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周恩來》作者： 胡長明 著
出 版 社：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8-9-1
字數：
版次： 1
頁數：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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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本： 16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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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 B N ： 9787801999573
包裝： 平裝
所屬分類： 圖書 >> 傳記 >> 中國政治人物
編輯推薦
大胸襟包容天下事，大智慧成就千秋業。
人生篇——既為真君子，又為大丈夫
外交篇——求同存異，靈活務實
談判篇——利用矛盾，爭取主動
政治篇——不計前嫌，不忘舊功
軍事篇——集中指導，逐個擊破
經濟篇——綜合平衡，全面安排
科學文化篇——一車兩輪，相輔而行
宣傳篇——適時、適度、適情的宣傳策略
黨建篇——協調矛盾，團結為上
統戰篇——求同而不非異
地下工作篇——布閒棋冷子，應不時之需
內容簡介
周恩來堪稱20世紀中國歷史舞台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很少有人像他那樣能夠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而且應付裕如。他是鬥士，又是調和者；是君子，又是大丈夫。鴿的平和與鷹的機警、水的柔情與火的熾烈，這些極為不同的雙重品質潛藏在他的體內。
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里，周恩來一直處於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地位。才幹、品德和靈活自如的政治智慧使他成為人們心中的豐碑！在擔任共和國總理的26年間，他提出過許多寶貴的治國主張，其影響將會在中國長久地延續下去。
作者簡介
胡長明，男，1965年9月生，漢族，湖南澧縣人。2001年在湖南師範大學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曾任韶山毛澤東紀念館研究室主任，現任湖南教育出版社《書屋》雜誌執行主編。從1995年以來，曾單獨或與人合著有《毛澤東與周恩來》、《毛澤東家事圖系》、《毛澤東遺物事典》、《韶山毛氏族譜》（注釋本）等書稿。另在省級以上刊物發表有關中國近現代史和毛澤東、周恩來生平思想等方面的論文50餘篇。
目錄
序（胡長明）
人生篇
“鴿性”與“鷹性”的完美統一
既為真君子，又為大丈夫
立志者，當計其大舍其細
無時無地而不有責任系諸身
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良心安則人格立
最聰明的人是最老實的人
攻惡毋太嚴，教善毋過高
實意做事，不尚高論
博學勤思，以才輔德
按東方人的習慣生活
滴水之恩，湧泉相報
自備爐錘，鍛造人格
以忍求進，以屈求伸
兼聽·虛懷·自我改造
了卻生前事，超然返本真
外交篇
務實的外交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兩個陣營，三種力量
民間先行，以民促官
不要亂攀“母子關係”
國家利益高於意識形態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求同存異，淡化分歧
外交無小事
另起爐灶，靈活建交
戰略上聯合，戰術上批評
就勢將赫魯雪夫一軍
和第三世界一道前進
針鋒相對要看全局
諷刺與挖苦決不是外交
美國要脫身，我們不讓它脫身
退避三舍
設身處地，理解為先
利用尼克森，帶動日本人
租借衛星地面站
談判篇
硬於所當硬，讓於所當讓
占優先報價，處劣後攤牌
調整預案，打破僵局
利用矛盾，爭取主動
以鏈條式讓步求穩妥，以一次性讓步顯真誠
讓步的藝術
事實勝於雄辯
先治氣，後治心
要互相承認，而不要互相敵視
政治篇（上）
離開軍事政治便是空談
