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13個銀行家：下一次金融危機的真實圖景《13個銀行家:下一次金融危機的真實圖景》簡介：2008年毀滅性的金融危機之後，世界金融是個什麼樣子？美國仍然深受金融寡頭的困擾，如今，寡頭集團變得越發強大，越發有利可圖，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抵抗管制。6家超級銀行——美國銀行，摩根大通，花旗集團，富國銀行，高盛集團，摩根史坦利——擁有的資產總額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60%，實在令人驚訝；在這6家銀行的帶領下，這些金融機構繼續挾持全球經濟，繼續著過度的風險行為與“照常營業”的慣例做法，很有可能會導致另一場金融危機。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們應該怎么做？
在《13個銀行家:下一次金融危機的真實圖景》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麻省理工大學教授西蒙·詹森與著名經濟學家郭庾信描述了美國民主主義與金融巨頭之間的衝突：從托馬斯·傑斐遜到安德魯·傑克遜，從西奧多·羅斯福到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廣泛而細緻地記錄了美國金融歷史。兩位作者很有說服力地告訴我們，在華爾街對政府相關政策的控制下，我們的未來已變得岌岌可危。
編輯推薦
《13個銀行家:下一次金融危機的真實圖景》：誰是銀行業老大？華盛頓為什麼如此害怕華爾街？華爾街精英既綁架了美國，又控制了世界？且看霸道的“美國式金融”：金融是好的，不加管制的金融更好，不受約束且肆意橫行的金融最好。
媒體推薦
此書是迄今為止，關於華爾街精英如何使我們走到危機邊緣的最佳解釋。在書中，詹森與郭庾信剝去了金融體系的神秘外衣，抽絲剝繭地揭露了體系中心無情的權力鬥爭。
——伊莉莎白·沃倫哈佛大學教授
如果你們把一大筆錢塞到床墊里，就能安然入睡，那么《13位銀行家》這本書將會讓你們輾轉難眠。本書煞費苦心地記錄了銀行如何從我們手中奪走了對政府與社會的控制，事實令人不安——並且告知了我們如何將其奪回來。
——比爾·莫耶斯 美國著名電視媒體人
任何想要了解世界經濟接下來會怎樣的讀者，都應該閱讀此書。金融部門那些危險且魯莽的因素已經變得過於強大，必須加以控制。如果這些問題不加以處理，那么全球的未來將麻煩重重。
——努里爾·魯比尼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教授、魯比尼全球經濟諮詢公司總裁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西蒙·詹森 郭庾信 譯者：丁瑩
西蒙·詹森，麻省理工大學斯隆商學院(羅納德A.庫爾茲特聘)企業管理教授，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會士。他與郭庾信合寫了主要的經濟部落格——“基線場景”，保羅·克魯格曼稱其為必讀之作，比爾·莫耶斯稱其為“部落格圈內容最為翔實的新聞網站”。
郭庾信，麥肯錫公司顧問，軟體企業家。
目錄
序言 VII
1 美國金融體制：從開國之初到羅斯福新政 1
傑斐遜雪恥7
金融托拉斯11
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與安德魯·傑克遜 19
2 韓國、印度尼西亞和俄羅斯金融風暴:它們給中國帶來了什麼啟示？29
新興市場危機剖析 32
救生艇不足 39
不用擔心 45
3 神話造就者：華爾街的崛起 49
單調的銀行業 56
變化中的銀行業?59
令人興奮的銀行業?69
更大的銀行業 78
4 讓人恐怖的金融怪胎 85
競選資金 88
華爾街—華盛頓通道 90
金融思想體系 103
