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過程
早期組織
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組織是在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參加者有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俞秀松等,陳獨秀任書記。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實際上成為各地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起著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重要作用。
1920年10月,由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3人發起成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李大釗為負責人。羅章龍、劉仁靜、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范鴻劼、張太雷等先後加入,成員大多為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骨幹。
1920年秋,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開會議,正式成立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推選包惠僧為書記。
1920年秋,施存統、周佛海等在日本東京建立旅日共產黨早期組織,施存統為負責人。
1920年秋冬之際,毛澤東、何叔衡等在長沙,以新民學會骨幹為核心秘密組建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0年底至1921年初,王盡美、鄧恩銘等在濟南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1年春,在與無政府主義者組織的“共產黨”分道揚鑣後,陳獨秀等重新組建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有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陳獨秀、譚平山先後任書記。
1921年,張申府、周恩來、趙世炎、劉清揚等在法國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學生中先進分子組成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張申府為負責人。
這些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名稱不一,有的叫“共產黨”,有的叫“共產黨支部”或“共產黨小組”,它們的性質相同,都是組成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後來被通稱為“共產主義小組”。
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有組織、有計畫地擴大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批判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發起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創辦工人刊物,開辦工人學校,領導工人成立工會,開展工人運動,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工人運動的結合。這樣,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就基本具備了。
正式成立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需要,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國際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勢力侵入中國,中國的社會結構由封建社會逐步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中國人民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進行了英勇不屈的鬥爭,其中主要的是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和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但都相繼失敗了。歷史證明,中國的農民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由於他們的歷史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都不能領導民主革命取得勝利。
隨著帝國主義的入侵和現代工業的發展,中國產生了無產階級,而且在不斷發展壯大,到1919年產業工人已經發展到200萬人左右。無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階級基礎。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使中國的先進分子找到了救國救民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礎。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準備。
1920年初,李大釗、陳獨秀等開始了建黨的探索和醞釀。4月,俄共(布)西伯利亞局派維經斯基等一行來華,了解中國情況,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他們先在北京會見了李大釗,後由李大釗介紹到上海會見陳獨秀,共同商談討論了建黨問題,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從5月開始,陳獨秀邀約李漢俊、李達、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談建黨的問題。8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10月,李大釗在北京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接著,在湖南、湖北、山東、廣東等地相繼建立了黨的早期組織,同時在法國和日本也由留學生中的先進分子組成了黨的早期組織。這些組織當時叫法不一,有的叫共產黨,有的則稱共產黨小組或支部,由於它們性質相同,因此,後來統稱它們為各地共產主義小組。
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建立以後,開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動。為了廣泛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統一建黨思想,1920年9月,上海發起組把《新青年》雜誌(從八卷一號開始)改為黨的公開刊物;同年11月,又創辦了《共產黨》月刊,在全國主要城市秘密發行,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黨刊。新青年出版社還翻譯出版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以及多種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通俗小冊子。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又創辦了一批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在上海有《勞動界》,北京有《勞動音》和《工人月刊》,濟南有《濟南勞動月刊》,廣州有《勞動者》等,對工人進行階級意識的啟蒙教育。在此基礎上,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積極深入工人民眾,舉辦工人夜校,建立工會組織。各地還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發展了一批團員,青年團成為黨的有力助手和後備軍。
1921年3月,在俄共遠東局和共產國際的建議和支持下,召開了各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會議,發表了關於黨的宗旨和原則的宣言,並制定了臨時性的綱領,確立了黨的工作機構和工作計畫,表明了黨組織對社會主義青年團、工會、行會、文化教育團體和軍隊的態度。這次會議為黨的成立作了必要的準備。維經斯基回國不久,1921年6月,共產國際派馬林等到上海。他們建議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上海黨的發起組在李達的主持下進行了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並向各地黨的組織寫信發出通知,要求各地選派兩名代表出席大會。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7月23日全部到達上海。
