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阿爾貝·加繆創作長篇小說]](/img/4/613/nBnauM3X1MjMxYTN2EDM0kDN1UTM1QDN5MjM5ADMwAjMwUzLxAzL2Y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鼠疫[阿爾貝·加繆創作長篇小說]")
內容簡介
其他版本的《鼠疫》小 說講述阿爾及利亞的奧蘭發生瘟疫，突如其來的瘟疫讓人不知所措。政客狂妄無知，掩飾諉過，甚至想利用災難來獲取利益；原來過著委靡不振生活的小人物，憑著黑市門路，為人民帶來各種禁品，突然成為了城中的風雲人物；小百姓恐慌無助、自私貪婪，每天都只是過著頹廢生活。瘟疫城市被重重封鎖，無人能夠自由進出。被困在城中的人民，朝思暮想著住在城外的親朋好友。一位到城公幹的記者被迫過著無親無友的生活，只有寄望參與自願隊消磨時間。主角里厄醫師這時挺身而出救助病人，與一些同道成了莫逆之交。不過，他的妻子卻遠在療養院，生死未卜。
最終鼠疫退卻了，然而儘管喧天的鑼鼓沖淡了人們對疾病的恐懼，可是奧蘭人永遠不會忘記鼠疫曾給他們帶來的夢魘。
創作背景
《鼠疫》創作思想開始醞釀的時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國法西斯占領以後。加繆當時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畫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樣吞噬著千萬人生命的“恐怖時代”，像19世紀美國作家麥爾維爾的小說《白鯨》那樣，通過一條大鯨魚的兇惡，寫出時代的災難。
1942年加繆因肺病復發，從炎熱的奧蘭轉移到法國南部山區帕納里埃（後來作者在《鼠疫》中以帕納盧作為一位天主教神甫的姓名）療養，不久英美盟軍在阿爾及利亞登入，德軍進占法國南方。加繆一時與家人音訊斷絕，焦慮不安，孤單寂寞。這種切身的體會使他在《鼠疫》中描寫新聞記者朗貝爾的處境時，特別逼真動人。在加繆看來，當時處於法西斯專制強權統治下的法國人民——除了一部分從事抵抗運動者外——就像歐洲中世紀鼠疫流行期間一樣，長期過著與外界隔絕的囚禁生活。他們在“鼠疫”城中，不但隨時面臨死神的威脅，而且日夜忍受著生離死別痛苦不堪的折磨。
加繆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記中，曾把當時橫行無忌的德軍比為“像老鼠一樣”。在另一篇日記中，他這樣記下當時的情況：“全國人民在忍受著一種處於絕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加繆在小說中用細緻的筆觸寫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臨一場大屠殺時的恐懼、焦慮、痛苦、掙扎和鬥爭之際，特別是刻劃了法國資產階級在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浩劫的過程中，在思想上和感情上發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儘管加繆按照習慣，避免直接描寫法國社會，假借北非地中海濱海城市奧蘭作為發生鼠疫的地點，但讀者從這座商業昌盛、物質文明發達、市民精神空虛、以尋歡作樂來消磨人生的城市，不難看出這是法國社會的一個縮影。
人物介紹
里厄
