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滅佛”事件

從兩晉時期開始，國家出於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穩定等方面的考慮，根據當時佛教發展的狀況，相應對佛教採取或扶植或限制的政策。隨著佛教僧侶人數的增加，經濟勢力的增強，在社會各階層中影響力的擴大，也會與封建國家、世俗地主階級發生矛盾。以皇帝為首的朝廷如果不能用和平手段消除矛盾，就會採取十分激烈的行動。“三武”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是後周世宗。“滅佛”就是毀滅佛法、佛教典籍，一般稱之為“法難”。實際上，這4次所謂“滅佛”事件情況並不完全相同，有的是要徹底消滅佛教，有的只是要壓縮佛教僧團的規模；有的是只打擊佛教，不涉及道教，有的則是佛教、道教一起打擊。
北魏太武帝“滅佛”
北魏太武帝(423～452)“滅佛”，是中國歷史上發生的第一次國家鎮壓、取締佛教事件。
北朝(420～581)大多數帝王支持佛教，促使佛教勢力迅速發展。同時，佛教也與儒教和道教發生了激烈的思想鬥爭，僧團與國家及世俗地主階級也發生了政治、經濟利益方面的衝突。太武帝對佛教採取鎮壓措施，正是這些矛盾綜合作用的結果。
北魏太武帝原來信仰佛教，也尊敬僧人。但是，他逐漸看到，佛教的大發展與國家發生了嚴重的經濟衝突。因為，僧人具有不負擔兵役、徭役，不繳納租調的特權，由此導致了佛教與國家爭財富、爭人力。所以必須控制僧人的數量。在這種情況下，魏太武帝繼承前代的政策，重用儒者，尊崇儒家學說，以便爭取漢族地主階級的支持，鞏固自己的皇權統治。同時，他又接受司徒崔浩的勸告，改信寇謙之的天師道，奉寇謙之為“天師”，建立天師道場。他還親自登壇受符書，改元“太平真君”。這一系列舉措，都是在為打擊佛教做準備。
太平真君五年(444)，太武帝下詔限制佛教，認為佛是外國的神靈，所講的道理是荒誕的，無益於政化，並且禁止王公和百姓私養沙門。太平真君七年(446)，他出兵經過長安，發現一所寺院中私藏兵器，懷疑僧眾與起義軍通謀，下令誅殺寺里的僧人。後來又發現寺院中存放釀酒器皿和財物，發現洞窟中藏匿婦女等，於是他聽從崔浩的勸說，頒布取締佛教的詔書。
太武帝鎮壓佛教措施非常殘酷，不僅不分老少坑殺所有沙門，對於信仰佛教，製造泥、銅等各種佛像的人，也要屠殺。經過這次滅佛運動，北魏境內的大量僧尼遭誅殺，寺院被拆除，經像被焚毀，劫後餘生的僧尼逃奔南方。 。
六年後，太武帝死，文成帝即位。文成帝認為佛教講的道理正確，有助於國家的治理，有益於人們仁智善性的增長，於是解除了佛教禁令。此後在歷代北魏帝王的支持下，佛教在北方又獲得很長一段時間的發展。
北周武帝“滅佛”
北周武帝(561～578)統治時期，北方佛教勢力急劇膨脹，僧尼人數達到200萬，佛寺3萬多所。由於僧尼享受免稅賦徭役的特權，武帝要富國強兵以統一北方，就必然採取“求兵於僧眾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的措施。周武帝首先削減僧尼和寺院數量，又多次召集名儒、名僧和名道，共同討論儒釋道三教的優劣。
建德三年(574)，周武帝下令禁斷佛教和道教。這次滅佛與上次有幾點不同。第一，北魏太武帝只取締佛教，對道教予以保護，北周武帝則是對佛教和道教都予以禁止。北周武帝原來打算保存道教，但是道教和佛教之間的鬥爭很激烈，對朝政有危害，所以採取兩教並廢的措施。第二，雖然毀壞了一些寺院，焚燒了一些經像，但是並不屠殺僧尼，而是勒令他們還俗為民。對於有些地區的寺院，並沒有拆除，而是分別賞賜給王公，作為他們的住宅。第三，設立“通道觀”。從佛教和道教名人中選取120人為學士，讓他們講《老子》、《莊子》和《周易》，目的是會通三教。顯然，讓佛、道兩教人士會通三教，在於強調儒家的重要性。
建德六年(577)北周滅北齊，周武帝又下令在原來北齊境內禁斷佛教和道教。促使許多僧人逃往南方，境內僧尼奉佛也只能在秘密狀態下進行。宣政二年(578)周武帝死，宣帝、靜帝相繼在位期間，朝政由外戚楊堅把持，下令允許佛教流行。到楊堅廢周建隋，開始大力發展佛教。
