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悲歌》內容簡介
岌岌可危的明帝國，短命的木匠皇帝熹宗朱由校，昏昏然執政僅7年，業績實在無足道也。終於到了天怨人怒的境地，人世的血腥與宿命顯露無遺。崇禎帝接下的這個爛攤子，已經沒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了。可憐的崇禎，在風雨飄搖中憂心不已十幾年，沒過上幾天好日子。自殺前，他寫下《血書遺詔》，赫然說道：“諸臣誤朕，文臣個個可殺。”朱家的天下，就這樣在吊死的崇禎背影中走到了盡頭。
內容欣賞
第一部分
俗話說，一朝天子一朝臣。用在朱由校身上，也可以翻轉來成為一朝臣子一天子。他是在一批忠心耿耿的大臣們強有力的保護下，在撲朔迷離的"三大案"風雨中安然就位的。明末"三大案"，即"梃擊案"、"紅丸案"和"移宮案"，一直被看作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疑案，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實，事情的本身也許很簡單，只是清官難斷家務事，何況是皇帝的家事。政治上的明爭暗鬥，給它們蒙上了難分是非的晦澀之感。
說起大明天啟王朝，可能大部分讀者會一時間有些懵懂。岌岌可危的明帝國，短命的木匠皇帝--熹宗朱由校，昏昏然執政僅7年，業績實在無足道也。但是，這又是一個詭異的、動盪不安的年代，刀光劍影閃，血雨腥風稠。宮內宮外，皇城邊疆，風雲人物，爭鬥紛呈。
宮廷內，奸佞之生不偶然，半由人事半由天。史上最知名宦官魏忠賢，從市斤無賴直升至與孔子地位平齊的"九千九百歲"，一不小心就掙了個遺臭萬年；中國歷史上十大紅顏禍水之一，同時可能是世界史上最成功的奶媽--客氏，宮中為惡，翻雲覆雨。天啟朝的天下，由這兩位起於底層的得志小人一手遮住，黑暗無邊。
朝廷上，在錦衣衛、東西廠特務政治的迫害中，作為道德理想主義的代表，東林黨在"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牽引下，"六君子"、"七君子"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挺身而出，赤手空拳與手握實權的魏忠賢抗爭，忠臣蒙難，慷慨就死，血流成河。楊漣臨死前留下了令人至今心潮難平的豪言："大笑、大笑、還大笑，刀砍東風與我何有哉！"而今天的中學語文課本上，仍留有"桐城派"大家方苞記述左光斗的名篇《左忠毅公逸事》，名垂青史。
邊疆危機中，將要統治中國三百年的女真人已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一代天驕努爾哈赤、皇太極挾八旗之勢虎虎生威，逼近關內，覬覦明室大好江山；明將熊廷弼、袁崇煥雖出身於文官，亦不讓人後，戰績輝煌。特別是袁崇煥，更是一個傳奇人物。金庸先生曾專門作《袁崇煥評傳》，其長篇武俠小說《碧血劍》亦以袁崇煥為主角，為讀者津津樂道。
一個內憂與外患並行的衰世天下，接踵而至的是黃河決口，各地地震，人民起義，奢安之亂，荷蘭人入侵。特別是陝西的民變，正如星星之火，即將燎原，20年後將要戴著一頂斗笠闖進京城的李自成，因為借了富紳的"驢打滾"無力償還，此刻正被木枷鐵鐐綁在毒烈的太陽下示眾。古人所說天人合一，天怒加劇人怨，人怨激化天災，可終於到了天怨人怒的境地，人世的血腥與宿命顯露無遺。
崇禎帝接下的這個爛攤子，已經沒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了。可憐的崇禎，在風雨飄搖中憂心不已十幾年，沒過上幾天好日子。自殺前，他寫下《血書遺詔》，赫然說道："諸臣誤朕，文臣個個可殺。"朱家的天下，就這樣在吊死的崇禎背影中走到了盡頭。