作為一名醫生，里厄是一個無神論者，並不認同帕納盧神甫集體懲罰的觀念。在他看來，如果天主無所不能，自己就不用再去給人治病，而是讓天主去治病。加繆通過里厄醫生的堅定話語表達自己的心聲：“我認為自己對當英雄和聖人都沒有興趣。我所感興趣的是做一個人”。而且他非常清醒地意識到在人類與疾病的鬥爭歷程中，人類的勝利永遠是暫時的，而這場鼠疫對於他來說意味著接連不斷的失敗。儘管明知是一場不斷地與失敗進行的抗爭，但里厄醫生依然奔波忙碌，每天工作二十小時，他堅信，“看到瘟疫給人們帶來的苦難和痛苦，只有瘋子、瞎子或懦夫才會對瘟疫逆來順受”。他始終關注人類的健康，恪守醫者的職業操守，始終堅持維護人類生命和健康的職責，真正體現了不為名利、甘於犧牲自我的高尚情懷。作者借里厄醫生之口揭示了醫生最終的職業註腳，那就是“儘管有個人的痛苦，也要反抗恐怖的災難及其不斷懲凶的武器，而人們不能成為聖人，也不能容忍災禍橫行，就努力當好醫生”。 而後，母親的“沉靜”成為里厄反抗鼠疫的精神支撐。當母親表示鼠疫沒什麼大不了時，里厄贊同母親的看法，覺得“有了她，什麼事都顯得很容易解決”。面對荒誕，最重要的就是承認並正視荒誕。其次，母親的“謙讓”、“簡潔”又教會了里厄腳踏實地地反抗鼠疫的方式。在小說中，里厄不寄希望於未來與上帝，而是致力於眼前的工作：“我不知道等著我的是什麼，也不知道這一切結束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就目前而言，有病人，必須治療這些病人。”
里厄母親
小說沒有提到里厄的父親，在整個鼠疫期間，只有母親與里厄相依為命。里厄老太太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沉靜”、“謙讓”、說話的“簡潔”。在這裡，“沉靜”、“謙讓”與“簡潔”的潛台詞是豐富的：“沉靜”意味著對世界荒誕本質的把握與徹悟：“老太太能不假思索就弄懂一切”，她“能看透包括鼠疫在內的任何事物的本質”；“謙讓”、“簡潔”則意味著在承認、尊重荒誕現實的基礎上反抗荒誕的“低調”。面對荒誕，承認荒誕，同時保持謙遜、低調的姿態，不誇誇其談，堅持腳踏實地。里厄母親出場的時刻頗值得玩味。在小說中，在鼠疫剛剛露出跡象的非常時期，里厄老太太就適時趕到了，這隱喻、預示著她將是里厄反抗鼠疫的精神指引。
塔魯
塔魯的母親在小說中沒有出場，他與“父親”相聯繫。通過塔魯的敘述，他的父親是一個檢察長，“天性善良”。然而，一次隨父親審案的經歷極大地觸動了塔魯，並改變了他對父親的看法。在庭審過程中，那個“可憐”的罪犯引起了塔魯的深深同情。與之相比，正在宣讀公訴狀的父親“顯得既不善良，也不親切”，而是“滿嘴空話大話”，並“以社會的名義”宣判這個人的死刑。從這天起，塔魯“開始帶著憎惡關注司法、死刑”，並“震驚地發現”父親“參加了多次這樣的謀殺”。顯然，在塔魯的意識里，身為“檢察長”的父親已成為死刑與謀殺的隱喻，塔魯對父親的憎惡，正是對死刑的深惡痛絕。塔魯不僅反對死刑，而且在此基礎上重點思考了“合法”謀殺的問題。為了反對死刑，塔魯搞起了政治，但他發現，在政治鬥爭中也要“宣判死刑”，而且是“合法”宣判，因為這樣做是“為了實現沒有人殺人的世界”，換言之，為了未來的幸福王國，犧牲少數人的生命是必須的。最後，塔魯明白自己錯了，自己由反對“死刑”，企圖拯救“受害者”而變成了“合法”謀殺的支持者，變成了“劊子手”。在這裡，塔魯表現了對政治鬥爭、社會改造這些英雄主義的“拯世”運動的疑懼。在他看來，社會改造之中為了消除社會不公而“不擇手段”，為了未來的人間天堂而摒棄當下的幸福，正是一種“合法”的謀殺。
作品鑑賞
主題
在對這部小說的解讀中，很多人願意從加繆寫作的真實背景解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身在法國南部的加繆無法與親人通信，從而陷入孤獨和對法西斯的憎恨中，於是，鼠疫成了法西斯的隱喻——然而，忽略背景，把“鼠疫”看做每個人都可能會遇到的困境，那么《鼠疫》會因其對困境中人性的深入觀察以及塑造的絕望中人類抱團取暖的真情而更具價值。
