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概況
名稱：洞仙歌·倉陳五斗體裁：詞
年代：元
作者：劉秉忠
作品賞讀
原文
洞仙歌倉陳五斗，價重珠千斛。陶令家貧苦無畜。倦折腰閭里，棄印歸來，門外柳、春至無言自綠。
山明水秀，清勝宜茅屋。二頃田園一生足。樂琴書雅意，無個事，臥看北窗松竹。忽清風、吹夢破鴻荒，愛滿院秋香，數叢黃菊。
注釋
五斗：有學者考證，陶淵明所謂“五斗米”當指“五斗米道”(道教宗派中創立最早的一派，始於東漢，因入道者須出五斗米，故名)，而非指官俸。但歷代文學作品用陶淵明事，多以“五斗米”為官俸，劉秉忠此詞亦然，故本文仍從舊說。陶令：指陶淵明。
賞析
封建時代，做官的滋味也不大好受——為了那份俸祿，要乾許多不願乾而又不得不幹的事，要見許多不想見而又不可不見的人，更頭疼的是，要討皇帝老兒的歡喜，要拍上司大人的馬屁，……總之，要拿人格和靈魂的扭曲作代價。當然，有人已修煉到了利慾薰心、厚顏無恥的境界，在官場上如魚得水，左右逢源，此輩自是流連忘返，大有“此間樂，不思蜀”之概；但對那些為人正直，處世率真，不願同醉同濁，寧可獨醒獨清的士大夫來說，擺在他們面前的路只有兩條：要么違心而痛苦地“仕”下去，要么像陶淵明那樣毅然決然地“歸去來”。如果由於種種原因，一時還“歸”不得，那么至少在理想上，在感情上，在意向上，他們必須就此二者作出明確的抉擇。這首詞，就是作者尚友古人陶淵明，追求精神家園的一篇“歸去來兮辭”和“歸田園居”詩。從字面上看，是詠陶；而究其實質，卻是自明心跡。
詞中所用的語典和事典，大都出自陶傳或陶集，因而在賞析此詞之前，有必要一一予以交代。《宋書·隱逸傳》載:“陶潛字淵明。……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是劉詞“五斗”、“陶令”、“倦折腰閭里(即鄉里)，棄印(印，官印，棄印即棄官)歸來”云云之所本。“家貧苦無畜”則出陶氏《歸去來兮辭》自序:“余家貧，……瓶無儲粟。”“畜”同“蓄”，即“儲”也。又陶氏嘗撰《五柳先生傳》以自喻，曰:“先生……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劉詞“門外柳”云云用此。又陶氏《與子儼等疏》自稱“少好琴書”，且雲:“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劉詞“樂琴書”、“臥看北窗松竹”、“清風吹夢”云云用此。又陶氏愛菊，屢見其詩，如《飲酒》二十首其五雲:“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其七雲:“秋菊有佳色，浥露掇其英。”劉詞末二句，殆由此生髮。弄清楚了這些語碼，詞意也就不難索解了。
“倉陳五斗，價重珠千斛”，一起便奇，便怪。“奇”在何處？“怪”在何處？“奇”就“奇”在“五斗”之前加了“倉陳”二字。“倉陳”也者，即《史記·平準書》之所謂“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陶淵明雖不把那份皇糧放在眼裡，也只蔑稱為“五斗米”而已；詞人卻變本加厲地說，這“五斗米”還不是新鮮米，它不知在皇倉里積壓了多少年！你道“奇”也不“奇”？至於說到“怪”，“怪”就“怪”在這“倉陳五斗”竟然“價重珠千斛”！古制，一斛為十斗，宋末改為五斗。