華爾街—財政部聯合體 116
5 有史以來最牛的交易 119
下金蛋的鵝 121
強制蛻變 130
格林斯潘的勝利 134
高盛安全網 152
6 太大而不能倒閉 155
懸崖邊上 160
他人的資金 169
照常營業 184
7 六大銀行—美國寡頭 195
拆除華爾街模型 200
如何保護消費者 202
太大而不能存在 208
序言
聯邦政府是你們（銀行）與乾草叉（民憤）之間的唯一紐帶。
——巴拉克·歐巴馬，2009年3月27日
2009年3月27日，周五，華盛頓特區天氣晴好，但是全球經濟卻被陰霾籠罩。在短短7個月間，美國股市暴跌40%，美國約有410萬民眾失去工作。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全球總產量首次急劇減少。
儘管政府對花旗集團進行了三次救助，該集團的股價仍然低於每股3美元，與其高峰時期相比，大約下跌了95%；美國銀行也接受了兩次政府救助，但是其股票價值仍然損失了85%。據新聞報導，政府出資1 800億美元（納稅人的錢）救助了美國國際集團，該集團卻拿出1.65億美元作為部門主管與交易員的獎金，而正是這個受獎部門差點導致整個公司於2009年9月破產，公眾對此憤怒不已。歐巴馬政府提出的關於遏制虧損的建議，在2月受到了猛烈抨擊，現在新聞界以及市場對此仍然反應冷淡。著名的經濟學家要求政府接管大型銀行並對其進行重組。華爾街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脅。
3月27日，周五，13位銀行家—全美13家最大的金融機構的執行長—聚集在白宮，與巴拉克·歐巴馬總統會晤。①總統敦促這13位銀行家“互幫互助”。在稍後與媒體會面時，他們步調一致，口徑統一。白宮新聞秘書羅伯特·吉布斯概括了總統的主要意思：“我們每個人都應當有所貢獻。我們在同一條船上。”花旗集團的執行長潘維迪附和道：“我感覺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富國銀行的執行長約翰·斯頓夫重複道：“基本的意思就是，我們在同一條船上。”
“我們在同一條船上”，這是什麼意思？很明顯，這13位銀行家需要政府的幫助。如果政府沒有進行大規模的干預（用納稅人的錢直接投資銀行，政府擔保多個市場，美聯儲提供大量緊急貸款以及超低利率），這些大型銀行恐怕會像貝爾斯登、雷曼兄弟、美林、華盛頓互惠以及美聯那樣，不是倒閉就是被收購。但是，政府為什麼需要這些銀行家呢？
任何現代的經濟制度都需要金融體系，金融體系不僅負責處理款項，還負責將儲蓄轉變為投資。然而，正如小布希以及柯林頓政府一樣，歐巴馬政府認定聯邦政府也需要這個金融體系—由13位銀行家（他們正是3月到白宮會晤的那些銀行家）主導的金融體系。這些大型銀行運用龐大的資產負債表，積極投注全新的金融市場，將複雜的衍生產品與特殊的抵押貸款融合在一起，最終毒害了全球經濟。在此過程中，這些銀行發展得過於龐大，如果它們倒閉，將會威脅到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這種威脅的存在使得這些銀行有恃無恐，成為了它們與政府談判的籌碼。雖然這些大型銀行造成了金融危機，帶來了經濟衰退，但是巴拉克·歐巴馬以及他的顧問們卻認定這些大型銀行是全美經濟繁榮的支柱所在。因此，他們誓死維護華爾街，絲毫不顧全美人民的憤怒—在3月27日的會議上，歐巴馬稱之為“乾草叉”。
值得肯定的是，歐巴馬試圖利用華爾街遭受危機這個機會，脅迫銀行家作出讓步—他尤其希望銀行能夠削減獎金，平息民憤，並且希望銀行能夠支持政府對金融體系監管制度的改革。但是隨著春夏的慢慢過去，事實變得越來越明顯，那就是華爾街銀行家根本無心與歐巴馬合作。以摩根大通和高盛為首的超級銀行提交了贏利記錄（以及相應的獎金總額），這是該行業的重型武器，用來對抗政府提出的相對溫和的改革，這些改革措施旨在保護粗心的消費者，以免他們在風險抵押貸款、信用卡以及銀行賬戶上損失過多。9月，歐巴馬在紐約聯邦大廳發表主要演講，號召華爾街支持重大的改革，但是大型銀行的執行長一個都沒有出現。如果想要華爾街轉變，歐巴馬必須使用政治力量。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金融體系差點兒崩潰，政府對其進行了緊急救助，為什麼政府面對華爾街仍然沒有優勢呢？
