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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奔波作品類型
隨筆書籍簡介
無召喚黎明——張居正（上）
公元1582年（1），張居正去世，京兆文官開始全面反攻，摧枯拉朽，清算張居正及其黨羽。公元1587年（明萬曆十五年），萬曆皇帝降諭工部，詢問張居正已被沒收的私宅處置，工部的答覆未見於史籍，但不需答覆，已能藉此窺見萬曆皇帝當時微妙複雜的心境。
萬曆皇帝於公元1572年登極，至1620年常洛繼位，距明朝滅亡已不到三十年，清仁宗嘉慶以明之亡“不在崇禎之失德，而亡於萬曆之怠惰”。萬曆皇帝一生很大一部分時光是在荒惰中度日的。長期的怠政使朝廷中樞幾近癱瘓，萬曆年間出現的東林黨人以學派發端，在喜宗朝企圖力挽狂瀾，誅除宦黨，最終失敗，歷史學者黃仁宇以明朝滅亡在張居正去世時就已注定，其後世人，奔波往來，無非虛應故事，“是一部歷史上總失敗的記錄”——黃仁宇。《萬曆十五年》
但這樣一個皇帝即位初年，卻坐擁過一個封建意義上的盛世！明朝史玄在《舊京遺事》中記載了張居正掌權時的情況：道路無警守，狗不夜吠，中秋月明夜，長安街上歌聲曼妙。這期間生產力發展，社會相對安定，南之倭寇，北之韃靼，都沒能進行大的侵犯。然則這局面消失了，像是文明史中那些人類奇蹟，能讓一夜風雨易換千年風骨，奇蹟之亡亡在一時，而盛世之亡卻亡在一代，起因在哪裡？會有人把憂鬱的目光投向北方那座夜裡輝煌的都城，靜靜地等待明天，等待黎明，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等一些列人物的升沉起伏，大明朝暮年威風的興衰消長，都從此開始。
張居正幼年好學，人稱“神童”，縱觀史上的各個改革家，北宋的王安石年幼也有類似的經歷，兩人都算得“小時了了大亦不失其佳”的“好孩子”，兩人又都權傾一時。驚人的相似之處又在於，兩人分別再生前、生後遭到了清算。
但張居正顯然更早走上仕宦的坦途，二十幾歲科甲中第，嚴嵩掌權時對其深為器重，而又能與嚴嵩的敵黨徐階交厚，不像很多人一旦陷入類似的套子就帶上了儒學清譽的詬病。後為萬曆講師，其時萬曆尚未登極，年紀也小，這便是張居正一份寶貴的政治資本。尚未領大權，他關注朝局動態，同時醞釀著大改革的計畫，並進行著與之相關的思考。
明初太祖建制，試圖將中國帶向一個古人概念里單純的理想社會，要人人節儉，風尚純樸，於是削減官俸，要求官員節用愛民，在農村以鄉為單位設定耆老，代理民事糾紛的處理，而沒有可徵引的法律明文，，是取老子“猶兮其貴言”之義，其意在於用道德的力量感召萬民，而不是頻繁的官府介入。設定軍戶及對口的稅戶，由軍戶出丁參軍，稅戶負責額外的軍稅繳納。一系列措施已與封建中後期生產力發展相悖。比如削減官俸，衙門例行公事所需銀兩部分由官府供給，但凡明文所為及之處，諸多雜務都需官員自行解決，這只會導致地方官被迫另謀出路，甚至腐敗，又給了口實。耆老處理民事糾紛，雖則確實起到了維護那一套民間道德秩序的坐用，但其原則如“損富濟貧”“父子相爭過不在父”種種是對法制觀念的大忽視，對很多正常的商業行為都起到了阻礙作用。而稅戶負責軍戶支出一法更加不切實際，法定稅戶需自行將自己賦稅額外的軍費稅交與軍戶，而沒有統一的機構負責這項纏著無數交通網的資金流動行為，結果也只能是軍費不足，軍戶逃役，稅戶逃役。除了上述三個問題，也有一些問題是在明朝中後期逐漸凸顯的，稅務均一，而諸多自耕農及中下級地主有時無法負擔，很多人被迫接受土地兼併，變賣土地、寄主為奴，以期逃避稅責，土地的所有人改變又不在政府監控之下，大戶藉機逃稅、大量人口流動，政府也全無掌握，收稅困難，財政枯竭。關口在於政府的行政效率底下，這根源也來自不成熟的制度，也來自不成熟的觀念，張居正知道，需要一次大改革。