第二部分
朱由校剛一落地，十幾個奶子府的奶媽，蜂湧而至，爭先恐後地把乳頭往這個小東西的嘴裡塞。奇怪的是，朱由校一律不給面子，誰一碰他，就哭鬧不休。最後，也顧不得什麼條件不條件，標準不標準了，"有奶便是娘"，把剛生過一個孩子，顯得很不老練的客氏，拉來湊數。不料，沒開眼的朱由校對客氏出奇的依戀，客氏一上手，就往她懷裡鑽，小腦袋瓜一通亂拱，叼住奶頭就不撒嘴了。就這樣，歪打正著，客氏成了朱由校唯一的專職奶媽。
左光斗等人仍抓住李選侍的問題不放。李選侍移宮時，手下人大概順手牽羊，從乾清宮中盜走一些寶物，被發覺後交法司嚴辦。一時宮中人人自危，謠言四起，說李選侍被逼得要上吊，皇八妹（選侍之女）要跳井云云。御史賈繼春很是看不過去，便上書內閣，對朝廷的這種做法提出批評。他說："新天子剛剛即位，不應誘導他違忤先帝之意，逼迫庶母(指李選侍)。先帝屍骨未寒，而其妻女卻已不保。"
因事關移宮，左光斗、楊漣坐不住了，立即紛紛上書，論爭由此再起。天啟帝回想起李選侍凌辱其生母、要挾先帝冊封皇后，以及妄想垂簾聽政諸狀，不禁火冒三丈，當眾歷數其惡，並嚴責賈繼春。
作為首輔，方從哲的做法就跟左光斗、楊漣不太一樣。在他看來，處理這類事情，大可不必如此。因此，他從一開始就反對楊漣、左光斗那種逼李選侍移宮的做法，後來更是反對天啟帝公布李選侍的罪狀。從其位置來看，方從哲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東林黨人絕不會同意！他們認為，方從哲的做法，是非不分，善惡不辨，是貪戀權位。因此，在移宮之事平息後不久，他們又抓住泰昌帝的死因，大做文章，禮部尚書孫慎行追論"紅丸"案，指斥從哲為弒逆不道，方從哲被罷官。
天啟元年六月，復起的葉向高入京為內閣首輔，當時的閣臣共六位，葉向高、劉一 、韓 、何宗彥、朱國祚、孫如游，都是清一色的正人君子，除朱國祚以外，都有很出色的政績，如果能夠保持這個局面，足以糾君之錯，並抑制魏忠賢的擴張。
此時，一向持正論的侯震 忽然上疏彈劾劉一 ，譏刺他結納王安。任何一個正色立朝的大臣，最討厭的就是說他不以正道進身，劉一 把這一點看得很認真，連上四道奏章辯白，並且請求解職。魏忠賢從中順水推舟，傳旨準他致仕回鄉。首輔葉向高說他"有翼衛功，不可去"，熹宗復加慰留，而劉一 "堅臥不起"；天啟二年正月，又上十二道奏章求去，堅決如此，只好讓他打道回府。
劉一 之所以非摔紗帽不可，實在是傷透了心。第一是為侯震暘所攻，不容於小人猶可說，君子也不容，這份委曲何以言表？第二是為吏部尚書張鶴鳴所排擠，而張鶴鳴受過劉一 的提攜，恩將仇報，自然亦讓他寒心。宦途險峻，萬念俱灰，唯有退隱田園，不問世事，這原是君子自處之道；但在君子與小人爭得正緊張時，這方面從前線撤退了一員大將，局勢自然大受影響。
再以趙南星為例。魏忠賢因趙南星嚴直之名遠揚，對他不輕易有所犯，有時反而在皇帝前稱趙南星任吏部尚書很稱職，並想拉攏趙南星為己所用。他派遣自己外甥傅應星謁見趙南星，趙南星拒而不見，魏忠賢也無可奈何。
一次，趙南星與魏忠賢因公事並坐於弘政門，趙南星一臉肅然正氣對魏忠賢說："主上沖齡，我輩內外臣子宜各努力為善。"魏忠賢雖未答對，已怒形於色。魏廣微在入閣後，修後輩之禮，去拜父執的趙南星，都被拒之門外，趙南星嘆息老友沒有這種兒子，言語傳到魏廣微耳中，魏廣微對趙南星更加恨之入骨，就與魏忠賢勾結起來讒害趙南星。
如果趙南星不是崖岸自高，正可以利用這層關係，影響魏廣微，使其不致為惡，誰知"三及其門"，"閽人辭而不見"。結果魏廣微發了話："他人可拒，相公尊，不可拒也。"本來做此官行此禮，布衣可傲王侯，做了官須守朝廷的體制，宰相拜尚書，三往而不納，是趙南星無禮。東林名流，常有這種過分的言行。正氣可敬，卻微嫌剛愎，行事直道而行，不說後果，因而把一些游離分子都逼到了閹黨那面。"東林未必皆君子，閹黨未必皆小人"，為清初對天啟朝局的定評，何以君子亦歸於閹黨？其故可思。
