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介紹
大躍進時期的宣傳畫
北京天安門舉行的慶典活動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正式通過了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倡議而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及其基本點。這條總路線的出發點是要儘快地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況，但是忽視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
這次會議還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正式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國內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的正確分析，認為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這就確認了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問題的“左”傾理論。會上，浙江、甘肅、安徽、雲南、廣西、青海、河北、廣東、新疆、河南、山東等省和自治區的代表大會發言中，報告了本地區黨組織在整風運動中，同黨內的所謂“右派分子”、“地方主義分子”、“民族主義分子”以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作鬥爭的經過。
許多地方的重要領導幹部被宣布為“右派集團”、“右傾集團”或“反黨集團”。這是階級鬥爭擴大化錯誤在黨內的突出表現。會議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認真貫徹執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爭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毛澤東在會上講話，強調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發揚敢想敢說敢作的創造精神。會後，在全國各條戰線上，迅速掀起“大躍進”高潮。
民眾遊行8月上旬，毛澤東先後視察了河北、河南和山東等省的一些農村。9日，他在山東同當地負責人談關於辦大社的問題時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上述談話在報紙上發表後，一些地區相繼出現聯鄉並社轉公社的熱潮。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討論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畫以及當前的工業生產、農業生產、農村工作和商業工作等問題。會上確定了一批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宣布1958年要生產鋼1070萬噸，即比上年鋼產量翻一番。會議還討論和通過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定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決議指出，“人民公社是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並說，“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會後，在全國很快形成了全民煉鋼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運動中，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嚴重影響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而最嚴重的當屬浮誇風的興起。在 1958年的“大躍進”中，曾放出了許多離譜的農作物高產“衛星”。其中，河南西平縣和平農業社小麥高產7320斤，湖北麻城縣建國農業一社早稻畝產36956斤，廣西環江縣紅旗公社中稻畝產130434斤10兩4錢，在當年諸多的“衛星”中特別耀眼，更有一個驚人的“衛星”口號“一個蘿蔔千斤重，兩匹毛驢拉不動”。作為官方媒體《人民日報》 1958年9月18日竟然在頭版頭條加以報導，造成了極壞的影響。整箇中國浮誇風盛行。而在科學界“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狂熱思想也發揮到了極致。
1958年6月12日，錢學森在《中國青年報》發表了影響惡劣的科普文章，為這些虛報糧食產量提供了“科學依據”：“土地所能供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因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於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光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農產品，要比現在的產量高出很多。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糧食，那么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作家吳曉波在文章中寫到：“錢學森的論文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它們為各地大放衛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學論證’，正是在這些文章發表後，‘糧食衛星’從畝產數千斤一下子竄升到了數萬斤……對於1958年的那兩篇論文以及所產生的後果，錢學森應該有道歉。這是一個‘檔案社會’，人人必須對自己的言行負責，越是大人物，所需負的責任自然越大。”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當時的大躍進違背客觀規律，嚴重破壞社會生產力，打亂正常生產秩序 ，造成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 、積累和消費之間比例嚴重失調。經濟工作中急躁冒進的“左”錯誤，使國民經濟遭受嚴重挫折，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響。人民公社化運動給農業發展帶來消極後果：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是在“大躍進”中發展起來的。它的特點是“一大二公”。即規模大（一般為兩千戶左右）、公有化程度高。權力過分集中，基層生產單位沒有自主權，生產中沒有責任制，分配上實行平均主義，這極大地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左”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造成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是導致1959年～1961年糧食供給嚴重困難的原因。
