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穆勒Herta Müller Wins 2009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穆勒今年56歲，1953年出生於羅馬尼亞，1987年從羅馬尼亞移民德國。
1982年，穆勒在國內發表了其“處女作”——一個名為《低地》的短篇小說集，但立即遭到了羅馬尼亞當局的審查和刪減。在1984年，未刪減版本在德國發行。這部描寫羅馬尼亞一個講德語的小村莊生活的短篇小說集當時受到讀者追捧，許多讀者一口氣將這本書讀完。由於她多次對羅馬尼亞政府提出批評，並且擔心秘密警察的侵擾，穆勒和她的丈夫離開羅馬尼亞移居德國。
Herta Muller以寫作羅馬尼亞裔的德國人在蘇俄時代的遭遇著稱，從記憶、夢與內心出發。
Herta Muller的小說《呼吸鐘擺》(Atemschaukel)獲得了今年的“德國圖書獎”提名，這部作品的主要描寫了二戰後在羅馬尼亞的德僑在蘇聯集中營中的遭遇，不過作者語言風格很難適應大眾的閱讀習慣。
赫塔-繆勒
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剛剛揭曉，羅馬尼亞裔德國女作家赫塔-穆勒獲獎。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稱其“以詩歌的凝練和散文的率直，描寫了失業人群的生活”。
穆勒今年56歲，1953年出生於羅馬尼亞，1987年從羅馬尼亞移民德國。1982年，穆勒在國內發表了其“處女作”——一個名為《低地》的短篇小說集，但立即遭到了羅馬尼亞當局的審查和刪減。在1984年，未刪減版本在德國發行。這部描寫羅馬尼亞一個講德語的小村莊生活的短篇小說集當時受到讀者追捧，許多讀者一口氣將這本書讀完。在這部短篇小說集之後，穆勒在羅馬尼亞發表了小說《暴虐的探戈》。她以寫作羅馬尼亞裔的德國人在蘇俄時代的遭遇著稱，從記憶、夢與內心出發。代表作品：《我所擁有的我都帶著》、《光年之外》、《行走界線》與《河水奔流》。由於她多次對羅馬尼亞政府提出批評，並且擔心秘密警察的侵擾，穆勒和她的丈夫離開羅馬尼亞移居德國。
穆勒將獲得1000萬瑞典克朗的獎金(約合140萬美元)，這與往年相同。按照傳統，2009年諾貝爾獎頒獎儀式依然將在今年12月10日諾貝爾逝世紀念日這一天舉行。除和平獎頒獎儀式在挪威首都奧斯陸舉行以外，生理學或醫學獎、物理學獎、化學獎、文學獎和經濟學獎都將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行。
遵照諾貝爾遺囑，物理學獎和化學獎由瑞典皇家科學院評定，生理學或醫學獎由瑞典皇家卡羅林醫學院評定，文學獎由瑞典文學院評定，和平獎由挪威諾貝爾委員會選出。1968年又增設了經濟學獎，獎金由瑞典中央銀行提供，委託瑞典皇家科學院評定。
赫塔·米勒獲獎德國女作家獲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演說詞《一個詞的循環》
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女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ueller）善於通過文學作品向世人展示她的成長環境與後來在異國他鄉的生活經歷，她用筆凝練、率直，感情色彩豐富。她在獲獎演說詞中，以簡單的意象“手帕”為主題，回顧了兒時的幸福以及成年後的辛酸與無奈，最後感悟出應該用寬容的目光、細膩的心靈去體會生命中的每一個細節。以下為赫塔·米勒演說內容。
