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上下冊）》
《中國古代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梅新林著
出版社：復旦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年10月
內容提要
基於反思中國文學研究現狀與重構一種時空交融的新型文學史研究範式的雙重需要，本書以創立中國文學地理學為學術宗旨，以具有原創性意義的“場景還原”、“版圖復原”之“二原”說為理論支撐，力圖通過文學與地理學的跨學科研究，深入揭示中國文學地理的表現形態與演變規律，系統建構起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學術體系。鑒於此，本書重點圍繞決定和影響中國文學地理最為關鍵的五大要素，即從文學家籍貫分布的“本土地理”出發，依次向流域軸線、城市軸心、文人流向等三個層面展開，最後歸結為“區系輪動”模型及演化的探討。全書博採數據統計、邏輯推繹、時空還原、交叉綜合等多重方法，力求巨觀思辨與實證分析相統一，資料翔實，體大慮周，對於推進中國文學研究的學科交融與學術創新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
作者簡介
梅新林，1958年10月17日生。1982年浙江師範學院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1988年浙江師範大學中文系文獻學研究生畢業，獲文學碩士學位。現為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浙江大學兼職博士生導師。任中共浙江師範大學委員會委員、浙江師範
《中國古代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大學副校長。兼任《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編委會特約編委、《紅樓夢學刊》編委、中國紅樓夢學會常務理事、浙江省古代文學學會副會長、浙江省重點扶持學科——浙江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負責人、浙江師範大學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所執行所長。主要從事紅學、明清小說及中國學術史的教學與科研工作，長期致力於溝通中國文學與文化的跨學科研究，近年來又進一步拓展至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的研究領域。已出版《紅樓夢哲學精神》、《仙話——神人之間的魔幻世界》等學術著作5部，在《文學評論》、《新華文摘》、《學術月刊》、《文獻》、《紅樓夢學刊》、《文藝理論與批評》等刊物上發表論文60餘篇。目前正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江南城市化進程與古典文學的轉型》的研究，同時還主持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大項目、浙江省社科重點項目等的研究工作，並主持編撰《中國學術編年》、《四大奇書研究史》、《紅學通史》等大型著作。
本書目錄
導 論
一、選題宗旨
二、學術回顧
三、理論構想
四、體系建構
五、研究方法
第一章 本土文學的地理變遷
第一節 先秦文學地域化的漸進歷程
一、族團性“文學創作”時期的地域分布
二、集體性“文學創作”時期的地域分布
三、個體性“文學創作”時期的地域分布
第二節 秦漢至南北朝著名文學家地域分布
一、秦與西漢時期著名文學家地域分布
二、東漢時期著名文學家地域分布
三、三國時期著名文學家地域分布
四、西晉時期著名文學家地域分布
五、東晉十六國時期著名文學家地域分布
六、南北朝時期著名文學家地域分布
第三節 隋唐至南宋著名文學家地域分布
一、隋代著名文學家地域分布
二、唐代前期著名文學家地域分布
三、唐代後期著名文學家地域分布
四、五代時期著名文學家地域分布
五、北宋與遼代著名文學家地域分布
六、南宋與金代著名文學家地域分布
第四節 元明清著名文學家地域分布
一、元代著名文學家地域分布
二、明代著名文學家地域分布
三、清代著名文學家地域分布
第二章 流域軸線與文學地理
第一節 本土文學地理與流域軸線
第二節 黃河流域文學軸線
一、黃河流域文學軸線的先發優勢
二、自西徂東之第一波
三、自西徂東之第二波
四、自西徂東之第三波
五、自西徂東之第四波
第三節 長江流域文學軸線
一、長江流域文學軸線的次發優勢
二、中游突破之第一波
三、聚合下游之第二波
四、聚集下游之第三波
五、聚集下游之第四波
第四節 珠江流域文學軸線
一、珠江流域文學軸線的後發優勢
二、以非本土文學家為主體之第一波
三、以本土文學家為主體之第二波
第五節 運河流域文學軸線
一、運河流域文學軸線的“交通”優勢
