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毛澤東指示指出：在一切戰區和敵後不應強調特殊性。同時著重闡明，在國民黨頑固派堅持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並以此作為投降準備的時候，我們應強調鬥爭，不應強調統一。指示還明確指出，在抗日戰爭中，我們在全國的方針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在敵後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據地，也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關於在國民黨經濟區域的方針，則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
背景
在毛澤東為中央起草這個指示的時期，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項英的思想中存在著嚴重的右傾觀點，沒有堅決實行中央的方針，不敢放手發動民眾，不敢在日本占領地區擴大解放區和人民軍隊，對國民黨的反動進攻的嚴重性認識不足，因而缺乏對付這個反動進攻的精神上和組織上的準備。中央這個指示到達後，中共中央東南局委員、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員陳毅立即執行了；項英卻仍然不願執行。他對於國民黨的可能的反動進攻，仍然不作準備，以致在一九四一年一月間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時處於軟弱無能的地位，使在皖南的新四軍九千餘人遭受覆滅性的損失，項英亦被反動分子所殺。
內容
陳毅與毛澤東（一）在一切敵後地區和戰爭區域，應強調同一性，不應強調特殊性，否則就會是絕大的錯誤。不論在華北、華中或華南，不論在江北或江南，不論在平原地區、山嶽地區或湖沼地區，也不論是八路軍、新四軍或華南遊擊隊〔1〕，雖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敵人，均在抗戰。因此，我們均能夠發展，均應該發展。這種發展的方針，中央曾多次給你們指出來了。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的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不要別人委任，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地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在這種根據地上獨立自主地發動民眾，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向一切敵人占領區域發展。例如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2〕等反共分子的批評、限制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海邊，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儘可能迅速地並有步驟有計畫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設立財政機關，徵收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機關，發展農工商業，開辦各種學校，大批培養幹部。中央前要你們在今年一年內，在江浙兩省敵後地區擴大抗日武裝至十萬人槍和迅速建立政權等項，不知你們具體布置如何？過去已經失去了時機，若再失去今年的時機，將來就會更困難了。
（二）在國民黨反共頑固派堅決地執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並以此為投降日本的準備的時候，我們應強調鬥爭，不應強調統一，否則就會是絕大的錯誤。因此，對於一切反共頑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傳、批評，不論是理論上的、政治上的、軍事上的，原則上均應堅決地反抗之，均應採取堅決鬥爭的態度。這種鬥爭，應從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出發，也就是自衛的原則、勝利的原則和休戰的原則，也就是目前每一具體鬥爭的防禦性、局部性和暫時性。對於反共頑固派的一切反動的法律、命令、宣傳、批評，我們應提出針鋒相對的辦法和他們作堅決的鬥爭。例如，他們要四、五支隊〔3〕南下，我們則以無論如何不能南下的態度對付之；他們要葉、張兩部〔4〕南下，我們則以請準徵調一部北上對付之；他們說我們破壞兵役，我們就請他們擴大新四軍的募兵區域；他們說我們的宣傳錯誤，我們就請他們取消一切反共宣傳，取消一切磨擦法令；他們要向我們舉行軍事進攻，我們就實行軍事反攻以打破之。實行這樣的針鋒相對的政策，我們是有理由的。凡一切有理之事，不但我黨中央應該提出，我軍的任何部分均應該提出。例如，張雲逸對李品仙，李先念對李宗仁〔5〕，均是下級向上級提出強硬的抗議，就是好例。只有向頑固派採取這種強硬態度和在鬥爭時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才能使頑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壓迫我們，才能縮小頑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範圍，才能強迫頑固派承認我們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頑固派不敢輕易分裂。所以，鬥爭是克服投降危險、爭取時局好轉、鞏固國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我黨我軍內部，只有堅持對頑固派的鬥爭，才能振奮精神，發揚勇氣，團結幹部，擴大力量，鞏固軍隊和鞏固黨。在對中間派的關係上，只有堅持對頑固派的鬥爭，才能爭取動搖的中間派，支持同情的中間派，否則都是不可能的。在應付可能的全國性的突然事變的問題上，也只有採取鬥爭的方針，才能使全黨全軍在精神上有所準備，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則，就將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錯誤〔6〕。
（三）在估計目前時局的時候，應懂得，一方面，投降危險是大大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則仍未喪失克服這種危險的可能性。目前的軍事衝突是局部性的，還不是全國性的。是彼方〔7〕的戰略偵察行動，還不是立即大舉“剿共”的行動；是彼方準備投降的步驟，還不是馬上投降的步驟。我們的任務，是堅持地猛力地執行中央“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這三項唯一正確的方針，用以達到克服投降危險、爭取時局好轉的目的。如果對時局的估計和任務的提出發生過左過右的意見，而不加以說明和克服，那也是絕大的危險。