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
“左”傾並不比右傾好
以反面手段達到正面目的
錯誤要逢人就講
抗日是前輪，民主是後輪
不做“無兵司令”，不做“空軍司令”
沒有四張王牌決不冒險賭博
有時直進，有時迂迴
以多種策略對付蔣介石
不計前嫌，不忘舊功
愛才惜才，用人不疑
籌組政府，智請黃炎培
階級消滅，個人愉快
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
國家管理力量的源泉是人民
確保中庸是十分必要的
用系統論思維處理問題
事物的20％決定另外的80％
做旁觀人不行，做對立的把你衝垮
千方百計保護幹部
力促鄧小平復出
軍事篇
分兵游擊，集中指導
退中求進，迂迴取勝
聲東擊西，留頭斬尾
瓮中捉鱉，鱉會咬手
抓住“生命線”不放鬆
圍點打援，各個擊破
鉗制正面，主攻側翼
出沒無常，變化無窮
向東示形，向西突圍
難得者時，易失者機
不戰而屈人之兵
我們要搞尖端國防
經濟篇
農業是基礎，工業是主導
計畫不是法律，也不是廢紙
綜合平衡，全面安排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頭腦冷靜，考慮周全
任何時候都要用“兩條腿走路”
不能把香港看成內地，政策是不一樣的
既反保守，又反“冒進”
堅持速度與效益的統一
關鍵是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經濟發展需要國際合作
科學文化篇
知識分子是“國家的寶貝”
不要給知識分子“上大課”
要提倡地道的中國東西
標語口號不是文藝
建設時期應“以學術為主”
主觀主義的小框子是錯誤的
只要人民喜歡，就有價值
一車兩輪，相輔而行
宣傳篇
宣傳與軍事並舉
借談判進行宣傳
宣傳口號要迎合中間派
大處著眼，抓住本質
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
投石問路，恰到好處
一字不改，照樣發表
象徵、暗示與轟動效應
公開宣傳與秘密傳播
對外宣傳要對症下藥
黨建篇
黨指揮槍
黨的機關社會化、職業化
思想統一是最根本的統一
黨員不能蠢如鹿豕，只知服從
協調矛盾，團結為上
統戰篇
領導權要用力量來爭
“大無外”與“小無內”
統戰的最佳途徑：求同
求同而不非異
爭取幾個代表人物，影響後邊一批
統戰三字訣：智、仁、勇
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
全面認識中間派
以說服為主，以鬥爭為輔
變間接同盟軍為直接同盟軍
歸國萬事足，無累一身輕
地下工作篇
喬裝打扮，瞞天過海
布閒棋冷子，應不時之需
乘其不備，出其不意
外圓而內方，同流不合污
單線聯絡，分散領導
勤業、勤學、勤交友
因勢利導，縱深發展
韜光養晦，等待時機
跋
主要參考文獻
書摘插圖
人生篇
“鴿性”與“鷹性”的完美統一
大凡是偉人，都有多側面的性格結構。如果說毛澤東的性格表現為“虎氣”和“猴氣”的疊現，那么周恩來的性格則表現為“鴿性”與“鷹性”的統一。
周恩來一生將中國傳統儒士的溫文爾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激越情懷集於一身，既是鬥士，又是調和者；既堅持原則，又靈活多變；既關注目標，又清醒實務。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禮和恰如其分的溫和迷住了任何一個見他的人，但同時他又是尖銳嚴厲甚至是冷酷無情的。日本學者梨本佑平在所著《周恩來》中，認為“鷹和鴿的極為不同的雙重性格潛伏在他的體內”。
周恩來多側面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來自家庭的影響。他自己曾經回憶說：“嗣母終日守在房中不出門，我的好靜的性格是從她身上承繼過來的。但我的生母是個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含有她的這一部分。”文靜與爽朗只是周恩來諸多對立性格因子中的一對，或者說只是他性格結構的基本色調，他豐富多彩的性格內涵更多地來自於長期政治鬥爭的錘鍊和沉澱。
美國作家羅斯·特里爾對毛澤東與周恩來的性格作過比較，他認為毛澤東的性格雖然是多側面的，但其各種性格特質未能達成一種平衡，“無情的一面和狂熱的理想主義的一面在他身上交替出現。他沒有像周恩來那樣把自己的各種性格特徵融為一體，而是任其發展，把毛澤東本人推向各個不同的方向。”美國前總統尼克森的看法與此類似，他確認毛澤東性格的各條經緯線沒有能像周恩來那樣編織成一個整體。在扮演錯綜複雜的角色和人物中，“很少有人能像周恩來一樣，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應付裕如。而周恩來卻可以扮演這些角色中的任何一個，或是毫不猶豫地將這些角色糅合在一起。”
