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興國

1918年，盧興國出生在貴州黃平縣大山深處的良田村一個農民家庭。 在1935年3月的一個晚上，盧興國數人趁夜逃到麻江縣下司鎮，經龍里奔向貴陽。 在延安，給盧興國心靈最大的觸動是，延安的官兵關係、軍民關係十分融洽。

1918年，盧興國出生在貴州黃平縣大山深處的良田村一個農民家庭。盧興國從小就樹立遠大理想，勤奮好學，年年的成績都十分優秀。土地革命時期，由於國民黨反動派大肆對中國工農紅軍進行“共產共妻”、“紅軍來了要雞犬不留”等反動宣傳，1934年9月底，黃平縣一帶的民眾聽說紅軍隊伍要來了，都紛紛四散躲避。盧興國當時在縣城念書，他和同學們被學校遣散回家。因走得匆忙，盧興國忘了將置放於箱底的幾塊銀元帶回，父親迫令他第二天清晨趕往30里外的縣城取錢。當他走到一處叫羅朗的地方時，遇到紅軍先頭部隊。紅軍懷疑盧興國是敵人的探子，就將他帶到黃平縣的古鎮舊州設在天主堂的師政治部。通過審查，盧興國被確認為學生後，動員盧興國參加工農紅軍。在不了解紅軍的情況下，盧謊稱家裡還有年邁的老母無人照顧，第二天就趕回家裡。
盧興國離家一天的時間，家裡就發生了變故。盧父由於孩子去學校取銀元沒有回來，就上縣城尋找，村裡的地痞趁機向國民黨縣政府誣告說盧家父子和堂叔、堂兄等5人“通共匪”。縣裡先後派出兩批差役來抓盧興國。第一次來抓人時，盧家好酒好肉招待差役，並賄賂了大煙和“行腳費”，盧興國沒被抓走。第二次是在盧興國到鄰家玩耍回來的一個晚上，剛出門就被兩個縣差攔住，準備用鐵鏈鎖他的脖子。由於盧興國自幼習武，沒把這兩個差役放在眼裡，順手抓住鐵鏈往前一帶，兩名縣差被互撞得懵懵懂懂，不知天南地北，盧興國趁勢跑脫。
從此，盧興國對國民黨反動統治深惡痛絕，深悔當初沒有跟隨紅軍而去。盧興國擔心縣裡再抓他入獄，就跑到學校躲藏。此間，正逢國民黨二十五軍到黃平來招收教導隊學生，盧興國心裡惦量：與其在學校躲藏，不如先報名投軍離開黃平，以後再尋機投奔紅軍。於是與近百名青年報名應徵。他們被帶到都勻後，沒有編入教導隊，而是編入桂軍第七軍二十四師特務連。在1935年3月的一個晚上，盧興國數人趁夜逃到麻江縣下司鎮，經龍里奔向貴陽。到達貴陽時，盧興國等人已身無分文，飢腸轆轆。在舉目無親的情況下，正巧遇上一位同學的哥哥——時運鈞，時知道盧興國等人的遭遇後，把盧興國等人介紹到他所在的國民黨二十五軍特務團三營九連當兵。同年7月入川，11月部隊開往漢口。不久，他們聽說部隊還要北上，大家都不想離開貴州太遠，加上盧興國等人不願意給國民黨反動派效力。在大家密議下，排長偷偷將部隊里數百兩大煙變賣成盤纏分給大家，組織眾人逃回貴州。1935年12月，盧興國從報紙上知道日本帝國主義不斷擴大戰火，熱血沸騰的盧興國對蔣介石“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的消極抵抗思想極大憤慨。放棄了回鄉的念頭,決定先到駐在漢口的東北軍一○五師報名入伍，以後再想辦法尋找紅軍。此後，他隨軍到達西安，在這裡目睹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隨著蘆溝橋事變的爆發，國民黨一○五師改編為四十九軍，盧興國被編到二營迫擊炮排。1937年9月，盧興國隨部開赴津浦前線參加抗戰，在滄州西花園與日軍作戰中，由於國民黨反對派腐敗無能，軍無鬥志，部隊節節敗退。1938年1月中旬回到武漢。盧興國在武漢期間，從生活書店中閱讀了《毛澤東自傳》、《朱德自傳》、《平型關大戰》等進步書刊，心中受到極大的觸動。回想自己跟隨國民黨軍隊在津浦、淞滬戰役中的慘敗情景，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民抗日相比，最終看出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盧興國對尋找中國工農紅軍的念頭也越來越強烈。
一天，一○五師一旅軍士連的朱孜兢（1936年在白區的中共黨員，後任哈爾濱鐵路局局長）向盧興國等人介紹游擊戰在抗日戰爭中的意義，盧興國深受鼓舞，積極表示願跟隨朱孜兢等人去敵後打游擊。1938年2月上旬，盧興國與數十人從漢口出發，經東北五十一軍駐紮在河南郾城留守處。在這裡，盧興國與戰友馮世潭在中共組織的考查和安排下，參加了張學思和黃顯聲兩位將軍開辦的東北人民抗日先鋒隊幹部訓練班學習。
