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及譯文
原文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國小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譯文
古代求學的人必定有老師。老師，（是）靠（他）來傳授道理，講授學業，解答疑難問題的人啊。人不是一生下來就懂得道理的，誰能沒有疑惑（的問題）？（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師（學習），那些成為疑難問題的,（就）始終不能解答了。出生在我前頭（的人），他懂得道理本來早於我，我（應該）跟從（他），把他當做老師；出生在我後面（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早於我，我（也應該）跟從（他），把他當做老師。我（是向他）學習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還是比我晚呢？因此，無論（地位）高低貴賤，無論（年紀）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師所在的（地方）。 唉，（古代）從師（學習）的風尚不流傳已經很久了，要人沒有疑惑就難了！古代的聖人，他們超出一般人很遠，尚且（要）跟從老師請教；現在的一般人，他們（的才智）低於聖人很遠，卻以向老師學習為恥。因此，聖人（就）更加聖明，愚人（就）更加愚昧。聖人之所以（能）成為聖人，愚人之所以成為愚人，（原因）大概都出在這裡吧！
（人們）愛他的孩子，（就）選擇老師來教他。（但是）對他自己呢，卻以跟從老師（學習）為可恥，（真是）糊塗啊！那些孩子們的老師，（是）教孩子們文字，（幫助他們）學習斷句的（老師），不是我所說的（能）傳授那些（大）道理，解答那些（有關大道理的）疑難問題的（老師）。不理解（書本上的）字句，不能解決（大道理的）疑難問題，有的（書本上的字句）向老師學習，有的（大道理的疑難）不向老師學習；小的方面（倒要）學習，大的方面（卻反而）放棄（不學），我未能看出那種人（是）明白（事理）的！
巫醫樂師和各種工匠，（他們）不以互相學習為恥。士大夫這一類（人），（一聽到有人）稱“老師”稱“弟子”等等，就許多人聚（在一塊兒）譏笑人家。問他們（為什麼譏笑），（他們）就說：“那個（人）同那個（人）（指老師和學生）年齡差不多，道德學問也差不多啊，（以）地位低（的人為師），就可羞恥，（以）官職高（的人為師），就近乎諂媚！”唉！（古代那種）跟從老師（學習）的好風尚不能恢復，（從這些話里就）可以明白了。巫醫樂師和各種工匠，君子們認為（是）不值得一提的，現在君子們的見識竟反而比不上（他們），可真奇怪啊！
聖人沒有固定的老師，孔子（曾）以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為師，郯子這些人，他們的賢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說：“三個人同行，（裡面）一定有（可以當）我的老師（的人）。”因此，學生不一定（永遠）不如老師，老師不一定（樣樣都）比學生賢能，（老師和學生的區別只是）聽到道理有的早有的遲，學問和技藝（各）有（各的）專長，（只是）如此罷了。
李家的孩子（叫）蟠（的），年紀十七（歲），喜歡古文，六經的經文和傳文都普遍學習了，（他）不受（當時士大夫那種恥於從師的）時俗的限制，向我學習。我讚許他能夠遵行古人（從師）的正道，（所以）寫（這篇）《師說》送給他。
背景
《師說》是唐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韓愈任四門博士時，是說明教師的重要作用，從師學習的必要性以及擇師的原則。抨擊當時士大夫之族恥於從師的錯誤觀念，倡導從師而學的風氣。同時，也是對那些誹謗者的一個公開答覆和嚴正的駁斥。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作自己的老師，不應因地位貴賤或年齡差別，就不肯虛心學習。文末並以孔子言行作證，申明求師重道是自古已然的作法，時人實不應背棄古道
這是韓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論說文。文章論述了從師表學習的必要性和原則，批判了當時社會上“恥學於師”的陋習，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和鬥爭精神。
中國古代的學校教育十分發達，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學。韓愈寫這篇文章時三十五歲，正在國子監任教。那么，韓愈為什麼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道之不傳也久矣”？原來他聽說的“師”，有其獨特含義。既不是指各級官府的學校老師，也不是指“授之書而習其句讀”的啟蒙教師，而是指社會上學有所成，能夠“傳道受業解惑”的人。韓愈既以這樣的人自我標榜，也以好為人師而著稱。＜新唐書＞本傳說他“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
唐代，魏晉以來的門閥制度仍有沿襲。貴族子弟都入弘文館、崇文館和國子學。他們無論學業如何，都有官可做。韓愈寫＜師說＞的社會背景，可以從柳示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的一段話里看出。柳宗元說：“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由此可見，韓愈作＜師說＞，大張旗鼓地宣揚自己的觀點，是難能可貴的。
實際上，可以把＜師說＞看作韓愈提倡“古文”的一個莊嚴宣言。六朝以來，駢文盛行，寫文章不重視思想內容，講求對偶聲韻和詞句華麗，儘管也產生了一些藝術成就很高的作品，卻導致了文學創作中浮靡之風的泛濫。這種風氣，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韓愈不是第一個提倡“古文”的人，卻是一個集大成者。他無論在文學理論還是在創作實踐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運動”的興起、發展，並身體力行，培養了大批有志於古文創作的年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