正因為周恩來有如此豐富而平衡的性格結構，所以單從哪一方面去理解周恩來都是片面的，都不可能是一個完整的周恩來。
周恩來凡事不走極端，善於統一矛盾。但他並不是不講原則的“和事佬”，特別是在對敵鬥爭中，他在原則問題上的強硬立場令每一個對手無可奈何。在與蔣介石馬拉松式的談判中，他始終堅持了中共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獨立性，蔣介石要他同意交出軍隊和政權，比登天還難。
周恩來溫文爾雅，處世隨和，儘量不傷人情面，但他也並不是“軟骨頭”。南昌起義時，他敢以不容置辯的語氣回敬共產國際以及從中作梗的張國燾，提出“我們必須立即行動起來，暴動斷不可推遲，更不可停止。”他甚至以辭職相威脅，逼得張國燾只好讓步。
周恩來處事非常謹慎，沒有把握決不輕易出手，但一旦時機成熟，他也不會錯過一分一秒！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稱其隨時保持著出擊的姿態，以便伺機猛撲過去。1927年3月上海工人起義成功，便是周恩來把握時機的傑作。陳獨秀說時機尚未成熟，而周恩來則認為時機已完全成熟，並毅然決然地發動了這次起義，並取得了勝利。
多側面的性格使周恩來能應付各種不同的生存環境，把自己的潛能發揮到極致。共產主義理論家的堅定勇敢，使他有可能利用每個歷史時期的機會，並經受住政治上的打擊和物質上的困難；儒雅之士的超人品德，使他成為億萬中國人心目中“咱們敬愛的周總理”；現實主義者的精明，又使他能夠準確地估計國內政治和國際外交風雲方面的潛在勢力；調和者的機警和謙遜，還使他能夠在“文化大革命”這樣災難性的事件中，把黨和國家維繫在一起。
既為真君子，又為大丈夫
中國人崇奉兩種人格類型，一種是孔子所津津樂道的“君子”人格，另一種則是孟子心儀神往的“大丈夫”人格，兩種人格相互映襯，又相互補充，像兩道交織的光環，又像兩座高聳的雪嶺，吸引著孔孟後學為之趨赴。
中國歷史上將“君子”和“大丈夫”人格集於一身的可謂鳳毛麟角，就主要代表人物而言，古代有諸葛亮，當代則首推周恩來！
孔子對“君子”人格形象的描述角度多樣，綜覽起來不外是溫文爾雅、謹言慎行、誠實厚道、彬彬有禮。塑造君子人格的途徑則為內省式的、收斂性的。與之對照，孟子設計的“大丈夫”人格形象表現為“居天下之廣位，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相對君子來說，塑造大丈夫人格的途徑則是張揚式的、開放性的。無論是君子的品格，還是大丈夫的氣質，都可以在周恩來身上找到它們的影子。
詩為心聲，知人論世，觀詩最為切要。周恩來早年的兩首詩作，最足以反映他對“君子”和“大丈夫”人格的雙重傾慕。
早年周恩來在致友人的一首詩中寫道：“群儕爭疾走，君獨著先鞭。作嫁憐依拙，急流讓爾賢”。這種退讓為懷、甘願為他人作嫁衣裳的胸襟，分明是君子人格的折射和投影。虛懷伴隨著周恩來的一生。虛懷的品格輔之以臨事而慎、誠信不欺，使周恩來進入了“君子”的殿堂。
1917年，周恩來東渡扶桑，開始了他的留學生涯。行前，周賦詩一首以壯行色而明本心，他寫道：“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詩中表現出的沖天豪氣和執拗追求，不正是大丈夫的本色情懷嗎？中外都有不少士對周恩來投身刀光劍影的共產革命不理解，或者認為他的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與共產革命格格不入，或者認為他抓住了一個表面動人但實質上不適用的意識形態，但不管人們是是如何不理解他，周恩來都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這條路，並為之忍勞苦制嗜欲，不達目的不罷休。從這個意義上講，周恩來又是直道而行、寧折勿彎的大丈夫。
周恩來早年便喜歡拿諸葛亮和曹操相比較。他認為諸葛亮是君子又是大丈夫。羽扇綸巾、寧靜淡泊、以德服眾，鑄就了諸葛亮的君子人格；而叱吒風雲之氣、堅忍不拔之操，乃是諸葛亮之所以為大丈夫的表征。曹操人格就不如諸葛亮那般完美。在周恩來看來，曹操稱得上是大丈夫，但無資格躋身君子、聖賢之林，因為曹操患有“作奸欺世”之病，以詐為利，以偽為真，予人以可譏可恥之據。周恩來仰慕諸葛亮，諸葛亮的名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是周恩來終身的座右銘。