從《局外人》到《鼠疫》，加繆表現了一些存在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世界是荒謬的，現實本身是不可認識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獨，活著沒有意義。因此，加繆雖然再三否認自己是存在主義者，西方文學史家仍然把他列為這一流派的作家。加繆自己曾這樣說：“《局外人》寫的是人在荒謬的世界中孤立無援，身不由已。《鼠疫》形象地反映他那個時代的人一些深刻的矛盾。這部小說在藝術風格上也有獨到之處，而且全篇結構嚴謹；生活氣息濃郁；人物性格鮮明。加繆堅持個人主義的立場，認為個人應置於一切的首位。但在發現強調“個人絕對自由”的存在主義並不能解決資產階級社會生存的矛盾時，加繆終於回到傳統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中去尋求解答他一直在苦思冥想的“人類的出路在何處”的問題。
《鼠疫》寫的是面臨同樣的荒唐的生存時，儘管每個人的觀點不同，但從深處看來，卻有等同的地方。”在《鼠疫》這部後期代表作中，表現了作者的思想有一定的改變。《局外人》的主人公莫爾索和《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醫生面對著同樣荒謬的世界時，態度就完全不同：莫爾索冷淡漠然，麻木不仁，連對母親的逝世以至自身的死亡都抱著局外人的態度。里厄醫生在力搏那不知從何而來的瘟疫時，雖然有時感到孤單絕望，但他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就是跟那吞噬千萬無辜者的毒菌作鬥爭，而且在艱苦的搏鬥中，他看到愛情、友誼和母愛給人生帶來幸福。里厄醫生不是孤軍作戰。
面對鼠疫這一極限境遇”，《鼠疫》中的不同人物——里厄醫生、志願者塔魯、帕納魯神甫、記者朗貝爾、小職員格朗以及罪犯柯塔爾等紛紛做出了自己的“選擇”。然而，在加繆心目中，里厄與塔魯才是小說中真正重要的兩個人物，這種重要性既表現在他們對鼠疫的反抗上，也表現在對小說的敘述上。
在反抗鼠疫的過程中，里厄與塔魯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里厄自始至終關注著疫情的發展，沒日沒夜地救治病人；塔魯則積極奔走，建立了衛生防疫志願組織。兩人都為反抗鼠疫付出了沉重代價，里厄不停地奔忙，以致在妻子臨死之前都無法與其見面，塔魯則因染上鼠疫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在與鼠疫的殊死較量中，里厄與塔魯結成了深厚的兄弟情誼。除了重點描寫兩人共同抵抗鼠疫外，加繆還讓里厄與塔魯一起承擔著小說的敘述任務。在小說結尾，親歷了整個鼠疫事件的里厄醫生表示自己是《鼠疫》這部“記事性編年史”的作者，也就是說，他是小說的敘述者，但他並非惟一的敘述者，在里厄的敘述過程中，他不斷地引用塔魯的筆記來描述鼠疫事件——里厄與塔魯都是小說的敘述者。由此可見，不管是在對鼠疫的反抗上，還是在對小說的敘述上，里厄與塔魯都是小說中最重要的兩個人物。