但他也清晰地認識到凡此改制種種，人在明處，事在明處辦了，所作所為皆有法律明文或聖人話語為據，雷厲風行，是謂“經”。但事後還有利害、傾軋、掣肘，一點犀利的眼神，一次神經的觸動，一群自打的算盤，是謂“權”。王安石變法就失在後者，自己領導變法，卻並未手領大權，牽及各方利益，其財政改革被地方官認作是發財的機會，就打著他的旗號投機倒把，又陷入黨爭，被百姓唾罵，宋神宗迫於壓力罷免其職務，使其鬱鬱而終。王安石不知道，過度的中央集權，官制冗雜，中央不能對地方進行有效控制，致使上下脫節，地方官鐵板一塊，肆行貪墨，就是“權”之所在。在這情況下，所謂“制度”也者也只是一個理想，況且背後還有君權掣肘。事可從經，亦可從權，在絕對封建君主專制之下，一個臣子想為國為民開天闢地，就必須有足以抵抗反彈的力量，有一批聽其指揮的副手，有滲透了各處機要的黨羽，為了保證改革的徹底施行，有時候甚至需要實際上掌握國家的最高權力。張居正既明白這些，就不能否認，凡“理想”之實現，絕少不得對“現實”的把握，欲使我大明王朝輝映萬里，光耀千秋，就必須由此道，依權謀和心計殺出條血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刀光劍影在所不辭，罵的任他去罵，寫的任他去寫，我自巋然不動，王安石最終見棄，罷其職位的卻是最初給予支持的宋神宗，張居正看明白了，注定發生的那場悲劇里，到底誰才是為了百姓，為了家國，為了天下。
可以說，王安石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而王安石則是一個有理想的現實主義者，兩人的分野由觀念開始，由人生經歷鋪行。張居正研究佛法，寫給別人的信引用過“如入火聚，得清涼門”的句子，深諳靜心之術，已決定身在世上，卻懷著一顆世外的心，一路走到底。
機會來了。
公元1572年，隆慶皇帝去世，內閣首輔為先朝元老高拱，《明史》載高拱“以才略自許，負氣凌人”，萬曆年幼，便肆無忌憚，一次宦官傳話，公開嘲笑萬曆年幼。高拱又與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多有嫌隙，主張廢止宦官干政，表面上可以維護文官權力，在道德和行政效率上都符合這個政府的形象，但有明一代，宦官掌權，從來都是對皇上負責，廢止宦官的另一個影響就是限制皇權。高拱目的在前者，而張居正想到更多的是後者，為了未來改革，他不能與皇權有這種衝突，有個前車之鑑王安石在，便更是處處小心。同時，他要藉此機會打壓高拱，奪取實權，於是向萬曆及兩宮太后進宮獻策，聯絡馮保。萬曆皇帝迅速下詔，削奪高拱權位，遣返原籍，並終身受地方官監視。
至此，張居正輕鬆地控制了大局，打壓了故交高拱，深得幼年萬曆信任，與司禮監馮保交厚，他又在都察院（監察機構）大量扶植親信，作為排斥異己的副手。凡是他的決定，馮保都照擬批紅，深宮裡的小萬曆把他當“亞父”看待，兩宮太后會尊敬地稱其為“張先生”。羽翼遍布各省，他已可以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了。
針對財政枯竭的情況，張居正展開了多項改革。首先是肅清吏治，地方上的豪強和一些奸猾的吏民經常逃稅，他一方面制定考成法，所有地方官必須接受京官的考核，他又派遣大量辦事雷厲風行的副手下任地方監督辦事，自上而下也少阻力，於是國庫充盈，財政收入由隆慶朝的250萬兩升至四百餘萬兩，政府財政收入增加的同時，他又提倡節儉風氣，身體力行，萬曆疹疾初愈，慈聖太后想要出城祭祀謝神，卻遭到了張居正的委婉反對，張居正的建議最終被採納，宮裡又省去了一次用度。而張居正大改革的核心內容，是“一條鞭法”，“一條鞭法”試圖通過清丈土地，以土地數量和產糧能力具體規定應繳賦稅，而且消除之前提到的那種政府對土地所有權更易全無掌握的情況，“攤丁入畝”（2），使流民皆耕。保護的是自耕農、貧農和中下級地主的利益，對大地主則是莫大的侵犯。繁花似錦，眼前擁簇，而背後也不乏危險的存在，一方面大地主對張居正有了反感，另一方面張居正的黨羽密布，使長期受道德主義薰陶的許多文官有極大的不適，在他們看來，黨羽密布就與奸臣無異，至於政績認不認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然則君臣猜忌，上下頡頏，封建君主專制之下，是否存在一種完全不被扭曲的的由臣子發起，中央向地方發起的，自上而下的變革？在自己所處的時期未能終善其身的，董仲舒、王安石、主父偃、商鞅……想吧，一個不靠“勢力”的人能夠領導成功的變革？這些問題文官多不會想，他們不知道張居正扶植私人是處於改革的需要，自不會認可。就算有人認可，如果他不去依附張居正，就難免成為都察院眾矢之的，而依附了又似與忠君愛國的傳統道德相悖。於是，在無數不約而同的打量和思考下，一股暗流涌動了，一場悲劇醞釀了。