東林名流的特色是正氣凜然，毫無假借，但政治之為政治，有其藝術，守經從權，應付甚難，不是一味硬幹所能辦得通的。說是剛正不阿，無非獨善其身，有作為的政治家則在"不阿"以外，還能夠影響別人"守正"，甚至為了一個遠大的目標，不惜屈己從人，才是第一流政治家的胸襟和手法。可惜東林名流，除了少數如鄒元標等人以外，都不免書生之見，令後人扼腕而嘆。
第三部分
天啟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天啟皇帝死後的第三天，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十七歲的朱由檢從明熹宗的手上接過了千瘡百孔的大明王朝，定次年改元崇禎。政治的腐敗和黑暗,經濟的衰退甚至是破產,再加上軍事上的節節敗退,崇禎即位時看到的就是這樣一個內虛外弱，病入膏肓的國家。據說，十七世紀中葉，地球氣候變冷，處於溫帶的中國北方，莊稼的收穫期明顯縮短，進而造成大遍耕地連年減產、歉收，並引發饑荒和瘟疫，大明朝的江山已然是風雨飄搖。崇禎就是在這樣的"大氣候"下登基的。
崇禎初年清查"閹黨逆案"的結果，一共清查出首逆同謀六人，交結近侍十九人，交結近侍次等十一人，逆孽軍犯三十五人，諂附擁戴軍犯十五人，交結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頌四十四人，總計二百五十八人，如果加上"漏網"五十七人，那么總計三百一十五人。可見"閹黨"聲勢之大。
建生祠，與孔子平起平坐
大黑暗時代最大的變異，就是為了奪取政治上的利益，無恥之徒特別茂盛。魏忠賢的熱愛者們對魏忠賢感恩戴德，何況他們的主子也很看重這種感激，並要求他們體現到行動上去。忠不忠，看行動。當然，也只有被證明是忠誠之人，才有資格和機會，步步升遷，進一步盡忠。可惜的是這種關係只能意會，不可言傳，彼此只好心照不宣了。
魏忠賢對榮譽的迷戀近乎到了瘋狂的地步。問題在於，像魏忠賢這樣功高蓋世的救星，該有的榮譽全都有了，陳詞濫調已不足以頌德歌功，更不能反映出豐功偉績。因此對於獻媚者而言，就必須有所突破，有所創新!
功夫不負有心人!朝廷內外眾多的官僚掀起為魏忠賢建造生祠的運動。祠，即祠堂，原本是祭祀死去的祖先或先賢的宗廟。為活著的人建造的祠堂，稱為"生祠"，是那個專制時代畸形心理的產物，以滿足祭者和被祭者各自的政治功利目的。
堅守道德固然需要勇氣，諂媚尤其需要勇氣。一個人的廉恥必須喪盡，或降低到某種程度，叫人脊背發緊的言語，才說得出口；叫人汗流浹背的文章，才寫得出來；叫人肉麻抽筋的行動，才做得出來。始作俑者浙江巡撫潘汝楨諂媚的勇氣簡直太大了。他在天啟六年閏六月初二日向皇帝提議，為魏忠賢建立生祠。他的奏疏這樣寫道："東廠魏忠賢，心勤體國，念切恤民，鑒此兩浙歲遭災傷，頓蠲茶果鋪墊諸費，舉百年相沿陋習積弊一旦釐革，不但機戶翻然更生，凡屬茲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無窮，公請建祠，用致祝厘"。通篇都是顛倒黑白的拍馬溜須之詞，為魏忠賢塗脂抹粉無所不用其極，把虛構的"途歌巷舞"的大好形勢統統歸功於魏忠賢。這種獻媚之舉正中魏忠賢下懷，所得到的"聖旨"--其實就是魏忠賢的意思--如此寫道："據奏，魏忠賢心勤為國，念切恤民……宜從眾請，用建生祠，著於地方營造，以垂不朽"。明熹宗還為這個生祠賞賜匾額--"普德"，這不僅明白無誤地表明皇帝完全同意為魏忠賢建造生祠，而且以題寫祠額的方式親自為建生祠推波助瀾。此例一開，善於鑽營的官僚敏銳地察覺到魏忠賢和皇帝的態度，趨之若鶩，唯恐落後，紛紛在各地為魏忠賢建立生祠，一時間似乎形成了一場政治運動。應天巡撫毛一鷺建生祠於蘇州虎丘，薊遼總督閻鳴泰建生祠於薊州、密雲、昌平、通州、涿州、河間、保定，宣大總督張朴建生祠於宣府、大同，山西巡撫曹爾楨建生祠於五台山，如此等等。