（四）四、五支隊反對韓德勤、李宗仁向皖東進攻的自衛戰爭，李先念縱隊反對頑固派向鄂中和鄂東進攻的自衛戰爭，彭雪楓支隊在淮北的堅決鬥爭，葉飛在江北的發展，以及八路軍二萬餘人南下淮北、皖東和蘇北〔8〕，均不但是絕對必要和絕對正確的，而且是使顧祝同不敢輕易地在皖南、蘇南向你們進攻的必要步驟。即是說，江北愈勝利、愈發展，則顧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輕動，你們在皖南、蘇南的文章就愈好做。同樣，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遊擊隊，在西北、華北、華中、華南愈發展，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愈發展，則克服投降危險爭取時局好轉的可能性愈增加，我黨在全國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採取相反的估計和策略，以為我愈發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讓，彼愈抗日，或者以為現在已經是全國分裂的時候，國共合作已經不可能，那就是錯誤的了。
（五）在抗日戰爭中，我們在全國的方針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在敵後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據地，也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央關於政權問題的決定，你們應該堅決執行。
（六）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方針，則和戰爭區域、敵後區域不同。在那裡，是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其與頑固派鬥爭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下，利用國民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會習慣所許可的範圍，穩紮穩打地進行鬥爭和積蓄力量。在黨員被國民黨強迫入黨時，即加入之；對於地方保甲團體、教育團體、經濟團體、軍事團體，應廣泛地打入之；在中央軍和雜牌軍〔9〕中，應該廣泛地展開統一戰線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國民黨區域，黨的基本方針，同樣是發展進步勢力（發展黨的組織和民眾運動），爭取中間勢力（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雜牌軍隊、國民黨內的中間派、中央軍中的中間派〔10〕、上層小資產階級和各小黨派，共七種），孤立頑固勢力，用以克服投降危險，爭取時局好轉。同時，充分地準備應付可能發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國性的突然事變。在國民黨區域，黨的機關應極端秘密。東南局〔11〕和各省委、各特委、各縣委、各區委的工作人員（從書記至伙夫），應該一個一個地加以嚴格的和周密的審查，決不容許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級領導機關之內。應十分注意保護幹部，凡有被國民黨捕殺危險的公開或半公開了的幹部，應轉移地區蔭蔽起來，或調至軍隊中工作。在日本占領地區（大城市、中小城市和鄉村，如上海、南京、蕪湖、無錫等地）的方針，和在國民黨區域者基本相同。
（七）以上策略指示，經此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請東南局和軍分會諸同志討論，傳達於全黨全軍的全體幹部，並堅決執行之。
（八）此指示，在皖南由項英同志傳達，在蘇南由陳毅同志傳達。並於接電後一個月內討論和傳達完畢。對於全黨全軍的工作布置，則由項英同志按照中央方針統籌辦理，以其結果報告中央。
注釋
項英〔1〕華南遊擊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當時廣東省幾支抗日游擊隊的總稱。後來發展為：東江縱隊、瓊崖縱隊、珠江縱隊、韓江縱隊、粵中人民抗日解放軍、南路人民抗日解放軍。
〔2〕顧祝同，當時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轄區包括浙江、福建、蘇南、皖南、贛東。冷欣，當時任第三戰區第二游擊區副總指揮。韓德勤，當時任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主席、魯蘇戰區副總司令。轄區包括蘇北、皖北以及魯南的小塊地方。
〔3〕四、五支隊，即新四軍第四、第五兩個支隊，是張雲逸任指揮的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的主力。當時他們正在淮河以南、長江以北、運河以西、淮南鐵路以東地區建立抗日根據地。
〔4〕葉、張兩部，這裡指葉飛率領的新四軍挺進縱隊和張道庸（即陶勇）率領的蘇皖支隊。當時他們在江蘇中部一帶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
〔5〕1940年春，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均屬桂系），派軍隊向在安徽、湖北抗日的新四軍發動大規模進攻。當時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指揮張雲逸、豫鄂挺進縱隊司令員李先念，都曾經強硬地抗議他們破壞抗日的行為，並且在軍事上進行了堅決的自衛鬥爭。
〔6〕指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
〔7〕指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頑固派。
〔8〕1940年3月，中共中央為增援新四軍在淮北、皖東和蘇北的抗日鬥爭，打退國民黨軍隊向新四軍的進攻，命令八路軍調遣部隊南下。同年夏，南下部隊二萬餘人到達豫皖蘇邊區，與彭雪楓領導的新四軍第六支隊和八路軍隴海南進支隊等會合，先後編為八路軍第四、第五縱隊，開闢了蘇北淮海抗日根據地。
〔9〕“中央軍”主要指蔣介石集團的部隊。“雜牌軍”主要指國民黨地方軍閥的部隊。“雜牌軍”受蔣介石集團的歧視，他們的待遇與蔣介石集團的部隊不同。
〔10〕“國民黨內的中間派”和“中央軍中的中間派”，指抗日戰爭時期，在一定時間內對反共不很積極，或當反共頑固派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進攻的時候採取中立態度的國民黨內的某些派別和某些個人，中央軍中的某些軍官或個別部隊。
〔11〕東南局是當時中共中央領導中國東南地區工作的代表機關。這個地區包括浙江、福建兩省的全部和江蘇、安徽、江西三省的一部分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