周恩來的君子人格集中體現為濃烈的人情味，人們首先將他作為一個深富感情的人來看待，然後才把他當作一個共產黨人來看待。周恩來有句感人肺腑的自白：“共產黨員不是六親不認的。”1939年，周恩來回到故土浙江紹興動員抗戰，特意抽空拜訪了祖父周攀龍的百年堂，在不同的村落停下來去祭奠家族的墳地。按照老規矩，他對家族首腦行了了三鞠躬。1941年春天，他在重慶作了一次激動人心的演講，他說：“給了我一切的母親的墳塋在日寇占領的浙江。我是多么希望能夠馬上回去給她老人家掃墓呀，這是一個獻身革命獻身祖國的遊子可能為自己的母親所做的最起碼的事。”凡是與周恩來接觸過的人，都覺得他身上有一股不可抗拒的道德力量，吸引人，感染人。
周恩來的大丈夫人格則集中體現為對理想的追求。為了理想，他可以忍受各種屈辱，也可以排斥各種利誘，更可以忍耐數不清的艱難困苦。大革命失敗後，他第一個站出來組織南昌起義，另起爐灶；抗戰時期身處國民黨陪都重慶，財色名利，唾手可得，周恩來不為所動，而對延安的黃土地和高粱米一往情深。蔣介石為不能收買籠絡周恩來感到相當的遺憾。
周恩來就是這樣，既為溫文爾雅的真君子，又為浩氣凜然的大丈夫，他以君子人格行不言之教．以大丈夫人格做難為之事。
立志者，當計其大舍其細
周恩來在天津南開中學求學時，寫過一篇作文，名為《尚志論》，集中反映了周恩來的立志觀。
周恩來說：“同一人類，無論為何種事業，當其動作之始，必籌劃其全局，預計其將來，存一希望在。然後按此希望之路線以前進，則其結果鮮有與此希望相逕庭。希望者何？志是也。”簡單來說，人類的各種活動都是經過預先籌劃，有預期目標的。希望（志向）與事業，如影隨形，“若不志乎始，而能成乎終者，則未之聞也。”然而，志向有高遠卑下之別。在周恩來看來，汲汲於名利而恆樂富貴，百計鑽營以求得官之類皆為“志之害也”。立志高遠者，必超脫個體安樂之局限，有民胞物與之量，經綸時務之心，標新立異之慨，呈現“一種叱吒風雲之氣”。若是者。有立功異域的班超，忠心事漢的孔明，冒萬險探新大陸的哥倫布，脫專制豎自由旗的華盛頓，聞雞起舞的劉琨，擊楫中流的祖逖等。
志向之大小與事業之巨細成正比例關係，即所謂“取乎上得乎其中”。古往今來。未有志趣猥瑣而事業可大可久者。樹有根，水有源，偉人巨子的功業，肇始於其立身行事之志。周恩來寫道：“論成湯之賢，不在乎禱雨桑林之時，而必觀其三聘伊尹之志。論文王之聖，亦不在乎三分天下之日，而必稱其來朝於商之志。不然，僅炫耀其功德於既成之日，而不追溯其所以成之之故，豈異南其轅而北其轍哉！”以古為鏡，可以明得失，所以周恩來倡言：“立志者，當計其大舍其細，則所成之事業，當不至限於一隅，私於個人矣。”這就是說，一個人所選擇的事業當力求對歷史產生重大而持久的影響。有一個盛傳已久的故事，說明周恩來年少時便胸懷大志，不同凡響。那是他在瀋陽讀國小時，有次上修身課，學校的魏姓校長問道：“諸生為什麼而讀書？”有的回答：“為明禮而讀書”；有的回答：“為光耀門楣而讀書”。當問到周恩來時，他操著南方口音說：“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後來他從瀋陽東關模範國小畢業，同學們依依惜別之時，他給一位同學留言：“願相會於中華騰飛世界時。”
有了大志，還需要有堅韌不拔之操，否則志向再遠大，也不過是鏡花水月。拿周恩來的話來說，就是不因“坎坷屯蹇之備嘗，輒易其倜儻不群之大”。周恩來在南開中學讀書時，靠遠在瀋陽的伯父維持生活，但因為伯父收入不高，膳宿費時常接濟不上，他便用業餘時間為學校刻蠟紙，抄講義，賺一點錢以彌補缺口。他夏天只有一件白大褂，冬天則穿一件單薄的舊棉袍，與富豪人家的子弟判若雲泥。更令周恩來難過的是，遠離故土的寂寞像夢魘一樣糾纏著他。他在一篇作文中記述，有一年除夕，別的同學都回家了，只有他回不去，一想到家是那么遠，又是那么窮，他流的眼淚把枕頭都浸濕了。但是，這些困難並沒有壓垮周恩來，他反倒更加刻苦自勵，誓要做出一番事業。南開中學第十次畢業同學錄記載：“君家貧，處境最艱，學費時不濟，而獨能於萬苦千難中多才多藝，造就斯績。”
凡事關乎公眾必引起毀譽褒貶。學生時代的周恩來提出，凡深識之士都應將名譽視為人生“第二生命”，既要擔當生前事，又要顧及生後評。但他強調，重視名譽不等於“日惟名譽之是謀，不遑計及實事，虛聲盜世，眩世眩俗”。名譽從實事中產生，而不是從浮誇中產生；名譽不是自封的，而是要由歷史來裁決的。所以，“舉凡一切處理，竊勿倖存邀名之心，當以正義以繩其輕重，則一時之名譽，雖有不恰於時議者，然千載之下，蘭台執筆，固自有公論也”。周恩來正是以這種名譽觀來設計自己的人生的。一生輕權位重事業，始終站在正義與真理一邊。周恩來逝世後，對他的評價毀譽兼有，但譽遠遠多於毀，這也足見歷史是公正的。