到2009年3月，華爾街銀行早已不僅僅是一個利益集團。在過去30年間，它們早已發展成為美國經濟史上最為富有的行業之一，也早已成為華盛頓（指聯邦政府）最為強大的政治力量之一。金融部門為國會代表捐助了大量資金，作為競選費用。投資銀行家與他們的盟友在白宮以及財政部擔任要職。最為重要的是，銀行業變得越發複雜，越發受人尊敬，越發有利可圖，因此華爾街的意識形態—金融創新不受束縛，金融市場不受管制，這有利於全美乃至全球—成為了華盛頓兩黨的共識。由於大量的競選捐助，再加上私營部門與政府之間的密切關係，華爾街在華盛頓特區頗具影響力，但是它們的最終勝利在於成功地讓華爾街的意識形態成為主流想法，這樣一來，它們的說客不需多費口舌，就能說服國會議員以及政府官員。當然，一旦開始出現質疑者（比如在金融危機之後），銀行就會不緊不慢地搬出它們的傳統武器—競選資金與說客；但是，由於它們的意識形態力量過於強大，往往戰爭還未開始，就早已獲勝。
由於華爾街政治影響力強大，因此形成了放任自由的市場環境，大型銀行在這樣的環境中發展得越來越壯大，風險也越來越大，直到2008年，它們差點倒閉，威脅到了整個經濟。華爾街的政治影響力還表現在，當政府救助金融體系時，提出的條款都有利於銀行。“我們在同一條船上”的真正含義是大型銀行在政治體系中的地位已經不可動搖，政府需要銀行的程度就像銀行需要政府那樣。只要我們的政治體制仍然認為，美國需要大型的、複雜的、高風險的、高收益的銀行，那么銀行就會一直處於有利地位。政客來來往往，一屆一屆地更換，但是高盛會一直存在。
華爾街銀行是新一代的美國寡頭—由於經濟權力強大，這個團體獲得了政治權力，並且利用政治權力為自己謀利。金融部門為政客提供了大量的競選資金，而且與政府關係密切，因此這些唾手可得的利潤與獎金都轉變成了政治權力。這些利潤與獎金也增強了華爾街的公信力與影響力：在這么一個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盛行的時代，能夠賺取如此多利潤的行業必定是好的，能夠從中賺取如此多利潤的人們也必定知道自己在談論什麼。金錢與意識形態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強大的經濟名流華麗變身為政治權貴，這並不是第一次。19世紀末，龐大的工業托拉斯（其中許多資金來自銀行家與實業家J·P·摩根）在華盛頓政界盟友的支持下主導了美國經濟，直到西奧多·羅斯福首次運用《反托拉斯法》，粉碎了這些工業托拉斯。甚至在更早以前，在美國建國初期，托馬斯·傑斐遜就曾警告過，合眾國第一銀行會構成政治威脅。
我們往往認為其他國家才會出現寡頭集團，而美國沒有這個問題。這一說法開始流行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當時一小撮俄羅斯企業家掌控了財富與權力；這種說法也適用於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在這些國家，與政府關係良好的企業家運用金錢與政治支持交換政府對它們的偏袒。雖然美國的寡頭不是通過賄賂或勒索獲得好處，而是運用競選捐助與意識形態，但是無論採取哪些方式，仍然無法否認美國的寡頭強大這一事實。或許美國有著全球最為先進的政治體系，但是美國也同樣有著最為先進的寡頭集團。
1998年是美國新一輪經濟繁榮的第七個年頭。在技術與全球化雙重力量的影響下，通貨膨脹率穩定地保持在2%~3%。艾倫·格林斯潘在當時算得上是全球最受尊敬的經濟學家了，他認為最新的技術革命能夠促進經濟發展，又能夠保持較低的通貨膨脹率：“計算機與電信技術真正改變了我們生產貨物以及提供服務的方式。技術大大提升了工作場所的靈活性，提供了及時的庫存管理，增加了產品供應，提高了生產效率，控制了產品價格。”美國的經濟前景從未如此之好。