二、南北分叉之第一波
三、南北直貫之第二波
第六節 流域文學軸線與濱海連線
第三章 城市軸心與文學地理
第一節 流域文學軸線與城市軸心
一、流域文學軸線與城市分布
二、城市軸心體系的模式與層級
第二節 雙都文學軸心之一：首都
一、首都在文學地理中的主軸心功能
二、黃河流域東西移動的首都文學軸心
三、兩河流域互動移動的首都文學軸心
四、運河流域南北移動的首都文學軸心
第三節 雙都文學軸心之二：陪都
一、陪都在文學地理中的副軸心功能
二、與首都呈東西走向的陪都文學軸心之一
三、與首都呈東西走向的陪都文學軸心之二
四、與首都呈東西走向的陪都文學軸心之三
五、與首都呈南北走向的陪都文學軸心
第四節 區域中心城市的文學軸心功能
一、諸侯國各都城區域中心城市與文學軸心
二、州郡制下的區域中心城市與文學軸心
三、道路制下的區域中心城市與文學軸心
四、行省制下的區域中心城市與文學軸心
第五節 邊地城市的發展與文學“邊界”的拓展
一、邊地城市與文學“邊界”：全方位拓邊型
二、邊地城市與文學“邊界”：局部性拓邊型
第六節 江南市鎮的文化積累與文學活動
一、江南市鎮的商—士轉型途徑
二、江南市鎮的文人群體聚合
三、江南市鎮的文學活動空間
四、江南市鎮文學的特點與意義
第七節 城市空間布局與文學活動舞台
一、城市空間布局的原則及實踐變化
二、城市文學活動的空間分布與重心轉移
第四章 文人流向與文學地理
第一節 城市文學軸心與文人群體流向
一、“京都情結”與文人群體流向
二、文人群體流向的趨勢、動力與圖式
第二節 向心型的文人群體流向
一、求學與向心型文人群體流向
二、應舉與向心型文人群體流向
三、仕進與向心型文人群體流向
四、授業與向心型文人群體流向
第三節 離心型的文人群體流向
一、隱逸與離心型文人群體流向
二、流貶與離心型文人群體流向
第四節 互動型的文人群體流向
一、遊歷與互動型文人群體流向
二、遷居與互動型文人群體流向
第五節 文人群體組合與文學流派
第五章 文學地理的區系輪動
第一節 文人群體流向與文學區系輪動
第二節 西北向東南的第一次區系輪動
第三節 西北向東南的第二次區系輪動
一、西周時期三秦—中原區系的連動
二、春秋時期向齊魯核心區系的東遷
三、戰國時期齊魯與荊楚核心區系的呼應
第四節 西北向東南的第三次區系輪動
一、秦西漢三秦—中原核心區系的再次連動
二、東漢時期中原核心區系的內聚與擴散
三、三國時期中原核心區系的內聚
四、西晉時期中原核心區系的繼續內聚
五、東晉時期向吳越核心區系的南遷
六、南朝時期吳越核心區系的內聚
七、十六國北朝時期內外區系的三向流動與東西對應
第五節 西北向東南的第四次區系輪動
一、唐代前期三秦—中原核心區系的再次連動與外擴
二、唐代後期三秦—中原區系連動的調整與南移
三、五代時期核心區系的南移與擴散
四、北宋時期中原核心區系的高度內聚與頻繁外移
五、南宋時期向吳越核心區系的再次南遷
六、遼金時期“外圈”文學區系的拓展與內移
第六節 東西向南北的第五次區系輪動
一、元代燕趙—吳越核心區系的對峙、對流與南移
二、明代吳越—燕趙核心區系的再次連動與南移
三、清代燕越—吳越核心區系的繼續連動及東遷
主要徵引文獻及參考書目
後記一
後記二
相關評論
中國文學地理學：理論奠基與體系建構
已經過去的二十世紀對於中國文學而言是個成果豐碩的世紀，文學研究被多角度的審視，多方位的拓展，其本體建設達到了極為成熟的自覺狀態，但是，學科劃分的日益細密，也為學術研究設定了重重的壁壘。如何自辟新路，突破現有的文學研究格局，尋找學術創新的支點，成為有抱負的學者在二十一世紀關注與思考的焦點。
多年來，人們已經習慣於面對線性發展的文學史，以時間的觀念去考察和探索漫漫歷史長廊中的作家作品，但是，問題在於，當我們停留在歷史的任一截面作或巨觀或微觀的考探時，它必然會有空間歸屬的問題，而在很多情況下，文學研究的這一重要維度卻往往被我們所忽略和漠視。正是基於反思中國文學研究現狀與重構一種時空交融的新型文學史研究範式的雙重需要，浙江師範大學梅新林教授積多年之功撰成《中國古代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一書，將文學研究與地理學研究融合貫通，進行深入探討。
這部洋洋80萬言的煌煌大作顯示出作者非凡的學術雄心。該書在《導論》中開篇明義，明確其研究目標在於通過文學與地理學的跨學科研究，揭示文學地理的表現形態、探索文學地理的演變規律，推進文學地理研究的理論創新，最終來建構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學術體系。正如2006年6月1日的《文藝報》的“編者按”在評論該書相關內容時所說：“開宗立派是學術研究的最高境界，也是學術創新的永恆動力，”書中所體現的這種學術氣度的恢弘，不僅在於作者以勁銳的勇氣和雄渾的底氣構建一部宏偉之作，更在於在當前學界日趨浮躁的背景下，作者以深湛細密之思、堅執信念，明確表現出對於理論創新之歷史使命的一種學術擔當。