在短短一年之中，供奉魏忠賢的生祠，如雨後春筍，遍及神州大地。一時之間，天底下最氣派、最漂亮的新建築大概都是生祠。
為造魏忠賢的生祠，各路官員是費盡了心機。富麗堂皇、金碧輝煌自然不必說，最要花功夫的則是魏忠賢的偶像。魏忠賢的偶像，都用沉香木雕刻，眼、耳、口、鼻栩栩如生。腹中的內臟，也都用金玉珠寶來做。髻發之上，還留有一穴，用以簪插四時香花。據說某地生祠中魏忠賢雕像的頭做得稍稍大了些，小太監給它戴冠時戴不進去。匠人在邊上看得既怕又急，便順手用刀把頭像削小一點，終於把帽子給戴了上去。小太監見此竟然抱住頭像放聲大哭，悲痛萬分，就好像匠人削的不是木像，而是魏忠賢本人一樣。
魏忠賢生祠塑像今天在陝西尚有遺存，身穿四爪蟒服，眉心有一肉珠，臉上無鬍鬚。當地百姓不知情，一直將魏忠賢的銅像當作佛像供奉了上百年。
到了天啟七年(公元1627)五月，有位叫陸萬齡的監生，突發奇想，向朝廷建議，要求把魏忠賢供祠於國子監，配享孔子，而把魏忠賢的父親，配享啟聖公。陸萬齡是這樣陳述理由的："孔子作《春秋》，廠臣(指魏忠賢)作《要典》(指《三朝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廠臣誅了東林黨。禮宜並尊。"
這位陸監生的意思是，孔子之功，是作《春秋》，誅少正卯，魏忠賢作《三朝要典》，誅殺東林黨，也可與之相提並論。既然貢獻差不多，魏忠賢也就可以與孔子平起平坐。不過這位陸監生當時尚無資格直接上書魏忠賢，所以只得請國子監司業林 代奏。 林 閱後，用毛筆一塗，當天就掛冠欞星門辭職而去。另一位司業朱之俊卻代為奏請，朝廷認為陸監生講得很有道理，下令實施。而那位不願代奏的林 則被削籍。目不識丁的魏忠賢，竟然可以與萬世師表的孔聖人在國子監平起平坐，同享供奉，而這樣的主意竟是由熟讀孔聖之書的一位監生提出來的，不知孔聖人對此有何想法。
區區一個宦官，氣焰囂張到如此地步，這真是中國歷史莫大的悲哀。而以為巍峨的紀念館就能壓住天下人的憤怒，自己便可以永享太平，遠離恐怖，這實在是一種荒謬絕倫、掩耳盜鈴的自我欺騙。
我們看到，明朝的朝政大權，實際上已經完全落到了一個目不識丁的太監手裡，皇帝的"傀儡"作用都已經可有可無了。而明朝為什麼在那種情況下還沒有亡國呢？這倒反而像是個非常費解的問題。後世的史家，有人以為是明朝的"群臣互制"起了作用。實際上，在魏忠賢"生祠"遍天下的時候，"群臣互制"的作用已經完全破產。客觀地看來，魏忠賢不敢於篡皇帝位，可能主要還在於受到了傳統觀念與軍事力量的制約。一則因為他是太監，歷史上沒有太監作皇帝的先例，他不能不顧慮天下臣民不服；二則他並沒有掌握到足夠的軍隊，明朝所封的藩王隨時可能起兵"靖難"，他不能不怕；三則魏忠賢的黨羽，所作所為都是不得人心的，起"生祠"、呼"九千歲"都只是一時趨炎附勢的假象，並不可靠。總的來說，是因為他的把戲，原本是"狐假虎威"，只有"虎"在的時候，"狐"才可以有威，一旦沒有了"虎"，"狐"就沒有威了。這就是說，在魏忠賢專權時，明朝本來該亡而沒有亡，是因為當時可能篡位的人，被歷史偶然地安排為一個太監，受了封建社會傳統觀念和各種條件的制約，太監不敢篡皇帝位，這才是熹宗時明朝該亡而沒有亡的真正原因。
魏忠賢以一卑賤役宦，而至擅政權閹，上配先聖，下並君主，可謂惡貫滿盈。有人說，明崇禎帝朱由檢所以未能挽救內外交因、危機四伏的明王朝，在很大程度上是魏忠賢亂政禍國所造成的。雖然，崇禎剷除了魏忠賢及其黨羽，但是，由魏忠賢禍害所造成的明王朝衰敗之勢，對企圖勵精圖治的祟禎來說，也是無力回天的。魏忠賢之禍終於使崇禎帝冠上了"亡國之君"的罪名，這不能不說是朱由檢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