塔魯在反抗鼠疫中的價值主張與現實行為之間的悖反現象值得注意與深思。塔魯與里厄的價值主張並不矛盾。里厄推崇低調的腳踏實地，塔魯反對高調的英雄主義——這兩者本身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係。塔魯憎惡“父親”原則，反對英雄主義，認為英雄主義的社會改造會造成“合法”的謀殺，在他看來，醫治社會的疾患，不應該是英雄主義，而應該是里厄這樣腳踏實地、抓住當下的“真正的醫生”。然而，在反抗鼠疫的實際過程中，塔魯卻背離了自己的價值主張，他與里厄的行為選擇並不相同。里厄聲稱自己“感興趣的是怎樣做人”，“對英雄主義和聖人之道都沒什麼興趣”。而塔魯卻關心的是英雄行為，是“怎樣才能成為一個聖人”，他四處奔走，積極發動志願者組成了防疫組織，冒著生命危險與鼠疫搏鬥，並最終因染上鼠疫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方面，加繆對塔魯的英雄主義，即便是與惡鬥爭的英雄主義，也保持著謹慎與畏懼之心，認為與里厄、格朗“取決於人自身”的價值取向不同，塔魯追求“超越了人類”的東西，此時，他便站在反對塔魯的立場上。另一方面，加繆又試圖把塔魯的英雄主義世俗化、普泛化，或者說把它“里厄”化，這時，他就站在塔魯的立場，贊同塔魯的英雄主義。
至於里厄，當朗貝爾企圖讓醫生里厄給他開具未染上鼠疫的證明，以便能逃離鼠疫與情人相會時，里厄拒絕了這一要求。朗貝爾指責他“生活在抽象觀念里”，里厄認為“在某種意義上這位記者是對的”，但“有時抽象概念顯得比幸福更有效力，那時，也只是在那時，就必須重視抽象概念”。
當朗貝爾指責塔魯的英雄主義是一種“理念”時，里厄毫不猶豫地站在塔魯一邊，反駁說“人並不是一種理念”。顯然，在這裡，里厄選擇了社會義務，選擇了英雄主義。而當朗貝爾表示自己“選擇愛情”是否錯了時，里厄卻“有力地”說“您沒有錯”。最後，朗貝爾思想轉變了，他為先前選擇個人幸福而感到羞愧，里厄則“用堅決的口氣說”，“這太愚蠢”，“選擇愛情，毫無羞愧可言”。在這裡，里厄又選擇了當下的個人幸福。後來，當朗貝爾決心摒棄個人幸福而選擇社會義務時，塔魯提醒他如果想與大家有難同當，他就必須在個人幸福與反抗鼠疫中“作出選擇”。朗貝爾反問：“你們自己是否也作了選擇，是否也放棄了幸福？”接下來，“塔魯和里厄都沒有回答”，“靜默延續了很長時間”（因為很難回答，尤其對里厄更是如此，這是一種兩難的抉擇）最後，里厄“費力地挺直身體”，說：“原諒我，朗貝爾，這個問題我說不清楚，”他又說：“世上沒有任何東西值得人們為它而捨棄自己之所愛。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也拋棄了我之所愛”。里厄宣稱“世上沒有什麼東西值得人們為它而捨棄自己之所愛”，然而，客觀現實又讓他“拋棄了我之所愛”。加繆的思想悖論在此表露無遺，而“說不清楚”，“不知道為什麼”，又清楚地表現了加繆在這個問題上的迷茫與困惑。
最後，里厄得出了結論：“人不能夠又治病，同時又知道一切。那我們就儘快治癒別人吧。這是當務之急”。這裡的潛台詞也是豐富的：既然對這個問題搞不清楚，就不去追究了，就只有抓住眼前的工作，治病救人。在這裡，困惑的加繆最終迴避了這個艱難的抉擇。
《鼠疫》這部小說的意義在於，加繆給自己設定了一道難題、一場考驗——一場對其“反抗”哲學的考驗。在反抗鼠疫的極端情境中，幸福與反抗、“有益”與“有趣”、歷史與當下產生了複雜的衝突與糾葛。歷史需要反抗，若反抗，必然需要犧牲幸福，加繆卻又擔心放棄幸福會讓“反抗”走向幸福的反面，如此，則無法介入歷史，只能是“靜止的”反抗。
另一方面，加繆選擇鼠疫的形象不是偶然的。這個惡勢力的可怕化身在小說中幾乎是一個活的有強大生命力的實體。加繆需要用鼠疫這種自然災害來諷喻的原因。這種災害似乎是故意從社會範圍里抽出來的。既沒有使社會四分五裂的階級矛盾，又沒有惡的具體罪人，而是所有的人都是不幸的，孤立無援的，都面臨一個神秘難解的充滿敵意的自然力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最最高尚的人，甚至耗去不可想像的力量，也只能限制災難的範圍，而不能根治它。
