旗幟。會上發表的《人民權利宣言》，“號召全國反帝反南京政府之革命勞力，立即組織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南京為中心之國民黨系統。”大會宣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這就是著名的“福建事變”，亦稱“閩變”。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二天，１１月２１日，潘漢年以全權代表的名義代表蘇區中央政府，與福建政府正式簽訂了抗日停戰協定四條，主要內容與上述反日反蔣《初步協定》相同。接著，１１月２７日，雙方又於長汀簽訂《閩西邊界及交通條約》。隨後，又於１１月底，潘漢年與福建人民政府的財政部次長許錫清在龍巖商談貿易經濟問題，在互助互惠的原則基礎上，達成了政府間的貿易及物資交換、兩個地區的通商活動等方面的口頭協定。中共希望十九路軍交換的物資主要是鹽和西藥。此後不久，雙方政府之間就開始了頻繁的邊界貿易往來，閩西蘇區還組織了一個民間的貿易物資合作社，提供一筆資金進行貿易，購買蘇區急需的物資。而雙邊的農民民眾、手工業工人以及商人小販等各類人群都可以自由進出蘇區買賣。
在閩期間，潘漢年還與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軍領導人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陳友仁等就軍事、政治等問題進行廣泛的接觸和磋商。
在政治上，潘漢年一再推動新政府實現《初步協定》第３條關於在“福建政府及十九路軍方面立即釋放在福建各牢獄中的政治犯”的規定，１２月１日，福建人民政府頒布大赦令，規定凡因反對蔣介石南京政府而遭逮捕、監禁、判刑的政治犯，一律予以赦免。據此，僅福建閩侯等地釋放了中共黨員馬立峰、範式人等１５２人。他們出獄後，大部分與組織恢復了聯繫，有的則參加了人民政府各級組織的工作。
在軍事上，潘漢年與陳銘樞進行了八次談判，但始終沒有達成或訂立聯合作戰的軍事協定。這主要受兩方面因素所牽制：一方面是十九路軍領導集團代表了中間階級的利益。他們不想也不願意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因此，對軍事合作採取被動、消極的態度。據麥朝樞回憶：“當中共中央駐福州的代表（即潘漢年，作者注）到達以後，經過一個多月的時間，與陳銘樞進行談判共八次，陳所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因而合作的具體條件始終沒有達成協定。”另據陳碧笙回憶：“……他們對紅軍的合作還是貌合神離，只求各保邊境，互不侵犯，並不想進一步聯合行動，統一作戰……”另一方面，由於當時中共黨內“左”傾錯誤的領導者博古等人在對待與十九路軍合作的問題上，犯有“左”傾關門主義錯誤。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５日，《中共為福建事變告全國民眾書》中已顯露出來，文告說：“事實證明，這一政府不是人民的，而且還不是革命的。
“福建的民眾和全國的民眾，也將在這一鬥爭中來試驗到底，這一人民革命政府是帶有多少革命性的政府，還是完全是反革命派行騙人的把戲！
“一切想在革命與反革命中間找取第三條出路的分子，必然遇到殘酷的失敗，而變為反革命進攻革命的輔助工具了。”
基於上述認識，“左”傾錯誤的領導人居然把十九路軍領導人反對蔣介石的鬥爭，看作是軍閥、反革命之間爭權奪利的鬥爭。因而，他們不是採取聯合十九路軍共同反對蔣介石的方針，而是採取坐山觀虎鬥，任憑他們去爭鬥的策略。在軍事戰略上不是抓住有利戰機，採取主動的戰略配合，以打擊蔣介石軍隊，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當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竭力主張我黨應履行《初步協定》，當潘漢年在閩省努力貫徹這一主張時，“左”傾錯誤的領導者則強調，“要先叫十九路軍吃一點虧，我們再幫助他們，那他在與我黨合作中價錢就便宜了”。
正是由於上述原因，潘漢年力圖在軍事上實行與十九路軍合作的種種努力，未得到滿意的結果。
儘管如此，他在這場事變中所表現出來的折衝樽俎的應變能力，出神入化的情報手段，都已為許多人佩服。據陳公培等人回憶，潘漢年通過與中共有情報關係的梅龔彬、陳公培等人了解了福建人民政府的內部情況，他把情報密寫在一本”帳本”上，交給中共入閩參加貿易談判的賴祖烈，送回中央蘇區，並兩次起草電報，由黃火青翻譯成密碼報告中央。在這期間，潘漢年還應福建政府領導人的要求，多次致電黨中央，轉達他們要求派遣紅軍支援的願望。潘漢年這種誠懇的態度，實實在在的工作，也為福建政府和十九路軍領導人所信任，這就是後來潘與他們始終保持友誼，在人民解放戰爭接近勝利之際鼓勵、幫助他們成功地走向新生之路的一個歷史淵源。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底，蔣介石從南京、江浙及入贛“進剿”的北路軍中，抽調其嫡系部隊，分三路入閩，並集中海空軍及炮兵的優勢力量，以武力鎮壓閩變。孤立無援的十九路軍被動應戰，終於在１９３４年１月中旬慘遭失敗。成立僅５４天的人民政府就此夭折。
就在蔣介石軍隊進駐福州的前一天，１月１５日，潘漢年與程冠棋、梅龔彬、劉叔棋等人，經化裝，坐車至馬尾，在馬尾港登上一艘日本商船，潛赴香港。此時，潘漢年已從福建政府失敗的沉痛教訓中開始認識到了統一戰線政策正確與否的重要性了。為了保持同十九路軍將領的聯繫，潘漢年讓梅龔彬留駐香港，繼續這方面的工作，同時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將與他們聯繫的電台呼號和密碼，轉交在香港的十九路軍將領和福建人民政府領導人。他自己按中央指定的交通路線，經上海重返瑞金。等待他的，又是一樁重要的也是他能夠勝任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