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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遺產》我們應當善於進行分析，應當批判地利用封建主義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義的文化當然要比封建主義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區別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這樣，我們現在的方針是這樣。至於充分利用文化遺產，我們現在還沒有做到。中國古典著作多得很，現在是分門別類地在整理，用現代科學觀點逐步整理出來，重新出版。
你們提到中國的畫家在抄襲西方的畫法，這種情況是存在的。這種抄襲已經有幾十年、近百年了，特別是抄襲歐洲的東西，他們看不起自己國家的文化遺產，拚命地去抄襲西方。我們批評這種情況已有一段時間了，這個風氣是不好的。不單是繪畫，還有音樂，都有這樣一批人抄襲西方，他們看不起自己民族的東西。文學方面也如此，但要好一些。在這方面，我們進行過批評，批評後小說好一些，詩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在文化方面，各國人民應該根據本民族的特點，對人類有所貢獻。各國文化有共同點但也有差別。共同點是都在同一時代，都處於二十世紀的下半個世紀，總有共同點。但是如果大家都畫一樣的畫，都唱一樣的曲調，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就沒有人看，沒有人聽，沒有人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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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遺產》（《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社會主義文化吸收傳統文化資源的理論依據是什麼？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提供了如下的分析方法：(1)封建時代產生的文化，既有封建主義的東西，也有“人民的東西，有反封建的東西”，因此要把二者區別開來；(2)即使是封建主義的東西，“也不全是壞的”，當封建主義還處在發生和發展階段的時候，它有很多東西還是不錯的；(3)封建時代產生的反封建主義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無批判地利用的”，許多民間作品也多少還帶有封建統治階級的影響。傳統文化經過如此的分析和剝離，一個充分利用文化遺產的基本主張便凸現出來：批判繼承，古為今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講：“中國古典著作多得很，現在是分門別類地在整理，用現代科學觀點逐步整理出來，重新出版。”
在理論上，毛澤東從來都提倡吸收外國文化成果中對我們有用的東西。但是，在20世紀50年代前期，他心目中的外國，主要還是指蘇聯。這與新中國成立後外交戰略上的“一邊倒”以及在蘇聯的幫助下制定和實施第一個五年計畫的背景有關。然而，當時有不少人，包括一些知識分子，對一切都向蘇聯學習，是有牴觸情緒的。
為了克服人們這方面的心理障礙，毛澤東專門例舉了中國唐代和近代兩次向外國學習先進經驗和先進文化的高潮，說明向外國學習是如何有利於中國社會進步的。不過，他要表達的根本意思卻是：“我講的古代和近代這兩次學習外國，比較現在我們學習蘇聯的規模，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效用，那是要差得遠的。”對於蘇聯，不光要請進來學，還要走出去學，不光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一切我們用得著的，統統應該虛心地學習。對於那些在這個問題上因不了解而產生牴觸情緒的人，應該說服他們。就是說，應該在全國掀起一個學習蘇聯的高潮，來建設我們的國家”。
學習蘇聯，在文化上的集中表現就是為中國的未來發展樹立起一個看得見的模式。“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這在當時是整箇中國家喻戶曉的口號，成了鼓舞人心的一種精神信念。在建設實踐中，經濟體制及其運作方式乃至政府機構的設定大體都是照搬蘇聯的。為了最大可能地學習蘇聯的科學和文化，在新中國成立後短短的幾年裡，便向蘇聯派出了兩千多名留學生。在社會風尚上向蘇聯學習就更明顯了，年輕的父母常常會給自己的孩子選擇一個好聽的蘇聯名字。蘇聯現實和文藝中的一些榜樣典型，便經常被中國人稱頌，如卓婭、舒拉、保爾·柯察金等等。列寧裝成為人們衣著打扮的時尚。人們讀的理論書籍是蘇聯的，人們看的小說和電影是蘇聯的，人們唱的歌曲是蘇聯的。1954年12月，周揚率中國作家代表團去蘇聯出席全蘇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時，就明確宣稱：“蘇聯文學是人類最先進的”，“蘇共中央關於文學藝術的有名的歷史性決議大大幫助了我們”等等。如果說當時的社會文化氛圍有一種“全盤蘇化”的傾向，並非過分之辭。
然而，這種對外國文化的選擇模式在1956年開始探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之後發生了變化。毛澤東在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文獻《論十大關係》中提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這裡使用的三個“一切”的說法，顯然是在處理向外國學習的問題上所發生的非常有深意的重大轉變。發生這個轉變的認識前提是社會主義國家也有優點和缺點兩個方面。中國在前一段時間向蘇聯學習的熱潮中，恰恰是“人家的短處也去學”。在這種情況下，學習的視野自然要更加開放地投向非社會主義國家，包括學習有著“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的資本主義國家創造的先進經驗和先進文化。為此，毛澤東埋怨“學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學術論文也不譯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換了。這也是一種迷信。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對我們的事業不利”。
當時，提出向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一切國家學習，還需要解決一個理論認識上的前提，即中西文化的差別和高低問題。差別自不用說，而高低卻因為涉及先進性問題，也就顯得很複雜或敏感。如果僅僅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理解，不會有人認為資本主義文化比我們的高。但毛澤東似乎有意突破這樣的理解方式，明確地對中西方文化的高低作了新的闡述。他說，“近代文化，外國比我們高，要承認這一點”“資產階級在近代文化、近代技術這些方面，比其他階級要高”[4](P99-83)。我們的農民，不能說沒有文化，諸如精耕細作之類，但是，他們“沒有現代的文化技術，能用鋤頭、木犁，不能用拖拉機”。因此，“不要學西洋的東西的人辦事，是不對的。要承認他們學的東西是進步的，要承認近代西洋前進了一步”。這些論述，透露出毛澤東的一個重要思路：儘管我們具有馬克思主義這一比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先進得多的指導思想，但是，在具體的文化形態上，在可操作的文化層面上，我們仍然處於落後狀態。要在儘可能短的時間裡，改變這種落後面貌，不大膽地拿來是不行的，這就是“洋為中用”。
毛澤東提出的“古為今用”和“洋為中用”的思想是處理社會主義“應有的”文化同一切“已有的”文化之間關係的核心準則。在今天看來，這個核心準則似乎沒有特別需要去討論的地方。但如果把它們放到無產階級文化的發展史上，放到當時的國際背景下去衡量，其價值含量就不一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