唐武宗“滅佛”
由於唐代前中期的帝王基本都支持佛教發展，促使佛教勢力急劇膨脹，激化了佛教僧侶階層與國家和世俗地主階級的矛盾，終於爆發了唐武宗時期的毀滅佛法運動。
到唐武宗(841～846)即位時，由於僧尼數量的增長，寺院經濟的膨脹，削弱了朝廷的實力，加重了國家的負擔，促進了社會上反佛情緒的高漲。唐武宗在整頓朝綱，收復失地、穩定邊疆的同時，也決定取締佛教。他在廢除佛教的詔書中，歷數佛教的危害，認為，在全國各地，包括兩京地區，“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他還認為，廢除佛教，乃是“濟人利眾”的舉措。
武宗的滅佛運動是逐漸展開的。會昌二年(842)，他命令僧尼中的犯罪者、違戒者，全部離開寺院還俗，並且沒收其財產，充入兩稅徭役。會昌四年(844)七月，下令在全國範圍內拆毀那些房屋不到200間，沒有敕額(皇帝所賜的匾額)的一切寺院、蘭若、佛堂等，其僧尼全部勒令還俗。到了會昌五年(845)，武宗發起的滅佛運動達到高潮。當年三月，敕令不許天下寺院建置莊園，勘檢寺院、僧尼、奴婢及其財產，為全面取締佛教做準備。四月，在全國範圍內實施廢除佛教的措施。四個月後，宣布滅佛的結果：全國共拆除大的寺院1600餘所，小的寺院4萬多所，還俗僧尼260500人，都充兩稅戶，沒收的良田數十萬頃。另外，把寺院奴婢收為兩稅戶的有15萬人。
武宗會昌年間的滅佛運動對佛教的打擊是十分沉重的，甚至由此改變了佛教發展的走向。由於寺院被拆毀，寺院經濟遭到毀滅性的掃蕩，僧尼被迫還俗，經書典籍散失，以義理研究為特點的一些佛教宗派喪失了繁榮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佛教的生存和發展形式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中國佛教經院哲學研究的黃金時代，理論創造的旺盛階段，從此就結束了。以山林為基地的禪宗逐漸發展起來。
後周世宗“滅佛”
按照傳統的說法，後周世宗(954～958)被列為最後一個“滅佛”的皇帝，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相提並論。實際上，他只是力度比較大地整頓和
限制佛教，並沒有計畫完全廢除佛教。
五代十國(907～960)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分裂戰亂的年代。由於當時的歷代小王朝為了抗禦外地，保住疆土，都把擴充兵員，增強國家財力作為首要任務。所以，各王朝對佛教普遍採取限制的措施。周世宗即位之後，在挫敗北漢和契丹聯合進攻的同時，對佛教採取大規模壓縮的措施。顯德二年(955)，詔令禁止私度僧尼，嚴禁奴婢、罪犯等出家，廢除所有無敕額寺院。不允許新建任何大小寺院。他沒有勒令所有僧尼還俗，但是鼓勵僧尼還俗。
周世宗在限制佛教的過程中，還專門下令革除佛教中的一些舊弊端。他規定，對於以前有些僧尼採取的燒臂煉指、釘截手足等“諸般毀壞身體”等做法，一律禁止。那些“符禁左道、妄稱變現、還魂坐化、聖水聖燈妖幻之類”，都是聚眾蠱惑人心，“今後一切禁止”。
周世宗限制佛教的結果，是後周境內的寺院毀廢了30336所，仍存2694所，登記在冊的僧尼有61200人。周世宗限制佛教的政策，力圖把佛教規模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內的目的，革除某些佛教陋習的措施，對以後的宋代統治者都是有啟示作用的。周世宗之後，歷代王朝沒有再對整體佛教採取過激烈打擊的政策。
“三武一宗”之類的事件，對佛教僧團規模的變化，對佛教寺院經濟實力的消長等，會產生劇烈的影響，但是一般持續時間都不很長。但是，對於佛教思想的演進，對佛教修行方式的轉變，對佛教徒的自我認識和定位，此類事件的影響都是很深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