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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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美國第一本生態批評論文集《生態批評讀本》由格羅特費爾蒂和弗羅姆主編出版，其宗旨在於“分別討論生態學及生態文學理論、文學的生態批評和生態文學的批評”，使得生態批評更具有文學批評的特徵和範式。在導言中格羅特費爾蒂（Cheryll Glotfelty）給生態批評加以定義：“生態批評研究文學與物理環境之間的關係。正如女性主義批評從性別意識的視角考察語言和文學，馬克思主義批評把生產方式和經濟階級的自覺帶進文本閱讀，生態批評運用一種以地球為中心的方法研究文學。”
1998年英國第一本生態批評論文集《書寫環境：生態批評與文學》在倫敦出版，分生態批評理論、生態批評的歷史、當代生態文學三個部分。這本由克里治和塞梅爾斯主編的著作認為：“生態批評要探討文學裡的環境觀念和環境表現”。
1999年夏季的《新文學史》是生態批評專號，共發表十篇專論生態批評的文章，2000年出版的生態批評著作主要有默菲教授主編的論文集《自然取向的文學研究之廣闊領域》，托爾梅奇等主編的《生態批評新論集》，貝特的《大地之歌》等。2001年，布伊爾出版了新著《為危險的世界寫作：美國及其他國家的文學、文化與環境》，麥澤爾主編出版了《生態批評的世紀》。2002年年初，維吉尼亞大學出版社隆重推出第一套生態批評叢書：“生態批評探索叢書”。美國的格倫·洛夫於2003年末出版的《實用生態批評》、英國的格雷格·加勒德於2004年8月出版的《生態批評》
對“生態批評”的定義，言人人殊，難有定論。米歇爾·P·布蘭奇等人在《閱讀大地》中說：“隱含（且通常明確包含）在這種新批評方式諸多作為之中的是一種對文化變化的呼喚。生態批評不只是對文學中的自然進行分析的一種手段，它還意味著走向一種更為生物中心的世界觀，一種倫理學的擴展，將全球共同體的人類性觀念擴大到可以容納非人類的生活形式和物理環境。正如女權主義和非裔美國文學批評呼喚一種文化變化，即通過揭露早期觀點的狹隘性而努力促成一種更具包容性的世界觀一樣，生態批評通過考察我們關於自然世界之文化假定的狹隘性如何限制了我們展望一個生態方面可持續發展的人類社會的能力而呼喚文化的改變。”
哈佛大學英文系教授勞倫斯·布伊爾（Lawrence Buell）在其著作《環境想像：梭羅、自然書寫和美國文化的構成》中將生態精神貫穿到文學和文學理論的更為深入的層面里。在這部堪稱“生態文學批評的里程碑”的著作中，布伊爾將其矛頭指向了20世紀以來文學和批評中的一個主要傾向：對真實世界的指涉維度的喪失。[4]布伊爾認為：生態批評通常是在一種環境運動實踐精神下開展的。換言之，生態批評家不僅把自己看作從事學術活動的人。他們深切關注當今的環境危機，很多人還參與各種環境改良運動，他們還相信，人文學科，特別是文學和文化研究可以為理解及挽救環境危機做出貢獻。生態批評是跨學科的。宣揚美學上的形式主義或是學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態批評家的。生態批評從科學研究、人文地理、發展心理學、社會人類學、哲學（倫理學、認識論、現象學）、史學、宗教以及性別、種族研究中吸取闡釋模型。其結果顯然是在不同的生態批評家之間產生了方法論上的巨大差異。隨著生態運動的壯大，“生態批評”這一術語的含義也越來越複雜。起初使用它的是研究自然寫作及自然詩歌的文學學者，這些作品著眼於非人類世界及其與人的關係。與之相應的是早期的生態批評家的理論假設也比今天簡單。比如，許多早期的生態批評家強烈反對現代文本性理論，並宣稱生態批評的核心任務是要強調文學應該使讀者重新去與自然“接觸”。
大致上可以說，“生態批評”是從文學批評角度進入生態問題的文藝理論批評方式，一方面要解決文學與自然環境深層關係問題，另一方面要關注文學藝術與社會生態、文化生態、精神生態的內在關聯。生態批評關注文本如何拒絕、展示或者激發人類熱愛生命的天性：“集中在生命進程或者類似生命進程中的內在人類傾向，激發起我們與非人類的自然世界聯繫的想像和情感。在宗教信仰帶來的安全感、現代性的焦慮、後現代的碎片與混亂之後，作家們開始探索人類歸屬世界的新途徑，探索在我們與自然之間發展一種謹慎而互惠型倫理的新途徑。因此，生態批評的一個重要驅動力就是定位、敞開並且討論這種表現在文學形式中的渴求。” [5]生態批評運用現代生態學觀點考察文學藝術與自然、社會以及人的精神狀態的關係，同時運用文學想想敘事手段透視生態文化，探索人在世界中的詩化生存狀態，思考人、自然、藝術與批評三者關係——對人與自然征服與報復關係的反思，對生態藝術批評的人文原則的確定，對現代主體中心問題和多元價值新構造的推演。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同意《閱讀大地》的編者所說的：“具有生態敏感性的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作用就在於它具有一種潛能，推動人類全體成員培養起更加深厚的生態人文素養。”[6]
