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句子情歌》五句子山歌不僅具有一般民歌所共有的藝術表現手法，而且以比喻、雙關的運用別具風味，異彩紛呈，尤其是比喻與雙關，拈連結合的運用更為別致。例如“高山頂上一口窪，郎半窪來姐半窪，郎的半窪種豇豆，姐的半窪種西瓜，她不纏我我纏她”，利用瓜豆纏藤之“纏”，順勢拈到郎姐相纏（相愛）上去，一語雙關，妙不可言。
五句子山歌可根據內容的需要，套上各種不同的曲牌歌唱，如“倒尾子”、“茶調子”。“笛調子”、“對聲子”、“穿號子”、“雜號子”、“九聲板”、“喇叭調”等曲牌。其中最有藝術性的當推“穿號子”（也叫“穿五句”、“穿歌子”、“花哨子”），即在某一唱段中，以“號子”作襯句段，同五句的主歌段交替穿插為歌。演唱時，甲、乙二人對唱對穿，甲先“號子”引歌，叫做“丟梗子”，乙按甲的“號子”之意並以五句為主歌對歌，叫做“配葉子”。歌詞的穿唱千姿百態。
土家族山歌簡介
土家族傳統山歌的曲調，可以配唱多種唱詞，可以為多位不同特點的歌手演唱，也可以在不同地區，不同場合中流傳。我國戲曲、曲藝音樂的程式性在山歌中同樣體現出來了。土家族山歌多是五字句、七字句，後才有散句，每類歌都有固定的曲調。另外，與專業音樂創作不同，它的一度創作(編曲)和二度創作(演唱)，是共同進行的，是歌手與欣賞者綜合創造的結果。人們在生活過程中進行審美活動，審美過程又積極參與，使這一民間文藝樣式影響著生產勞動、民俗活動和日常生活。歌師傅大多不識字、不識譜，沒有系統的音律理論，卻能產生五聲、七聲和各種特殊音階、調式；沒有系統的曲式結構理論，卻能編出各種邏輯嚴密、結構嚴整的曲式來，這不能不令人驚嘆他們的音樂才能。
但土家族山歌在音樂結構上有其獨特的音樂語言、音樂語法、音樂句法與自身的個性和色彩。土家族山歌的音樂語言主要展現在表層的聲音層面。它講究音調、樂節、樂句、樂段、樂曲等音樂結構要素，是對生活口
頭語的模仿。在語法結構方面，山歌演唱既注重形式，也偏重於心理。就形式而言，他們是“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即根據其禮儀之規，開展不同的音樂活動，以不同的民風民俗，舉行不同的民俗歌唱活動。且音樂節
奏富有彈性，以己之聲感人之心。在山歌演唱中既有演唱、裝飾、聲調、語氣、方言土語、樂匯或詞、自由組合等不同，也存在著影響結構的不同變數。
土家族的山歌不像作曲家的歌曲一旦完成即便定型，它是口頭傳承的民間藝術，是在不斷的口耳相傳中衍化與完善的，它的藝術風格也是在這種傳承過程中得以形成的。土家人民既是創作者、歌唱者、演奏者、表演者又是欣賞者，同時也是批評者。這種六位一體的土家族音樂藝術風格得以形成的傳承過程，是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地理環境、生產方式、社會生活、宗教信仰、民風民俗等自然與文化背景中完成的。而其中對土家族音樂藝術影響最為明顯的乃是人們賴以生存的條件——地理環境、生產方式與民風民俗。操作方式是一代代口傳心授，一輩輩衍展傳遞，並由口頭語與符號的操作方式而傳承。音樂語言的口頭傳承主要是師傅所授，習學者從其音響去感悟，體驗音樂語言中的美及音高的準確；從氣口、氣息、語氣、句法去獲取柔中有剛、剛中有柔的強弱關係，把握音響變數；從方言音色、發聲方法上操作，掌握土家族音樂特點。他們與聽眾直接從聲音交感，而聽眾也具有一種開放性的態度，他們不以某種固定性或封閉性的情緒期待、創作與欣賞行為方式約定，而使一切都是合理的。
土家族是天生的能歌善舞的民族，且多是即興編唱。在古代人們用土家語演唱，現在大多用漢語演唱。歌詞為韻文體，常用句式為七言四旬(一、二、四句押韻)、七言五句(一、二、四、五句押韻)、七言六句(一、二、四、六旬押韻)、連八旬(二、四、六、八旬押韻)及三七七十雜言體。在韻律上常是一韻到底，每旬須有韻但各句韻腳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