1921年7月23日—31日,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開。因突遭法國巡捕搜查,會議被迫休會。7月底,中共一大代表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等,由李達夫人王會悟做嚮導,從上海乘火車轉移到嘉興,再從獅子匯渡口登上渡船到湖心島,最後轉登王會悟預訂的遊船,並在遊船中莊嚴宣告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在船上,中共一大通過了黨的第一個綱領和決議,正式宣告中國共產黨莊嚴誕生。 綱領規定:黨的名稱是“中國共產黨”;黨的性質是無產階級政黨;黨的奮鬥目標是推翻資產階級,廢除資本所有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黨的基本任務是從事工人運動的各項活動,加強對工會和工人運動的研究與領導。大會選舉產生黨的領導機構——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李達負責宣傳。
黨的一大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從此,中國誕生了完全新式的、以共產主義為目的、以馬列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工人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給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那樣,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一個開天闢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為之一新了。
由於黨的“一大”召開於7月,而在戰爭年代檔案資料難尋,具體開幕日期無法查證,因此,1941年6月在黨成立2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發文正式規定,7月1日為黨的誕生紀念日。
名稱由來
1920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發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早期組織。1920年9月1日,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的《對於時局之我見》一文中,曾稱“吾黨”為“社會黨”,後來才改稱為“共產黨”。
最早提出“中國共產黨”這一名稱的是蔡和森。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正在留法勤工儉學的他,在給毛澤東寫的兩封信中,詳細地研討了共產黨問題,提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它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他在對西歐各國共產黨特別是俄國共產黨考察的基礎上,提出了具體的建黨步驟,其中包括“明目張胆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
在此前後,陳獨秀在上海,李大釗、張申府在北京也通過信函討論了黨的名稱問題,決定採用“共產黨”作為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名稱。
指導思想
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指導中國共產黨全部活動的理論體系,是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的理論基礎。《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發展階段
根據中國共產黨的歷次代表大會對《中國共產黨章程》的修改,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演變可以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延安整風之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七大到八大,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八大到九大,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九大到十四大,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十四大到十六大,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十四大黨章)
十六大至十七大,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黨章)
十七大至十八大,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十八大至十九大,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 。
十九大至今,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政策宣示
堅持黨的指導思想和基本路線。
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
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堅持民主集中制。
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堅持改革開放。
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堅持黨領導人民解放軍等其他力量。
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的領導。
組織機構
中央機構
中國共產黨的中央組織由下列機構組成:
全國代表大會
中央委員會組織系統(領導機構)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簡稱“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簡稱“中共中央政治局”或“中央政治局”;成員簡稱“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成員簡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簡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或“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員簡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共中央書記處(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辦事機構,成員簡稱“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行使其職權
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共中央軍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
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簡稱“中紀委”)
地方組織結構
各地方代表大會
各地方委員會
領導體制
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
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第10條)。目前的“黨代會”一般每五年舉行一次,為期數天。
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委員會執行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領導黨的全部工作,對外代表中國共產黨(21條)。中央委員會全體大會一般每年舉行一次,為期二至三天,常根據全國代表大會排序簡稱“几几屆幾中全會”。
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22條)。中央政治局會議不定期舉行,但是由於其二十多個成員中有多名直轄市市委書記等不在北京的人員,非預定例會的情況下,往往即使有重大事宜也不會、不及召集政治局全體會議。