《一個詞的循環》
小時候，每天早上媽媽都站在家門口送我出去，她會問一句：“你帶手帕了嗎？”我沒有帶手帕，所以要回到屋裡拿塊手帕。我從來不主動拿手帕，是因為我在等媽媽問我。手帕就是媽媽在早上疼惜愛護我的證據。離開媽媽後，一整天我只能靠自己了。“你帶手帕了嗎？”這個問題是母愛的間接表現。如果再直接些，就會讓人難堪，也絕不是老百姓的作為。話語的唐突甚至強化了溫柔。每天早上，我都是不帶手帕走到門口，然後回去拿一塊。只有拿到手帕我才會上街，好像帶著手帕就意味著媽媽陪在我身邊。
二十年後，我一直一個人在城市裡一家工廠做翻譯。我早上五點鐘起床，六點半上班。每天早上，喇叭就對著工廠的院子播放國歌，到午飯時就換成工人的合唱。但是，工人們只是默默坐著吃飯，目光空虛淡然，雙手抹滿了油。他們的食物都裹在報紙里，要吃一口豬板油就必須把上面粘著的報紙刮掉。整整兩年就按照這樣的定式日復一日地度過。到第三年時，這樣的生活結束了。一位訪客一星期內三次大清早來到我的辦公室：一個藍眼睛、大塊頭男人，就像保全部隊的巨人。
第一次，他站那兒，罵了我，然後離開。第二次，他脫下風衣，掛到櫥櫃的鑰匙上，坐下來。那天，我從家裡帶了些鬱金香，插到花瓶里去。那個男人看著我，誇獎我目光敏銳。他的聲音圓潤，但我有些不安。我謝絕他的誇獎，告訴他我理解鬱金香卻不理解人。他懷有敵意地回答說，他理解我強過我理解鬱金香。然後，他把風衣搭到胳膊上走了。
第三次，他坐著，我卻站著，因為他把公文包放到了我的椅子上。我不敢把他的公文包拿到地板上。他說我傻，愛開小差，懶惰，像街上的妓女一樣腐化。他把鬱金香推到桌子邊上，拿出一張空紙放到桌子中間，對我吼道：“寫。”我沒有坐下，只寫下他要求的內容：我的名字、出生日期地點。再接下來的的，我不敢告訴任何人，哪怕是我的親人和密友。他說我，那個可怕的詞，“合作”----“我在通敵”。我停下來，放下筆，走到窗戶邊，向外看塵埃飛揚的街道。街道上沒有鋪石磚，到處坑坑窪窪，我也看到歪歪扭扭的房子。另外，這條街叫Strada Gloriei，意思是光榮街。光榮街邊上，一隻貓坐在光禿禿的桑樹上，是工廠一隻少個耳朵的貓。貓的上方，早晨的太陽正在照耀，像一面黃黃的鼓。我說：“N-am caracterul……我沒有這種品性。”我對著外頭的街道說。“品性”一詞讓那個男人歇斯底里起來。他把紙撕碎，把碎片扔到地板上。也許他意識到，需要把紙片給他的老闆看，所以，他彎腰撿起碎片，放到公文包里。之後，他深嘆一口氣，好像自己被挫敗了，他把花瓶和鬱金香扔到牆上。花瓶碎裂，發出刺耳的聲響，似乎空氣也有牙齒。他夾著公文包，靜靜地說：“你會後悔的，我們會把你扔到河裡淹死。”我似乎在自語：“如果我簽了字，就再不是我自己了，我必須得自己應付。所以，還是由你來比較好。”這時，他早就打開辦公室的門走了。外面的光榮街上，那隻貓已經從樹上跳到房頂上，一根樹枝彈跳著，就像蹦床一樣。
第二天，拉鋸戰就開始了。他們想開除我。每天早上六點半，我必須向主任報到，工會主席和黨書記都在。就像媽媽曾經問我“你帶手帕了嗎？”一樣，主任天天早上問我：“你找到其它工作了嗎？”每天我的答案都一樣：“我沒找，我喜歡在這兒工作，我想留在這裡，直到退休。”
一天早上，我來工作，發現我的厚字典被扔在辦公室外邊大堂的地板上。我打開門，一個工程師坐在我辦工桌旁邊。他告訴我：“進來前要敲門，這是我的地方，你和這裡不相干了。”我不能回家，無故曠工只能給他們理由解僱我。我沒有辦公室，所以更要保證來工作，無論如何都要來。
