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計畫竟開始於17世紀霸占琉球？

1609年，日本薩摩島津氏出兵進攻琉球王國。當時島津進攻那霸港的的船隊一靠近港口，便被琉球在那霸港口修築的三重城和屋良座森城兩座炮台，當場擊沉了七艘軍艦。而島津船隊卻毫無辦法，只能靠從沖繩島北部不設防的今歸仁登入，縱向穿越大半個沖繩島的陸軍，才最終迫降琉球王國。

▲那霸港圖

當薩摩入侵琉球之後，江戶幕府試圖通過琉球稱臣和朝鮮來朝，在東亞地區構建一種與明王朝對抗的，以日本為中心的新國際秩序。也就是以神國日本為中心，日本為華，他國為夷的神國- 穢土模式下的“日本型華夷秩序”。因此，這種“日本型華夷秩序”與建立在封貢體制下，重視禮儀，不干涉內政的傳統的“華夷秩序”有著本質上的區別。“日本型華夷秩序”是建立在極端民族主義基礎上的，宣揚殖民擴張，干涉內政，變他國為日本的被保護國，是帶有殖民性質強權政治的產物。

▲三重城和屋良座森城兩座炮台平面圖，右側彩照為三重城

日本的這行為模式，帶有強烈的神國之民對穢土非人歧視性，對他國的外交使節充滿赤裸裸的軍事恐嚇和羞辱。以被軍事征服琉球為例，日本對所謂朝貢國琉球，制定了極為苛刻的掟十五カ條，直接干涉琉球王國內政，其中包括對琉球王國對外貿易和航海自由的限制;對琉球王國人事權的限制;對琉球王國年貢稅收的規定;以及對琉球王國社會治安管理的規定;以及要求琉球王國君臣發誓永遠效忠薩摩藩，並割讓奄美諸島等苛刻條件，而且每年必須向薩摩藩進貢大米十二萬三千七百石。之後對為加強對琉球的控制，日本向琉球派駐官員，1629年，薩摩藩在宮古列島首先設定了“宮古島在番奉行”;1631年，在沖繩島設定了“琉球在番奉行”;1632年，又在八重山列島設定了“八重山島在番奉行”。這樣一來，薩摩藩對琉球王國的統治，由早期的間接統治變化為直接統治。

1614年，江戶幕府令薩摩藩起草一封書信，讓琉球王國的進貢使以德川家康的名義轉交給明王朝派駐福建的軍政當局。由於琉球王國違背貢期的規定擅自入貢，進貢使被拒絕入境，這封書信因而未能送達。但是，書信中所表達的內容對於研究江戶幕府的對外政策很有幫助。

書信中談到日本與中國的交流歷史很長，因萬曆韓戰而中斷了聯繫，但德川家康奪得政權後，“ 撫育諸島，左右文武，經緯綱常，遵往古之遺法，鑒舊時之烱戒，邦富民殷，爾積九年之蓄，風移俗易，而追三代之跡，其化之所及，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羅、呂宋、西洋、高棉等蠻夷之君長酋帥，各無不上書輸賓。由是益慕中華，爾求和平之意無忘於懷”此外，信中還表達了江戶幕府準備與明王朝恢復貿易往來，“欲修遣使之交”，希望明王朝不廢“中華以大事小之意”，以博愛之心善待海東的黎民百姓之意。

這封書信雖是寫給明王朝駐福建的軍政當局，但是書信完全採用外交文書的格式和漢語文體，足以說明江戶幕府是按照當時東亞地區的外交禮節行事，江戶幕府認為這封書信必然會轉呈給明朝皇帝，所以書信末尾蓋上了江戶幕府最高統治者德川家康的朱印。但是，書信中未使用明王朝的年號，說明發信者並沒有表現出對明朝皇帝應有的尊敬，表明日本並未把自己置入明朝的朝貢體系之內。書信中關於“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安南、交趾、占城、暹邏、呂宋、西洋、高棉等蠻夷之君長酋帥，各無不上書輸賓”的表述，無疑是江戶幕府公開向明王朝表明日本在外交上與明王朝的地位平等。日本這種模仿中華帝國創建的“華夷秩序”，表明其仍然試圖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新的東亞地區國際秩序，欲與明王朝在東亞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中分庭抗爭的態度。