“大躍進”表現在工業方面，首先是鋼產量指標的不斷提高。在農業上，主要是對農作物產量的估計嚴重浮誇。生產發展上的高指標和浮誇風，推動著在生產關係方面急於向所謂更高級的形式過渡，主觀地認為農業合作社的規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進生產。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正式決定當年鋼產量比上年翻一番，作出《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這次會議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的錯誤，嚴重泛濫開來。會後，為了在餘下的四個月時間裡完成追加的鋼產量當年翻番的任務，在全國城鄉掀起全民大煉鋼鐵的民眾運動。與此同時，人民公社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沒有經過認真試驗，短短几個月的時間就基本實現公社化。大辦人民公社的過程，實際上是大刮以“一平二調”為主要特點的“共產”風的過程，使農村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黨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的一次嚴重失誤。這一失誤有它的由來。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時說:“中國經濟落後，物質基礎薄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一種被動狀態，精神上感到還是受束縛，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得到解放。”這番話，說出了全黨的共同感受。破除迷信，奮發努力，要為民族振興和社會主義發展有所作為的精神是可貴的。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廣大幹部民眾付出的辛勤勞動也取得一部分實際成果。但是，經濟建設和生產關係的變革有它所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生產力的發展也需要有積累的過程。黨對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經濟文化落後、地區發展很不平衡的大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艱巨性和複雜性估計不足，對掌握經濟規律和科學知識的重要性也認識不足。全黨普遍缺乏領導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經驗。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雖然初步積累了一些好的和比較好的經驗，但也未能予以足夠的重視。同時，在過去的鬥爭取得一連串勝利後，黨內驕傲情緒明顯增長。這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就難以避免了。
毛澤東是較早地通過調查研究覺察到運動中出現嚴重問題並努力加以糾正的主要領導人。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召開，毛澤東提出並要求糾正已經覺察到的“左”的錯誤，強調要區別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個發展階段，批評了廢除貨幣、取消商品生產和交換的主張。12月，在武漢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一方面對人民公社的興起仍給予極高評價，另一方面通過闡述幾個重大政策和理論問題，批評了那種急於向全民所有制、向共產主義過渡和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錯誤思想傾向。
這以後，各地普遍整頓人民公社，遏制住了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和共產主義過渡的勢頭。為了解決人民公社內部的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傾向，1959年二三月間，中央政治局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從公社內部所有制分級的問題入手，進一步糾正“共產”風。在貫徹會議精神的過程中，確定生產隊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生產隊的所有制還是公社的主要基礎，清算公社成立以來的賬目，退賠平調的資金物資。1959年4月初在上海舉行八屆七中全會，除肯定關於人民公社的整頓工作外，並對基本建設投資作了調整。這期間，毛澤東直接給省以下直至生產小隊的各級幹部連續多次寫黨內通信，談了農業方面的許多問題，號召講真話。他強調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在為廬山會議作準備的過程中，毛澤東同一些領導幹部談話，進一步指出:大躍進以來的基本經驗是綜合平衡，有計畫按比例發展；生產高指標問題，要搞一點馬鞍形，明年切記不可定高。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第一次鄭州會議以後，經過八九個月的緊張努力，“共產”風、浮誇風、高指標和瞎指揮等“左”的錯誤得到初步遏制，形勢開始向好的方面轉變。這期間提出的一些正確理論觀點和政策思想，也有長遠的意義。但是，由於對錯誤的嚴重性還缺乏足夠清醒的認識，糾“左”的努力，還局限在堅持“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左”的指導思想的大框架內，因而形勢並沒有根本好轉。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提出，總的形勢是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根本問題是經濟工作中的平衡問題。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前提下，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動員全黨完成1959年的大躍進任務。會議初期起草的《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草稿)》，基本精神是糾“左”。7月14日，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陳述意見。
他在肯定1958年成績的基礎上，著重指出大躍進以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嚴重問題及其原因。7月16日，毛澤東批示將彭德懷的信印發與會全體同志。政治局候補委員、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等分別在小組會上發言，明確表示支持彭德懷信中的基本觀點。7月23日，毛澤東在大會講話中對彭德懷等人的不同意見進行了批駁，認為是右傾的表現。於是，會議主題由糾“左”變為反右。8月2日至16日舉行黨的八屆八中全會通過決議，認定彭、黃、張、周犯了“具有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隨即在全黨範圍內展開大規模的“反右傾”鬥爭。
大躍進時期的宣傳畫“反右傾”鬥爭造成嚴重後果，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中斷了糾正“左”的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廬山會議後繼續“大躍進”的錯誤，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契約，黨和人民面臨建國以來所未有的嚴重經濟困難。原本希望快一些讓人民民眾過上較好的日子，結果卻出現令人痛心的狀況，這個沉痛的歷史教訓是不應忘記的。
1958年在“大躍進”運動浪潮中，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在加快生產力方面躍進的同時，開始謀求生產關係方面的躍進，認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於是掀起人民公社化運動。因此，人民公社化運動是大躍進運動的產物，是大躍進運動深入發展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