布魯克斯利·波恩女士卻十分憂慮。她是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主席，該委員會負責金融契約，即衍生產品。她尤其擔心場外衍生產品（一種定製的契約，雙方投注其他資產的價格變動，比如貨幣、股票或債券）市場發展過快，管制過少。雖然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對交易所交易的某些衍生產品具有管轄權，但是政府並沒有明確指定哪些機構有權監督蓬勃發展的定製衍生產品市場。
1998年，衍生產品是金融服務業最為熱門的前沿事物。交易員與銷售員吹噓他們能夠構建並且銷售複雜的產品，消費者無法了解自己在購買什麼，這些產品卻能為銀行帶來巨額利潤。即使衍生產品對消費者可能有害，華爾街的大型銀行也在所不惜，因為它們在乎的是自己賺得盆缽滿溢（但是銀行資本卻不見增加）。①10年之前，市場上幾乎沒有定製衍生產品，但到了1998年，全球定製衍生產品票面價值已經超過了70萬億美元（市值超過了2.5萬億美元）。②
衍生產品行業再次擊退了監管的威脅。1994年，加利福尼亞州奧蘭治縣，寶潔公司以及其他公司在衍生產品交易上損失慘重，因此國會發起了調查，這些公司也對銀行發起了訴訟。這些訴訟案揭露了驚人的事實，那就是銷售員竟然對消費者撒謊（當然還揭露了其他事實），同時揭露了當時信孚銀行一名員工所說的標誌性話語：“引誘人們購買，將他們玩弄於股掌之中。”衍生產品行業害怕國會立法，於是就運用遊說部隊，在政府內部朋友的幫助下，裡應外合，成功反擊。去除了立法的威脅後，該行業若無其事地繼續開發更為複雜的衍生產品，維持其高額利潤。到1997年，衍生產品交易甚至得到了格林斯潘的肯定與保護，他說道：“我們必須仔細考慮政府是否需要監管衍生產品及其市場。金融機構之間的場外交易，根本沒有必要運用《商品交易法》—私營市場的自我管理足以高效地實現公共政策的目標。”也就是說，政府不應當監管衍生產品市場，這樣社會才會從中受益。
波恩並不相信這種說法。她擔心，如果政府不加以監督，會導致欺詐像雜草一樣叢生，而且由於金融部門的不透明，人們很難了解該部門的風險。她提議發表一份“概念報告”，在報告中提出是否應當加強衍生產品監管。波恩的提議引起了軒然大波，激起了多方的強烈反對，不僅華爾街銀行家反對，而且聯邦政府的經濟要人也大力反對—格林斯潘，財政部部長（高盛前總裁）羅伯特·魯賓，以及財政部副部長拉里·薩默斯。薩默斯甚至還給波恩打了電話。根據波恩的助手—麥可·格林伯格的回憶，薩默斯說道：“我的辦公室里坐著13位銀行家，他們說，如果你執行這個提議，就會造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為嚴重的金融危機。”
最終，薩默斯、魯賓、格林斯潘與金融業獲得了勝利。波恩於5月發表了“概念報告”，沒有引起金融危機，但是國會於10月通過了延緩履行令，禁止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監管定製衍生產品。1999年，總統的金融市場工作小組建議聯邦監管機構應當豁免對定製衍生產品的監管，其中包括薩默斯、格林斯潘、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阿瑟·萊維特，以及新任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主席威廉·雷納。這條建議被編入了《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2000年12月柯林頓總統簽署該法案，《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正式成為法律。