即使鼠疫可以看作是一切是災難的象徵和縮影，而就當時而言就是法西斯專制與戰爭的象徵。在加繆看來，任由法西斯主義得逞於一時的世界，更是荒誕不經的世界。小說中有這樣的描寫：里厄醫生見科塔爾坐在桌前看小說，就問他身體可好。科塔爾說身體不壞。不過要是能保證沒有人來打擾他，身體就會更好。里厄沒理解他的話，就勸他擺脫孤獨，多與人們交往。科塔爾卻說:“我不是這個意思。我說的是那些專門找你麻煩的人。’他指著桌上的小說:“我剛才正在看這本小說，裡面敘述一個倒霉的傢伙在一個早上突然被捕。人家一直留心他而他卻蒙在鼓裡。大家在辦公室里談論他，把他名字寫人檔案J您認為這是公正的嗎？您認為他們有權這樣做嗎？“對這段描寫，蘇聯評論家鮑列夫在《存在主義及其“人”的哲學》一文中作了精闢的分析；科塔爾所讀的小說就是卡夫卡的《審判》，“卡夫卡和加繆的被追捕的形象，藝術地揭示了這樣一種思想:現代人不能防止人們自己創造的、但又擺脫他們控制的官僚制度的迫害，人在這種盲目的暴力而前顯得軟弱無力、束手無策、甚至偶然發生的鼠疫比這種暴力還要好些。鼠疫成了被迫捕者的同盟。鼠疫是災禍，但與人為敵的抽象的資產階級制度的暴力，是更大的災禍。卡夫卡在《審判》中預報了即將發生的事，而加繆則通過科塔爾的形象回顧了不久的過去:在創作《審判》和《鼠疫》這兩部作品之間，歷史上有過法西斯災禍時代的黑影。它們要表達的意思就是，在出現法西斯主義的國家裡。現代人根本不能防止‘制度’的與人為敵的、作為人的對立物的暴力。
強調世界與人生的荒誕性，即存在的荒誕性是存在主義哲學的基石。儘管加繆不承認自己是存在主義存在主義文學家在荒誕世界的自由選擇者，他和薩特也有過某些分歧與爭論，但評論家根據他作品的主調和基本觀念，一般都認為他的存在主義氣質有時甚至比薩特更濃。他的一些作品揭露了荒誕世界裡的荒誕人生，表達了人們起來同荒誕的生存條件作鬥爭的理想；同時又流露出對荒誕存在表示無可奈何的惶惑心理和憤您情緒，作品中含有比薩特更多的悲觀消極成分。正因為加繆的存在主義哲學觀點比薩特更強調存在的荒誕性，所以又被稱為“荒誕哲學”。《鼠疫》中的瘟疫和里厄醫生的救護行動，與《西西弗的神話》比較類似。加繆的哲學有著深刻的矛盾。他也是一位現代的西西弗。他的哲學反映了兩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知識界感到人類命運難測、世界前途未卜的普遍惶恐、絕望、無所作為而又渴望行動與反抗的思想和心理狀態。一荒誕哲學“或”反抗哲學’儘管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弊病，但卻無法對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扭曲了的關係作出科學的解釋;儘管同情被損害被奴役的人，但卻脫離人的具休的社會環境對孤立的個人進行本體的研究，必然陷人主觀唯心主義的泥淖，當然也不能指出一條擺脫荒誕、實現人類徹底解放與自由的正確道路。
手法
這部小說在藝術風格上也有獨到之處，而且全篇結構嚴謹，生活氣息濃郁，人物性格鮮明，對不同處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變化刻劃得深入細緻；小說中貫穿著人與瘟神搏鬥的史詩般的篇章、生離死別的動人哀歌、友誼與愛情的美麗詩篇、地中海海濱色彩奇幻的畫面，使這部作品具有強烈的藝術魅力。
敘事
在文中是留有許多里厄醫生作為“敘述者”的痕跡：文章中在進行一件事件與另一件事件的轉換時，往往是以里厄醫生的行為來引起過渡。如以“四月十六日早晨，貝爾納·里厄醫生從他的診所里走出來時，在樓梯口中間踢著一隻死老鼠。”宣告故事的真正開始。在之後一旦涉及需要敘事主體出聲，都是以里厄醫生的視角來見證，如“里厄醫生正想到這裡，有人告訴他約瑟夫·格朗來了。”即使某件事情的中心人物並非里厄，但依舊會將其控制在里厄醫生的所見所聞之中，如在議論帕納盧神甫的信仰矛盾之前，先聲明“里厄剛想開始想到神甫是走到了異端思想的邊緣”；而對於神甫最後的死亡，卻沒有描寫其臨終的表現，因為里厄醫生當時並未在他身邊。這種通過將敘事領域嚴格控制於某一人物的視野範圍中而不越位，正是採用“內聚焦”敘事視角的表現。