內憂潛伏，外患俱在。張居正任用戚繼光、俞大猷等優秀將領，並給予一定的軍隊自主管理權，允許其進行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軍制改革，以彌補之前提到過的軍制缺陷、倭寇評定很快，又調戚繼光北上，抵禦蒙古俺答的進犯。戚繼光北至薊州總兵不到三年。俺答就稱臣封貢，之後不再有大規模的進犯。
而那股力量已經在他大改革之下漸漸強大了。
文官力量由來已久，明清雖為君主專制極鋒，文官整體而言沒有太大實權，但常常代表道德的力量對朝中任何一個他們心中認為行為不軌的人進行打壓，甚至形成對皇權的制約，因為文官行止，常常能領導全國範圍的輿論走向，皇上也不能視而不見。“土木之變”、群臣抵制正德皇帝放縱行為、嘉靖朝數百文官與嘉靖皇帝相爭的“大禮議”，都顯示著文官力量的不容忽視。一群人上書彈劾，其間有投機鑽營借打壓他人博取功名的，更有一心為國對奸臣黨羽視若仇讎的，這情景便矛盾了：一心為國的張居正在忙於公事同時，不得不應付另一群一心為國的文官的糾纏，他完全可以調動手下那群都御史，反擊那些前赴後繼的文官，但越是反擊，代表道德力量的文官失敗產生的悲劇感就越能感染更多的文官，張居正的名譽便越是受損。
1577年秋，張居正父親在老家江陵去世，按理說張居正應該離職“丁憂”，回老家守孝三年，張居正自己悲傷過度，三次上書清秋回江陵老家服孝，大改革不允許他這么做，年幼的小萬曆也不允許他這么做，於是拒絕其請求，稱為“奪情”，張居正便戴孝留在北京，扔負責任內事務。
文官們立刻找到了攻擊的機會，他們認為張居正做法，無非官樣文章，做個形式，勢壓聖上，萬曆也是處於被動才“奪情”，這是擅權，是大不敬。幾十名翰林編修由吏部尚書張翰領銜，徑直前往元輔私邸勸張居正放棄偽飾，離職丁憂，被張居正拒絕。事後張翰馬上受到都御史彈劾，彈劾內容隻字不提張翰與往張居正府邸的關係，而是另尋枝節，逼迫張翰下台。翰林們明白監察機構已成張居正左右，用官場“正”的那一套已毫無
海瑞意義，遂越權上奏，直接上告萬曆，說張居正勢壓君上，“不忠”，拒絕丁憂，“不孝”，忠孝兩不全，那就可以把他說得不是東西了。萬曆皇帝迅速下詔，越權參奏的四名官員皆受廷杖，行動堅決果斷，幕後是否有張居正操控都有待稽考，但可以確定的是，小萬曆迅速降敕，內稱今後凡參奏張居正都是“欺朕躬年幼”，完全承認張居正的特殊地位。百官除一名辦事進士鄒元標扔敢上書參劾，無人敢提及張居正之事了。（2）次年萬曆大婚，張居正主持之後回鄉葬父，在湖北拜謁了高拱，此時年過五十，終日國務纏身的張居正向高拱指著自己的白髮（3），兩人或許會互相笑著。不知張居正是否有過此種體味：那么多正襟危坐的文員沒發溝通，能夠溝通的卻是昔日的敵人也是朋友，官場內外，快意恩仇，唯其如此，才有了某種頃刻超越這蒼茫生世的慰藉。
參考書籍及文章：《萬曆十五年》（美。黃仁宇著）
《明亡清興六十年》（閻崇年著）
《明史。徐階高拱張居正列傳》（張廷玉等人著）
《一條鞭法》、《張居正》、《萬曆》、《清丈》
注釋：（1）。也有史家認為是公元1584年。
（2）張居正於1580年要求全國清丈土地，但由於1582年張居正去世，之前全國仍有地區未實行清丈。後來清朝的“地丁合一”制度，當是張居正改革的延續。
（3）。鄒元標後被萬曆充軍貴州，日後張居正遭受清算，他是文官中少數幾個表示反對對張居正定罪的，因此參劾並非沽名釣譽，當有其理智因素的存在。
（4）張居正遭清算後刊印了據稱是高拱寫作的《病榻遺言》，歷數張居正之虛與偽飾，擅權專斷，但其真實性連後來的萬曆、申時行都無法認定，當屬時人投機行為。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