在為期十餘天的學習中，盧興國第一次接觸了馬列主義基本概念和哲學基本問題，對國內形勢有所了解。後來，在周恩來同志的幫助下，盧興國等人奔向革命聖地延安。
1938年3月14日，盧興國與朱軍、王辛、張現實、唐丕光、陳建中、韓振聲、李明、羅文、馮世潭等10名戰友持八路軍辦事處的介紹信向延安進發。為了防避國民黨反動軍警的糾纏，盧興國與馮世潭扮成國民黨軍隊的勤務兵，其他人身著黃泥軍裝，胸佩軍校結業證章，腰挎“成功成仁”佩劍向陝西進發。一行人所到之處，國民黨軍警、憲兵一路放行，順利到達西安。
八路軍在西安的辦事處設在七賢莊，在辦事處熊靜同志（建國後改名熊天靳，民政部顧問）的安排下，這10名熱血青年到延安抗大學習。盧興國與戰友們於3月22日由西安出發，行程350餘公里，走了9天到達延安。
延安抗大是中共在抗日戰爭時期培養幹部的學校，創辦於1937年1月。毛澤東任教育委員會主席,抗大校長是林彪，副校長羅瑞卿，教育長許光達，訓練部長陳伯鈞。盧興國等人到延安第二天，在北門教場聆聽了劉少奇的《華北抗日游擊戰爭形勢》報告。4月2日，盧興國順利通過抗大入學考試，編入第四大隊十四中隊攻讀兩個月的政治預科課程。盧興國與馮世潭等戰友在參加抗大開學典禮中，毛澤東親臨學校給他們作政治報告。
在延安抗大學習的條件是非常艱苦的，黑板是用石灰泥土糊成，學員們上課時，每人一條木凳，既當坐凳，又當課桌。上課一般是露天上課，大家搬來小木凳，有的時候乾脆坐在背包上聽教員講課。學校在發生紙荒時,學員們常常把敵人的傳單翻過來當作課堂作業本使用。晚自習點的是一盞無罩煤油燈，煤油是延安自產的，燃起來不僅有一股濃烈的臭味，而且黑煙濃，眼臉靠近油燈時，往往會被熏得面目全非。雖然這樣，盧興國的心情是非常興奮的，他懷著強烈的求知慾，對黨的知識和文化知識如饑似渴地吸收著。由於勞動積極，在學習期間獲得抗大頒發的“斯達哈拉夫”運動獎。
在延安，給盧興國心靈最大的觸動是，延安的官兵關係、軍民關係十分融洽。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賀龍、羅瑞卿等領導同志平易近人，在生活和衣著上，與戰士沒有區別，官兵與老百姓都是以同志互稱，相互禮讓。從這些融洽的黨群和軍民關係、組織紀律和思想作風上，盧興國堅定了為革命而奮鬥一生的信念。
在政治隊學習結束後，盧興國被編入軍事隊學習。軍事隊學的是本科專業，學習的理論比預科班要深奧得多，如《政治經濟學》、《聯合兵種》、《步兵戰術》等等，可謂是既學文又學武。盧興國當時在軍事隊二區隊四班任班長,與他同窗就讀的,有後來成為我國著名作家的魏巍、原任國家體委副主任黃中，朱德之子、原天津鐵路局負責人朱琦等人。在抗大學習半年的時間裡，盧興國不僅思想上趨於成熟，而且在政治上、軍事上有了很大進步，這對他後來的戎馬生涯產生了巨大影響。
從政治隊到軍事隊，在領導和同志們的關心幫助下，特別是在聆聽李富春同志作的《共產黨為什麼要發展新黨員》的報告後，盧興國對黨的認識發生了巨大的飛躍，對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的願望日益強烈。1938年4月的一天,盧興國給曾在白區從事地下工作的賈鵬飛同志表達了自己入黨的要求,政治隊副隊長汪應中、指導員王延年先後找盧興國談話，勉勵他積極上進。1938年5月28日，這一天是盧興國終身難忘的日子。傍晚掌燈時分，王延年指導員把盧興國和兩名同學叫到他的辦公室，拿出一塊寬長20×30厘米，上面貼著“CCP”三個“中國共產黨”的英文縮寫的紅布，慎重地對他們宣布：“學校政治部批准你們三人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你們要銘記自己是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員”。在舉手宣誓時，盧興國激動得熱淚盈眶。
1938年10月3日，盧興國以優異的成績從延安抗大畢業後，參加了第一個東北幹部隊，不久分配到時任司令員兼政委的楊成武部下的一分區工作。以後盧興國在部隊工作的20多年時間裡，先後擔任過連長、營長、團長、師長等職務，為我國的軍隊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