加繆主要採用內聚焦中第三人稱敘事視角，通過這一視角的運用，使得其視野範圍相較於第一人稱內聚焦敘事視角有一定自由度，如文中大段地對鼠疫肆虐下的奧蘭城壓抑恐怖的環境描寫，仿佛拍攝紀錄片似的“錄入”讀者腦海，這正是文中希望得到的“客觀記錄”效果。但相較於第三人稱的零度聚焦，這一聚焦方式又有很多限制。讀者無法知曉鼠疫究竟是因何發生的又是因何消散的，但“這種聚焦方式在贏得人們信任的同時也留下很多空白和懸念，這些空白和懸念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對讀者的一種解放。”加繆通過這一敘事視角在滿足讀者認知需求，給予讀者思考的緩衝餘地的同時，發揮這一視角影響讀者主題詮釋和倫理選擇的功能。
在《鼠疫》中，加繆思考人與世界出現了錯位關係，由此產生了被迫流放行為，里厄醫生與《局外人》中自我流放的默爾索一樣構成了“荒誕的人”存在於世界的基本姿態。但在加繆的哲學主張中強調多樣性和自由，他不願意將自己的倫理態度強加於讀者，因此他選擇採用第三人稱的內聚焦敘事視角來客觀記錄世界。“這裡恰是眾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識連同它們各自的世界，結合在某一統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間不發生融合”，巴赫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復調理論同樣適用於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響的加繆身上，通過《鼠疫》中不同人物迥異的價值觀與面對鼠疫這一共同災難時眾聲喧譁的複雜表現，形成一種類似於“戲劇式的復調世界”，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狂歡化”色彩。加繆雖然“指派”里厄醫生作為故事的敘事者，卻沒有賦予其獨一無二的話語權力。面對災難時，塔魯產生的原罪思考與英雄式反抗；朗貝爾的猶豫彷徨；科塔爾的內心陰暗……正是展現與審視現代人精神世界的舞台。加繆通過展示多樣化的倫理道德以及價值觀，來邀約讀者進行“自由選擇”。
雖然加繆通過第三人稱內聚焦視點的選擇強調一種“客觀”記錄，但卻暗含著他希望傳達給讀者的意義和價值預期。首先，相對於零聚焦的“上帝視角”的全知全能，這一視角避免了冗長的道德說教，取而代之的是懸念和空白，這不僅從客觀上印證了存在的合理性也影響著讀者的倫理取向。其次，聚焦於特定人物，通過他的眼光來審視這個世界，使得讀者更加能親近人物，理解他的內心世界，相較於第一人稱內聚焦的強行介入，這一敘事視角不容易被察覺。里厄醫生不相信上帝，也不贊成英雄主義，他只堅持治病救的本職工作。這顯然無法成為一個經得起歌頌的人道主義英雄，但他的確依靠自己的方式拯救了許多人。而在這樣一種潛移默化地影響下，讀者會更加認同里厄的做法和價值觀，無法認同政府當局的刻意隱瞞和舉棋不定；無法接受帕納盧神甫將鼠疫歸結為“罪有應得”；無法“代表”“從心底里贊成那種導致孩子和成人死亡的東西”的科塔爾講話。最後，利用第三人稱內聚焦視點，使得被聚焦人物也成為被審視的對象，而讀者也與敘述者一同體驗生活，一同內省。里厄不是聖人，“每當感情脆弱時，里厄就意識到自己的確是疲勞了。他控制不住，情感外露。”他為自己的面對他人死亡麻木不仁感到難以置信，“他也和這些不幸的人一樣感到空虛，他也同樣應該得到別人的憐憫，因為每當他離開這些不幸的人的時候，這種憐憫的心情就會在他的心裡油然而生。”