我的朋友陪我沿著光榮街走回家，我告訴她我的遭遇，她把自己的桌子整理出一個角落給我用。但後來有一天，她站在辦公室外頭，對我說：“我不能讓你進去，大家都說你在告密。”對我的折磨就這樣延續下來，流言蜚語也在我的同事中傳開。真是糟糕透了。你可以自衛反抗別人的攻擊，然而對誹謗卻無能為力。每天我都準備好迎接最壞的事情，包括死亡。但是我受不了這樣的背信棄義，無論怎么準備，我都受不了。誹謗使人變得骯髒，你無法自衛，簡直要窒息。在我同事的眼裡，我正是那種我不願成為的人。如果我監視他們，他們也許會毫不猶豫地信任我。本質上，他們是在懲罰我，因為我饒過了他們。
因為我必須保證來上班，但是沒有辦公室，朋友也不讓我用她的，我就在樓梯間站著，不知道該做什麼。我沿著樓梯爬上爬下幾分鐘，突然間我好像又變成媽媽的孩子了，因為我“有手帕”。我把手帕放到樓梯第二和第三階之間，把手帕捋順，坐下來。我把厚字典放到膝蓋上，翻譯水壓機的說明書。我是樓梯的才子，而我的辦公室是手帕。午飯時，我的朋友就來找我。我們一起吃飯，就像以前在她辦公室一樣，也像更早的時候在我辦公室一樣。院子裡，喇叭放著工人的合唱曲，總是歌頌人們的幸福生活。朋友一邊吃飯，一邊為了我哀嘆。我沒有哭。我必須堅強。很長時間了，都是這樣，度過漫無止盡的那幾個星期，直到最後我被解僱。
小時候，家裡有個裝手帕的抽屜，裡面分成兩排，每排三摞：
左邊是爸爸、爺爺的手帕。
右邊是媽媽、奶奶的手帕。
中間是我的手帕。
這個抽屜用手帕的擺放展示了我們的家族。男人的手帕是最大的，邊緣有暗色的條紋，如褐色、灰色或棗紅色。女人的手帕小巧些，邊緣是淡藍、紅色或綠色。孩子的手帕是最小的，沒有縫邊，上面白色的格子裡畫著鮮花和動物。三種手帕分為日常用的，放在前面，星期天專用的，放在後面。星期天，手帕必須和衣服的顏色相配。
房子裡沒有其它東西比手帕更重要，它甚至比我們自己都重要。其套用是普遍性的：抽鼻子，鼻出血，手、胳膊或膝蓋受傷，哭泣，或咬著手帕克制哭聲。頭疼時把涼爽的手帕搭在前額。把手帕四角系起來來擋雨或擋太陽。如果必須要記住什麼時，就系個扣來幫助記憶。搬重東西時，把手帕纏在手上。當火車出發離開車站時，你揮舞手帕說再見。我們巴納特方言中，“淚”字的發音就像羅馬尼亞語中的“火車”，鐵路車所發出的咯吱聲在我聽來就像哭泣。村子裡，如果有人在家裡死了，大家很快就把一塊手帕圍住他的下巴，這樣屍體僵硬時嘴會保持閉合。城市裡，如果有人死在路邊，過路者也會用手帕蓋住他的臉，這樣手帕就成了死者第一個平靜的地方。
一天清早，我剛從羅馬尼亞移民過來，一位鄉村警察就來找我媽媽。她已經在門口等了，但她突然想起：“你帶手帕了嗎？”她沒帶。雖然警察很不耐煩，她還是回去拿了塊手帕。到車站，警察大發雷霆。媽媽的羅馬尼亞語不好，所以聽不懂警察在喊什麼。他離開辦公室，把門鎖上。就這樣，媽媽被鎖了一整天。開始幾個鐘頭，她坐在警察辦公桌上哭。然後，她來回踱步，用沾滿淚水的手帕擦家具。完了她提來角落裡的一桶水，從牆上的鉤子上取下毛巾，並拖了地板。她給我講這些時，我嚇了一跳。“你怎么能那樣為他打掃辦公室？”我問道。媽媽沒有覺得不好意思，回答說：“我在找點事做消磨時間。辦公室那么髒。我真幸運，拿了一塊男人用的大手帕。”
只有在這個時候，我才通過這點額外而自願的羞辱明白，她在拘留期間為自己創造了尊嚴。真希望我能為那些被專制剝奪了尊嚴的人說句話，包括現在，也許是一句含有“手帕”一詞的句子。或者問：“你帶手帕了嗎？”是不是關於手帕的那個問題根本不是在問手帕，而是表達人那種強烈的孤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