無時無地而不有責任系諸身
周恩來一生行為取向表現為積極人世，樂於過集體生活，有強烈的責任感。
周恩來十五歲時到南開中學就讀，便表示“以學校為家，以同學為兄弟”，樂於為同學、為集體辦事。他對個人與社會有這樣的理性認識：“人之立於世，既不克效禽獸草木之自為生活，要必有賴於公眾之扶持”，因而為集體“服役之事，乃為人類所不可免。”周恩來在學生時代最提倡“合群奮鬥”，認為愛國必先合群，要無分畛域，勿拘等級，孤寡者憐之，貧病者恤之，優者獎之，劣者教之，克盡成己成物、立人達人之責任。南開《同學錄》有關他的評語是：“君性溫和誠實，最富於感情，摯於友誼，凡朋友及公益事，無不盡力。”他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承認自己“無時無地而不有責任系諸身”。別人視之為“愚”，他卻覺得“倍有樂趣存於中”。留學日本初期，周恩來飽嘗懷鄉思親之苦，對前途也一度甚感渺茫。他在期間的一篇日記反映，為擺脫苦悶，他曾研習過日本流行的佛家“無生”思想，但是，“鬧了多少日子，總破不開情關。與人類總斷不絕關係。雖不能像釋迦所說‘世界上有一個人不成佛，我即不成佛，那么大，然而叫我將與我有緣的一一斷絕，我就不能，哪能夠再學達摩面壁呢？”破不開“情關”，斷不了“有緣”，反過來又進一步印證了周恩來人世態度之執著。
周恩來深受中國傳統儒學積極人世、宏濟時艱的思想之影響，經常以此自勉勉人．1921年2月23日，他在寫給表兄陳式周的信中說：“兄方中年，何竟抱悲觀。舉目禹域，誠難說到樂觀，然事亦在人為，吾輩丁斯時艱，只宜問耕耘如何，不宜先急於收穫也。”1939年，他來到故土浙江紹興動員抗戰。時在紹興抗戰刊物《戰旗》雜誌社工作的曹天風與周恩來過從甚密，可說無所不談。有次，曹天風對周恩來講到唐代詩人賀知章隱居鑑湖一事，還吟誦了“欲向君王乞鑑湖”的詩句，並說：“將來抗戰勝利了，我也要像賀知章一樣，隱居鑑湖不聞政事了。”周恩來馬上表示異議：“這太消極了！抗戰勝利之後，還有許多事情要我們去乾呢。”中國儒學標舉的處世哲學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句話對周恩來來講，只說對了一半。他處於順境時，固然有兼濟天下之志，而處於逆境時，也不墜經綸世務之心。周恩來一生精進之處、光彩之處大都在其受挫之時。他說過：“在最困難的時候不要喪氣”，相反，要有一種愈挫愈奮的氣度，在隱忍進取中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寧願選擇令人感到屈辱的手法去應付時局，也不願意靠邊站“獨善其身”。他硬是以病弱之軀和風燭殘年支撐危局到最後，用最大努力來減少和彌補“文化大革命”的損失。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不入苦海誰人苦海”！“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個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真正做到了以一人共諸天下，將天下納於一身。
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1939年，曹天風在與周恩來交談時說：道家思想對於革命、對於社會改造雖無用處，但對於個人修養卻是有幫助的，能使自己過好“黃金關、權力關、美人關”。這時，周恩來反問道：“道家最精彩的話是什麼？”曹天風一時回答不上來，周恩來說：“‘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話了吧？”“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語出《老子》第十章，這三句話被老子稱為“玄德”，亦即道德的最高境界。其大意是，化育萬物而不視為已有，有所作為而不居功自傲，引領群倫而不專橫弄權。
“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弗居，可說是周恩來畢生追求的理想的人格境界，它與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有內在的相通之處。周恩來重視群體義務的利他行為，絕少有什麼功利色彩，而幾乎是出於道德上的“絕對命令”。……
書摘與插圖
《大智周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