當年財政部副部長致電給布魯克斯利·波恩時，究竟是哪13位銀行家在與其會晤，我們不得而知；我們也無法知道，當時是12位銀行家還是14位銀行家，當時他們是否的確在薩默斯的辦公室；我們更無法知道，這些銀行家是否真的說服了薩默斯，更有可能的是，薩默斯自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只是恰好與銀行家的想法一致。《華盛頓郵報》報導了電話事件，但是薩默斯對此並未作出任何評論，不過這也不重要。
我們所知道的是，到1998年，每當涉及關於現代金融與金融監管的問題，華爾街的主管與說客總能在聯邦政府找到支持者，而且重要的決策人也往往願意聽從他們的建議。金融已然變成了複雜的、高度定量的領域，只有華爾街銀行家以及他們在學術界的支持者（包括眾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才能掌控，其他人若是質疑這些專家，就會被認為是無知的盧德分子。不需要任何陰謀詭計。即使像薩默斯這樣傑出的、好懷疑的學術型經濟學家（之後他成為財政部長，最後成為歐巴馬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也被金融創新與放鬆管制迷惑。到1998年，華盛頓特區政治權貴的世界觀就是，有利於華爾街就相當於有利於美國。
後果眾所周知。波恩的“概念報告”並沒有引發金融危機，但是政府對衍生產品以及其他金融創新產品放鬆監管，卻造成了長達10年的金融狂潮，最終引發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為嚴重的金融危機，導致全球陷入嚴重的經濟衰退。
截至2008年，由於絲毫未受管束，場外衍生產品的面值超過了680萬億美元，市值超過了20萬億美元。1998年，信用違約掉期還未嶄露頭角，但是到了2008年，其面值超過了50萬億美元，市值超過了3萬億美元，促進了房地產泡沫的形成；當房地產泡沫破滅時，建立在房地產市場基礎上的證券價值暴跌，引發了金融危機。美國經濟緊縮4%，金融機構遭受了超過1萬億美元的損失，而美國政府與其他國家政府也紛紛救助自己的銀行部門，救市計畫花費了數千億或數萬億美元。
新的金融寡頭打敗了波恩，標誌性事件就是2009年3月13位銀行家在白宮會晤，以及1998年遊說拉里·薩默斯。大型銀行擁有足夠的財富與聲望，能夠影響政治權貴的想法，利用自身的影響力影響政策的制定，對衍生產品不加管束只是其中一個例子。這樣一來，大型銀行的財富便像滾雪球一般累積，卻將經濟逼到了懸崖邊緣，到最後只能依靠納稅人的錢才能讓經濟重回正軌。
2008~2009年聯邦政府救助銀行部門時所作的決定，對美國社會以及全球經濟有著重大意義。聯邦政府不僅選擇救助金融體系—這樣的決定恐怕不會有人質疑—而且選擇向大型銀行提供空白支票，這對銀行而言無疑是及時雨。聯邦政府沒有向銀行提出額外條件，沒有趁機進行改革，甚至沒有更換大型銀行的管理層。政府選擇的是維持銀行的現狀，保留現有的銀行家。
在2008年年底黑暗的日子裡，雷曼兄弟隨風逝去，美林被收購，美國國際集團被政府接管，華盛頓互惠銀行與美聯也相繼破產，高盛與摩根史坦利為了保全自己，轉變成了“銀行控股公司”，花旗集團與美國銀行也搖搖欲墜，等待救助。大家普遍認為，金融危機導致了一個時代的結束，大型銀行不會再進行過度的風險活動，也無法再產生巨額的利潤。然而，如今我們看到的是，那些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銀行走出危機，變得更加龐大，也更加強大。當華爾街最需要幫助時，聯邦政府出手救助，政府並不是出於同一小撮銀行家的私人交情，而是基於對金融部門的一種信念，這種信念的力量十分強大，連金融危機的兇險現實都未能將其根除。