在我看來，生態批評有以下幾個基本特徵：
一，生態批評以研究文學中的自然生態和精神生態問題為主，力求在作品中呈現人與自然世界的複雜動向，把握文學與自然環境互涉互動關係。生態批評在文學批評中使用頻率增加而範圍不斷擴大，因而生態批評已經作為文學理論的重要術語收入西方文論術語詞典。
二，生態批評亦可從生態文化角度重新闡釋閱讀傳統文學經典，從中解讀出被遮蔽的生態文化意義和生態美學意義，並重新建立人與自我、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大地的詩意審美關係。
三，生態批評對藝術創作中的人的主體性問題保持“政治正確”立場——既不能有人類中心主義立場，也不能絕對地自然中心主義立場，而是講求人類與自然的和睦相處，主張人類由“自我意識”向“生態意識”轉變。人類與地球是共存亡的生命契合關係，人類不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大地物種中的一員，與自然世界中的其他成員生死與共。
四，生態批評將文學研究與生命科學相聯繫，從兩個領域對文學與自然加以研究，注重從人類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變化角度進入文學層面，從而使生態批評具有了文學跨學科特性。生態批評是人類面對生態災難之後的文學反思，是文學藝術家對人類在地球的地位的重新定位，是思想家對西方現代性弊端的重新清算。
五，生態批評在對生態文化現象進行觀照時，承繼了綠色革命的意識形態，強調不能背離文學精神和文學話語，而要儘可能在文學文本形式和藝術手法層面展開話語敘事，通過“文學性”寫作的形式美手法去體現出生態文化精神。
六，生態批評的內容要求從生命本質和地球的雙重視野中，考察人類的過去與未來存在狀態。這一視角將已經流於形式主義的文學研究與危機重重的地球生存問題聯繫起來。文學從此可以拋棄形式主義的文字遊戲，從語言消解的各種文學批評話語中振作起來，重新審視“人類的”生活意義和“世界的”生態意義。
總體上看，生態批評將文學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作為自己研究的領域，它一方面必須是“文學性”研究，另一方面又必須觸及到“生態性”問題。這種“文學性”與“生態性”的整合不同於其他的文學批評或文學理論。生態批評對人類未來充滿希望，並不斷呼喚著詩意樂觀的生存態度，拒斥“對未來的絕望”，從而顯示出生態批評的樂觀主義精神特質。
當然任何一種新的理論出現，都有不完備乃至理論盲點，生態批評也不例外。這種新的批評模式在文學界引起廣泛關注的同時，也得到社會的廣泛批評。達納·菲利普斯在《生態論的真相》一書中對生態批評提出若干異議，認為生態批評是舊瓶裝新酒，理論上沒有什麼創新，而是用時髦的術語譁眾取寵而已；生態批評仍沒有形成自恰的理論體系，其理論根據的匱乏使之只不過成為激情的敘述話語；生態文學批評充滿野心，想當然地把相當複雜的進化論及生態理論納入文學批評之中而難以消化。但不管怎么說，生態批評仍在西方文論的“文本喧譁”“話語遊戲”中走出來，開始俯身生養死葬的大地，直面並關心人類存在的真實困境，這是不可否定的事實。
——生態文學與生態批評文論（下篇)王岳川 （原載《北京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
[3]美國批評家斯萊梅克曾這樣驚嘆生態批評如此迅速地成為當今文學研究的顯學：“從八九十年代開始，環境文學和生態批評逐漸成為一種全球性的文學現象。ecolist和ecocrit這兩個新詞根在期刊、學術出版物、學術會議、學術項目以及無數的專題研究、論文裡大量出現，有如洪水泛濫。”生態批評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格羅特費爾蒂、勞倫斯·布耶爾、喬納森·貝特、埃里克·托德·史密斯、莫菲、多默尼克·海德等人 。
[4] Cf. Lawrence Buell: The Environment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5] Michael P. Branch (ed.), Reading the Earth: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Moscow,Idaho: University of Idaho Press, 1998, xii.
[6] Michael P. Branch (ed.), Reading the Earth, x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