中央政治局未舉行全體會議閉會期間,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代行其職權,實際決定日常黨和政府的大小事宜,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核心和實際最高權力機制。三個閉會,使中國共產黨的權力集中到頂端,集中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理論上,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有權駁回中央委員會或中央政治局的不正確決定,實際歷史上在非動亂時期從未發生過這一情況。
在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上級黨的組織認為有必要時,可以調動或者指派下級黨組織的負責人(13條)。人事任免權直接保證了中國共產黨由上而下的控制力,上級和中央可以隨時撤換下級領導人。
統計公報
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國共產黨黨員總數為8956.4萬名,比上年淨增11.7萬名,增幅為0.1%。
中國共產黨現有基層組織457.2萬個,比上年增加5.3萬個,增幅為1.2%。其中,基層黨委22.8萬個,總支部29.1萬個,支部405.2萬個。
黨員分布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工人(工勤技能人員)12.5萬名(其中農民工0.9萬名),企事業單位、民辦非企業單位專業技術人員26.0萬名,企事業單位、民辦非企業單位管理人員20.3萬名,農牧漁民35.8萬名(其中外出務工經商人員1.4萬名),黨政機關工作人員11.3萬名,學生69.9萬名,其他職業人員22.4萬名。在生產、工作一線發展黨員100.6萬名。
歷任領導人
中央局書記:陳獨秀(1921年7月,中共一大選舉產生)
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1922年7月,中共二大選舉產生)
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1923年6月,中共三大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1925年1月,中共四大推選)
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1927年4月至5月,中共五大推選)
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選舉產生)(註:1931年,向忠發被國民黨逮捕殺害後,由王明代理)
中共中央總書記:博古(秦邦憲)(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洛甫)(1935年1月,遵義會議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1945年6月,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1956年9月,中共八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1969年4月,中共九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1973年8月,中共十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1977年7月十屆三中全會追認)
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1977年8月,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1982年9月,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1992年10月19日,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1997年9月,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
歷次黨代會
見詞條: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
歷史意義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憲法第一條第二款增加“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戰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的。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治,貫徹新發展理念,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不僅對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具有重大意義,而且具有深遠的世界意義。中共的成功宣告了“歷史終結論”的破產,終結了西方文明模式“元敘事”的論調,同時向世界提供了應對發展困局、破解治理難題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尤其在政黨治理、國家治理、全球治理等方面,中國共產黨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可資借鑑的模式和方案。
中國政黨治理的重要經驗,是不斷提高政黨的制度化、組織化程度,持續加強和改善執政黨的領導,以有權威的黨中央,推動國家走向現代化。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推行協商民主,避免過多的牽扯。同時,在黨內積極推行民主集中制等改革,制度化、組織化程度不斷提高。中國共產黨始終保持開放和變革的姿態,不斷提高其執政能力。無論是古代傳統治理經驗,還是西方現代治理經驗,凡是有利於執政黨治理國家,凡是有利於增進人民福祉,中國共產黨都積極接納吸收借鑑。這樣的開放性和謙遜姿態,在世界政黨中少見。
中國共產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持續保持強大自主性,不受任何利益集團羈絆、左右。對部分正面臨政黨治理難題的國家而言,如何與時俱進地發展並完善適合本國國情的政黨體制,是政黨治理成功的關鍵,在這方面,中國的政黨治理經驗提供了一種有益參考。在西方選舉政治落入“民粹主義”泥潭、政黨政治陷入“否決政治”怪圈、西式民主面臨“治理無力”的困境時,中國實現了有效治理和良政善治,形成“風景這邊獨好”的政治局面。
中國國家治理的核心智慧,是走適應中國歷史、社會、文化、國情發展的治理道路,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經濟層面,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不斷探索政府與市場關係的最佳平衡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也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中國經濟治理的奇蹟在於,它既避免了西方自由市場經濟的放任無序,又避免了蘇聯後期經濟發展道路的封閉僵化。
政治層面,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相結合,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道路,實行協商民主,發展基層民主,注重下情上傳和民意反饋,不搞盲目民主化、過度福利化的民粹主義。
社會層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實現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環,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和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
文化層面,堅定文化自信,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生態文明層面,牢固樹立新發展理念,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理念,建設美麗中國。
中國堅持全面深化改革,不僅是經濟體制改革,還要與此相適應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其他領域的改革。在當前逆全球化浪潮泛起、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局勢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為世界提供了巨大的穩定性和確定性,為人類社會追求美好未來注入強大正能量。
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是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推動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