當危機來臨時，小布希政府以及歐巴馬政府的主要官員，不是曾經就職於華爾街就是受過華爾街的捐助，因此更加堅定了這個信念。華爾街與華盛頓之間的密切關係由來已久，即使在金融危機時期，聯邦政府也沒有認真考慮改變金融體系—儘管一些傑出的經濟學家再三規勸，比如保羅·克魯格曼、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等。當金融危機最為嚴重時，當銀行最為脆弱時，聯邦政府也沒有認真嘗試拆分大型銀行，或者改革金融監管制度。直到多數大型銀行恢復元氣，變得更加強大，恢復贏利，重拾政治影響力，聯邦政府才開始漸進式的改革。然而，2008~2009年美國政府的改革策略，與20世紀90年代美國財政部對新興市場金融危機提出的建議完全背道而馳，當時美國的政府官員敦促遭受危機的國家迅速、直接地解決結構性問題。
當我們寫下此書時，國會很有可能將會採取一些銀行業改革措施，但是改革力度不會太大。歐巴馬政府提出的措施對華爾街設定了一些新的限制，但是一小撮強大的超級銀行絲毫未受影響；如此溫和的提議，仍然遭到了國會內部金融說客的反對。改革法案或許會改善一些情況，比如更好地保護消費者，防止金融機構欺詐消費者。但是，“龐大、強大的銀行‘太大而不能倒閉’，強大到足以影響政治格局”這一核心問題仍然存在，而華爾街也漸漸恢復了常態。
從種種跡象看來，大型銀行（至少那些完整存活下來的銀行）是金融危機的大贏家。摩根大通、美國銀行以及富國銀行收購了它們的破產對手，變得更為龐大。最大的幾家銀行均增加了市場份額，無論是信用卡發行方面，還是公司新股發行方面。高盛提交了贏利記錄，到2009年9月，高盛已經為每位員工撥出75萬美元作為報酬。高盛執行長勞埃德·布蘭克費恩被《金融時報》提名為年度人物。
美國的大型銀行變得更為龐大，這對全美乃至對全球的影響顯而易見。在1983年，花旗銀行是當時全美最大的銀行，其資產為1 140億美元，相當於當時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3.2%。到2007年，9家金融機構相對於美國經濟的利率，比1983年花旗銀行更大。在白宮會晤時，美國銀行資產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16.4%；之後是摩根大通，為14.7%；花旗集團為12.9%。如果說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大型銀行只是期望政府能夠救助它們，那么當危機真正發生時，這種模糊的期待變成了確鑿的事實，因此相比較小的競爭對手，這些大型銀行的集資成本降低了不少。金融機構的激勵機制並未改變，那就是高槓桿率（將風險從股東與員工身上轉移到債權人以及納稅人身上），以及不公正的巨額獎金（經濟好時極多，經濟差時也不少）。龐大的基本補貼方案幾乎沒有改變：當經濟景氣時，銀行為主管與交易員提供巨額報酬；而當經濟不景氣、潛在危機逼近時，政府則負責為銀行買單。
如果金融體系的基本情況保持不變，那么即使細節不盡相同，結果仍然一樣。這種基本情況造成了2007~2009年的金融危機與全球經濟衰退，遲早仍然會引起下一次危機。就像這一次危機，下一次危機會導致數百萬民眾失去工作、住房，或接受教育的機會；納稅人仍然需要承擔救助金融部門的責任；此外，危機必然會增加政府債務，導致將來增稅。或許，下一次金融危機造成的影響力不會如此巨大，但是美國的銀行體系變得更為高度集中，再加上堅如磐石的政府擔保，下一次金融危機帶來的破壞可能會更加糟糕。
其實，美國還有另一種選擇，那就是現在開始著手改革金融體系，改革銀行業的監管制度，創建類似於20世紀30年代的監管制度（這套制度保護金融體系長達50多年）。改革的核心是拆分大型銀行，它們主導了美國的金融體系，威脅到了美國經濟。這是歐巴馬政府面對的挑戰。這並非金融問題，也非經濟問題。從本質上看，這是一個政治問題—能否終止長久以來華爾街與華盛頓之間的密切關係。鑒於權力中心雙方之間密切的金融、個人以及意識形態聯繫，要徹底改變恐怕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如今美國面臨的問題，以前也出現過。自美國建國以來，金融集權與民主政府之間的對抗就已存在。歷史證明，美國能夠使金融業再次變成安全的行業。但是，這將是一場惡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