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況
【作品名稱】剔銀燈·與歐陽公席上分題【創作年代】北宋
【作者姓名】范仲淹
【作品體裁】詞
原文
剔銀燈與歐陽公席上分題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孫權劉備。用盡機關，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細尋思，爭如共、劉伶一醉？
人世都無百歲。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間，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牽繫？一品與千金，問白髮、如何迴避？
譯文
昨夜讀《三國志》不禁笑曹操孫權劉備，用盡權謀機巧，只落得三分天下，仔細一想，與其這樣，還不如象劉伶，喝他個酩酊大醉。，人活在世界上有多少人能活到百歲。少年時癲狂無知，老了又瘦弱焦悴。只有中間那，一段年輕，怎忍心用來追求功名利祿。就算是官位一品，富貴百萬，試問誰能躲過老冉冉將至。格律
平仄平仄仄仄，仄平平平平平仄(韻)。
仄仄平平，
平平平仄(韻)，
仄平平平平仄(韻)。
平仄仄平平，
平平仄，平平平仄(韻)。
平仄平平仄仄(韻)，
仄平平，
仄平平仄(韻)。
仄仄平平，
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韻)。
平仄仄平平，
仄平仄，平平平仄(韻)。
作者
范仲淹（989年-1052年）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字希文，諡號“文正”。吳縣（今江蘇蘇州望亭）人。少年時家貧但好學，當秀才時就常以天下為己任，有敢言之名。曾多次上書批評當時的宰相，因而三次被貶。宋仁宗時官至參知政事。元昊反，以龍圖閣直學士與夏竦經略陝西，號令嚴明，夏人不敢犯，羌人稱為龍圖老子，夏人稱為小范老子。1043年（宋仁宗慶曆三年）范仲淹對當時的朝政的弊病極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張建立嚴密的仕官制度，注意農桑，整頓武備，推行法制，減輕傜役。宋仁宗採納他的建議，陸續推行，史稱“慶曆新政”。可惜不久由於保守派的反對而不能實現，因而被貶至陜西四路宣撫使，後來在赴潁州途中病死。有《范文正公集》傳世。
賞析
【賞析一】
上片大意是：昨天夜裡讀《三志》，不禁笑話起曹操、孫權、劉備來。他們用盡權謀機巧，不過是枉費心力，只鬧了個天下鼎足三分的局面。與其像這樣瞎折騰，還不如什麼也別乾，索性和劉伶一塊兒喝他個醺醺大醉呢。下片則化用了白居易《狂歌詞》的詩意，人生一世，總沒有活到一百歲的。小的時候不懂事，老了又衰弱不堪。只有中間一點點青年時代最可寶貴，怎忍心用來追求功名利祿呢！就算作到了一品大官、百萬富翁，難辭白髮老年將至的命運！全篇純用口語寫成，筆調很詼諧，似乎是赤裸裸宣揚消極無為的歷史觀、及時行樂的人生觀和一派頹廢情緒。實際上它是詞人因政治改革徒勞無功而極度苦悶之心境的一個雪泥鴻爪式的記錄。胸中塊壘難去，故須用酒澆之。憤激之際，酒酣耳熱，對老友發牢騷、說醉話，頗有雪芹“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的難言況味。【賞析二】
此詞副題是“與歐陽公席上分題”。范仲淹為什麼要向歐陽修傾吐衷腸呢？原來歐陽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時“景祐黨爭”，歐陽修就堅定的站在范仲淹一邊。時以吏部員外郎任開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權相呂夷簡擅權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圖》，又上《帝王好尚論》等四論，批評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論激怒了呂夷簡。他反訴仲淹“越權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寵信呂相的仁宗將仲淹貶黜出京，當時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辯，而諫官高若訥卻討好呂夷簡，說范應當貶官。歐陽修痛恨諫官高若訥為了自己的高官厚祿，竟不分是非，行為卑鄙，於是寫了《與高司諫書》，斥其一味迎合權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歐陽修也因此被貶夷陵。政治上的風雨磨難，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歐二人最終成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慶曆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對者攻擊改革派引用朋黨。此時已奉調回京的歐陽修任諫官，為了回擊反對派的無端指責，支持慶曆新政，又寫下了著名的《朋黨論》。可見范仲淹和歐陽修志同道合、同仇敵愾。此詞大約寫於這幾年二人在朝共事同受打擊之時。新政失敗，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使他們自然產生相似的感受。弄清了這一點，再來讀這首詞，讀者就恍然大悟了：原來，它是詞人因畢生為之奮鬥的政治理想破滅之後極度失望、苦悶乃至沮喪的反映。在心頭鬱積已久的憤懣總得找個宣洩的出口吧？於是，憤激之時，酒酣耳熱，對著同遭厄運的老朋友發發牢騷，說說醉話，有何不可？
其實，這首詞固然宣洩了詞人的憤懣，但也折射出了他內心時不我待的焦灼。這與李白那首著名的《將進酒》非常相似。“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復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李白被“賜金放還”後八年仍未找到出路，於是在此詩中借題發揮，盡情傾吐鬱積在胸的不平之氣。李白的恃酒放曠並不說明他就此沉淪，即便是這首詩亦流露了施展抱負的願望，“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其自信！但人生苦短，“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現實無情徒喚奈何。范仲淹同樣如此，“人世都無百歲。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間，些子少年” ，能夠乾一番大事的年華太少了，哪裡禁得起幾番蹉跎？於是，借酒澆愁，抒發其時光易逝、壯志難酬的感情就很自然了。
從思想上來說，范仲淹的這種感情是有其深刻淵源的。儒家的積極用世是其思想主流，不僅如此，他還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經典，力求會通而經世致用。這種海納百川的學術視野，使其作品博大精深，異彩紛呈，而老莊清淨無為、隨遇而安的思想也是他迭遭打擊時能夠舒緩壓力的精神避難所。在這點上，李、范二人是相似的。再說，在當時，文人們普遍認為詞是娛情遣興的“小道”、“末技”，范仲淹有時亦未能例外，與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時，就不免戲作小詞了。應該說，這幾句亦真亦幻的牢騷話倒顯示了他作為一個平常人的本色，使得他可親可近。
當然，范仲淹身處逆境，失意惆悵乃至發牢騷，並不意味著他永久的消沉。慶曆六年，貶謫到鄧州，擺脫了朝黨紛爭，暫時卸去了煩瑣的朝政和邊防重任的范仲淹，度過了三年難得的愜意時光，他營造百花洲，重修覽秀亭，始終把關懷民生疾苦放在首位，贏得了鄧州人民的衷心愛戴。同時，迎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創作高潮，千古傑作《岳陽樓記》及許多著名詩文都寫於此時。這表明，范仲淹已經走出了苦悶、沮喪的陰影，已經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始終是他畢生的追求。這才是立體的、全面的范仲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