▲德川家康

在江戶幕府的構圖中，日本要取代明王朝成為新的天下共主，琉球、朝鮮、蝦夷(北海道)成為其中的一員。薩摩藩入侵琉球，正是日本為構建東亞地區新的國際秩序所邁出的第一步。薩摩藩征服琉球王國後，強迫琉球王國納貢稱臣，確立了薩摩藩與琉球王國之間的主從關係。江戶幕府之所以允許琉球王國保留形式上的王權體制，就是想利用琉球王國的來朝提高江戶幕府的地位。隨著萬曆韓戰後朝日關係的緩和，朝鮮王國經常派遣通信使與日本交流，朝鮮通信使帶來的禮品，也被江戶幕府當作貢品加以誇大。

而且將軍在接待朝鮮使節時，還刻意對朝鮮使節進行羞辱，其目的是對外宣傳日本至上的“日本型華夷秩序”的確立。同一時期江戶幕府開始向蝦夷擴張，並且對當時處於荷蘭占領下的台灣表達了領土要求。以貿易為幌子的朱印船主，在船上藏有大量火炮，意圖偷襲熱蘭遮。事泄後，還以談判為幌子，綁架了熱蘭遮總督，將其捆去日本。這些完全踐踏任何一種外交禮節的行為，都是日本人神國至上觀的集中體現。從上述種種跡象中不難看出，江戶初期的日本，試圖強行在東亞構建“日本型華夷秩序”。

然而明朝北方建州女真的崛起，使明朝此時沒有太多的精力去關注日本人的小動作。日本在萬曆韓戰中的失敗，也使得日本人意識到以日本的實力，還不足以撼動明王朝在東亞大陸傳統的盟主地位，因而沒有將這些小動作擴大化。隨著明清戰爭的愈演愈烈，雙方的戰爭規模越發龐大，動輒數千門火炮對轟的戰況，震驚了當時在海外活動的日本人。而東亞海上貿易的擴大化和荷蘭人的東來，更加強大的武裝商船和戰艦，開始在中國沿海頻繁出現，數十、上百條大型炮艦對轟的海戰模式，日本當時連參與的資格都沒有。

被殘酷的現實打破妄想，終究完全冷靜下來的日本，終於認識到自己與中國國力上的巨大差異，開始一改戰國至江戶初期咄咄逼人的對外政策。天啟五年(1625年)三月二十二，浙江水師在洋面犁沉一艘，燒毀兩艘海寇船隻，斬首一十二級，生擒三十八人繳獲火器倭刀盔甲等一百多件。該船使用寬永(原為寬和，應為寬永)年號，寬永是1624年至1644年特別所使用的年號，這應該是明軍最後一次與真正的倭寇交戰。此後不久，日本於1633年，開始宣布閉關鎖國，經過十餘年的努力，在江戶幕府三代將軍德川家光手上最終完成。

然而一開始德川時代早期的擴張政策並非完全沒有成果，薩摩藩通過對琉球王國的控制，獲得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使得薩摩藩的實力大增，通過對琉球的壓榨，薩摩藩的財力增至九十萬石，成為日本國內僅次於加賀藩的第二大藩。1868年“明治維新”的成功極大地推動了日本的現代化進程，財力雄厚的薩摩藩，在明治維新運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薩摩藩出身的政治家，成為倒幕維新的核心。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被稱為“薩摩閥”的政治勢力在日本的國家政治中舉足輕重，一直占據著政府和軍隊的領導地位，並主導了後來的“琉球處分”、甲午戰爭、“日韓併合”等對東亞地區地緣政治格局變化產生過重要影響的歷史進程。對日本在東亞地區的崛起，所產生的重要影響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