除了選題上的立意高遠外，該書的另一大特點是頗為完美地將巨觀思辨與實證分析統一起來，堪稱精深縝密之作。全書提出了一系列的工具性概念，首先將具有原創性意義的“場景還原”、“版圖復原”之“二原”說為理論支撐，然後根據從靜到動、從平面到多元的學術理路，重點圍繞決定和影響中國文學地理最為關鍵的五大要素，即從文學家籍貫分布的“本土地理”出發，依次向流域軸線、城市軸心、文人流向等三個層面展開，最後歸結為“區系輪動”模型及演化的探討。全書邏輯嚴密，理論性與體系性極強，突出體現了作者巨觀思辨的深度。同時該書非常注重實證分析。全書有圖18幅，表格66張，加上書中比比皆是的數據列舉和分析，形象而直觀。在時間跨度上，上至夏商周，下至近代，縱橫幾千年，重要作家在重要區域的文學活動庶幾囊括其中，足可見出作者的用力之勤，用心之勞。
這部體大思精、資料豐贍的著作，顯然對於推進中國文學研究的學科交融與學術創新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其重大意義，可以概括為三：
一、重建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術視域。這首先是從重塑文學史的認知格局開始的，將地理學的視角引入文學研究領域，將使我們對文學史的認知發生重大的變化，改變甚至顛覆中國文學史的教授、學習乃至研究的現有格局。比如該書所舉的一個事例，“建安七子”是建安文人集團的重要力量，文學史給人的似乎是七子並肩而立，名滿天下的景象，而巨觀文學史乃是被簡約化了的歷史，它缺失了空間場景這極為重要的一環。實際上“建安七子”儘管同一時代，文名相齊，卻從未完整聚合在一起，建安十三年（208）9月，七子中的王粲最後歸附曹操，而在此前一個月，最先歸曹的孔融卻已被殺，也就是說，最後只有六子相聚魏都鄴城。這足以說明空間視角引入文學史的重要性，唯有如此，文學史的發展演進才不是靜態的、平面的、一元的，而是動態的、立體的、多元的，才是真正鮮活的文學史。
地理學的引入對於文學認知是一種視角，對於文學研究則是一種方法。儘管此前已有學者從地理學角度進行文學研究，但那畢竟是零星、不成系統的。“場景還原”和“版圖復原”的提出對於相關研究具有突出的方法論意義。“整體的文學版圖是由無數個具體的文學場景組合而成的，作為文學版圖中的主體與靈魂的文學家無不處於具體的文學場景之中，具體文學場景的變化必然會引發整體文學版圖的變化，而整體文學版圖的變化又決定著具體文學場景變化的方向與節律。”此“二原”說在微觀與巨觀兩方面為文學地理學研究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指導。
二、奠定中國文學地理學學科的理論基石。從中國文學地理學學術體系的構建到中國文學地理學學科的樹立，這是發展的必然。獨立而完整的學科，通常是由若干要素所構成的整體。正是這些要素的獨立存在，這些要素相互之間發生關聯作用，使得這門學科能夠作為一種規範的或具有科學意義的學術現象，而體現其自在自為的價值。如同其他一些社會科學學科的構成，筆者認為，中國文學地理學學科的構成要素也應當是三方面，即淵源性要素、內容性要素和方法性要素。《中國古代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正是依次完成了對這三方面的論證與思辯，淵源性要素，主要是文學地理學賴以取材、孕育和形成的資源和動因。該書通過對各歷史階段各區域的文學現象的全面梳理，完成了對學科資源類型與範圍的盤點，同時，這種學術資源上的支持也為學科建立贏得了學理上的合法性；內容性要素主要是指文學地理學所闡發的理論學說，該書緊緊圍繞本土地理、流域軸線、城市軸心、文人流向和區系輪動等五大因素展開，它們從理論上邏輯嚴密地論證了文學與地理學如何融合發展的學術理路。這些內容必將成為學科框架性內容，或者指示學科的研究方向；方法性要素則主要是文學地理學所闡發和運用的方法論，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兼顧了巨觀與微觀的“二原”說，這也將成為克服研究模式泛化，具有文學地理學特色的方法論。這三大要素的相合表明，中國文學地理學學科已初具雛形。
三、為跨學科研究提供學術範式。需要說明的是文學地理學不是文學與地理學的簡單嫁接，而是兩者的深度融合，這一交叉學科之所以成立，有著充分的學理依據。該書的理論構建與學術論證，為文學與相關學科的融合與創新提供了可資借鑑的模式範本。也足以讓人對於文學研究格局的多向拓展產生新的期待。
當然一個龐大的學術體系的建構，畢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在學科類別上，還需要進一步釐清與相關的人文地理學、歷史地理學等學科的聯繫與區別，在理論體系之下還需要大量的、無法計數的實證研究來加以充實擴展；在方法論上，還需要更多被細化的操作層面的理論手段；等等，這些也都將指示中國文學地理學的發展路向。
黃霖先生在該書《序言》里頗有感情地說：“從事中國文學地理學研究的前景無限光明”。可以預想，在確定這一光輝的起點之後，文學地理學的運思空間將是何等遼闊曠遠！還可以預想，文學地理學的推行將如何生動地改變中國文學研究的未來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