那么，“千斛”便是五千鬥了——僅就數量而論，已是“五斗”的一千倍；何況“珠”寶與“陳”米，價值本來就天差地別。說這五斗陳米的價格竟比千斛珍珠還高，豈非悖論？你道“怪”也不“怪”？然而它委實“奇”得好，“怪”得好。不“奇”不“怪”，則“語不驚人”；“語不驚人”，則讀者淡淡讀過，作者的話也就白說了。惟其“奇”，惟其“怪”，方能聳人聽聞，發人深省。深省至再，我們方才明白詞人的意思：那五斗陳米是要用“折腰向鄉里小兒”的行為去換取的，也就是說，要犧牲人格，“摧眉折腰事權貴”(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人格”之價值，豈不高於“珠千斛”乎？經過這一番複雜的“匯率”兌算，結論終於出來了：皇糧雖“陳”，也不好白吃的。
皇糧既不好白吃，那么不吃也罷。然而不成，“陶令家貧苦無畜”，貧士苦於家無儲備，有時還非吃皇糧不可。這真是莫大的悲哀！諦審前三句的思維邏輯，細按陶淵明的生平事跡，本當這樣寫才對:“陶令家貧苦無畜。倉陳五斗，價重珠千斛。”其所以倒作“倉陳五斗，價重珠千斛。陶令家貧苦無畜”者，原是為了遷就此詞調的句位。但從章法上來衡量，如以“陶令”句開篇，不免疲軟平弱；今將“倉陳”二句提前，文氣便顯得突兀奇峭：可見寫作亦如用兵，兵還是那幾隊兵——步兵、騎兵、炮兵，但如何布陣，孰後孰先，其間卻大有講究。調度得當與否，勝負之勢判然。高明的作家正像高明的統帥，他總能把自己的部眾配置在最適當的方位！
以下依次寫陶淵明棄官、歸隱、閒居之賞心樂事。從風調上說，有林泉之高致，無軒冕之俗思，神閒氣靜，瀟灑可人；從文品上說，語言淺近而清新，筆墨流利而停勻，按轡徐行，優遊不迫——好處也都是很明顯的。或有人問：起三句倒戟而入，突如其來；波折跳躍，匪夷所思，一何排奡而勁激。後來順水推舟，信流而下，篙橫櫓歇，波瀾不驚，一何鬆懈而平緩。是不是有點虎頭蛇尾？筆者的看法是:“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正因為起三句排奡而勁激，所以下文不妨松，不妨平，恰好互相調劑。有三峽之湍急而無出峽後之平緩，也就不成其為長江了。況且，這後面的一大段文字其實是“松”而不“懈”的，平直之中，仍有“詞眼”可圈可點。比如上片末的“柳”，下片中的“松竹”，下片末的“菊”，分鼎三足，相映成趣。又如上結“門外柳、春至無言自綠”，明點出一“春”字；下結“愛滿院秋香，數叢黃菊”，明點出一“秋”字；而居中的“臥看北窗松竹”則暗寓著一“夏”字。(陶《疏》原文作“五六月中，北窗下臥”，農曆之“五六月”，不正是夏季么?)亦前後照應，一以貫之。所特別值得注意者，“臥看北窗松竹”句後緊接著就是“忽清風、吹夢破鴻荒(同洪荒，此指夢境空闊而朦朧)，愛滿院秋香，數叢黃菊”，先生這一覺睡得何其長也——方臥之時，尚是夏日；一夢醒來，竟已成秋！這不由得使我們聯想到朱熹的《偶成》詩:“少年易老學難成，一寸光陰不可輕。未覺池塘春草夢，階前梧葉已秋聲。”劉詞的藝術構思與之相似。但朱詩之“未覺池塘春草夢，階前梧葉已秋聲”，是象徵、比喻之辭，旨在說明“少年易老”，學業“難成”，“光陰”飛逝，時間可惜的道理，用意非常顯豁；而劉詞則是敘述、描寫之辭，旨在表現隱居生活的閒適自在，卻未明說，只將不同季節的兩組生活場景剪輯成一個連續的過程，意在象外，讓讀者自己去體味，手法更像電影裡的“蒙太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