到了最後，隨著鼠疫霍亂的消退，奧蘭城再次顯現出非常幸福安寧的樣子，“他們不顧明顯的事實，不慌不忙地否認我們曾在這樣的荒謬世界中生活過”，人們贏得了勝利。但對於里厄，他又贏得什麼？“他懂得了鼠疫，懂得了友情，但是現在鼠疫和友情對他說來已成為回憶中的事了；他現在也懂得了柔情，但總有一天，柔情也將成為一種回憶。”贏得全部是“知識和記憶”。他依舊是冷靜和警惕的，對於在鼠疫過後接到的妻子病逝的訊息時是冷靜，因為這雖痛苦但不突然。對於“勝利”，他保持著警惕，因為他明白這並不代表著終結和安定。隱含在第三人稱內聚焦視角下的作者依舊在發聲，依舊在向讀者傳達自己的倫理價值取向。加繆關注人類生存境遇和倫理道德，他明白生活仍再繼續，荒誕和苦難不會停止，他沒有加入歡呼的人群，他提醒著讀者記住“威脅著歡樂的東西始終存在……也許有朝一日，瘟神會再度發動它的鼠群，驅使它們選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為他們的葬身之地。”
象徵
在《鼠疫》中加繆借“老鼠”影射法西斯和一切邪惡的勢力，鼠疫的災禍象徵“戰禍”，用“鼠疫恐怖”象徵“戰爭恐怖”，用人們在抗擊瘟疫中的表現和感受，反映人們在戰爭中的表現和感受。他在小說中寫道: “世上有過鼠疫的次數和發生戰爭的次數不相上下，而在鼠疫和戰爭面前，人們總是同樣的不知所措”。“毫無疑問，戰爭確是太愚蠢了，但卻也不會因此而很快結束。”
加繆的小說所描寫的“鼠疫”不僅僅是戰爭，而且也是人類過去曾經經歷、現在正在面對、甚至將來仍舊無法倖免的各種災難的象徵和縮影。它警醒人類:威脅著人類幸福和歡樂的東西始終存在，人們沒有理由盲目樂觀自負，更沒有理由肆意破壞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和精神家園，人類與“瘟疫”的較量尚未結束，戰爭的硝煙仍未熄滅。由此可見，作者選擇“鼠疫”作為小說標題及故事題材的獨具匠心和深遠的象徵意義。
加繆不僅深刻地洞察到陽光背後的黑暗與陰影，而且深深地熱愛著光明。他用詩一樣的筆觸描寫陽光在黑暗的戰爭年代給絕望的人們帶來的一線希望。“暴雨過後，天空也好似洗過一樣，看不到一絲雲彩，晴空下，雨後的路面閃閃發光。每天早晨，一輪淡淡的太陽在寒冷的空氣中把明亮的陽光傾瀉在這個城市上空。”在人們度過黎明前的黑暗的艱難歲月中，陽光在渴望和平的人們心靈里留下一個執著的希望，它使人不至於自暴自棄，走向死亡，而是堅強生活下去。當人們取得戰勝鼠疫的勝利時候，“太陽驅散了從早晨開始一直在空中與它較量的寒氣，陽光連續不斷地照耀著這座城市。”人們跳舞狂歡，城裡鐘聲齊鳴，“鏗鏘之音在蔚藍的天空中、在金色的陽光下迴蕩。”加繆通過“陽光”的意象使作品中的人物從對現實的痛苦迷惘中汲取精神力量。陽光與陰影的交織反映了人們面對荒誕的樂觀與悲觀、積極與消極的人生態度，充分體現了加繆在苦難中尋找快樂、在絕望中蘊含希望、在黑暗中追求光明、在荒誕中追尋真理的人生哲學思想。
作品影響
1947年《鼠疫》獲得了法國批評獎。 50年來暢銷不衰，被認為是加繆最有影響力和社會意義的作品。
小說《鼠疫》藉助對苦難、死亡與存在的思考，將現代人的生存困境推到極致，構造了人類反抗姿態與荒誕處境之間的張力，肯定了一種力所能及的行動，提示無神時代的現代人在愛中尋找信仰之源。進一步確立了加繆在西方當代文學中的重要地位。
作品評價
蘇珊·桑塔格《加繆的〈札記〉》：“他這樣做的時候常帶有一種合乎情理而又自信輕鬆、優雅寬厚的非人格性的神氣。”
孫甘露《當你咳嗽讀什麼》：“偉大的加繆，通過鼠疫發現世界之荒謬，而時髦的人則通過瘟疫發現時髦。”
作家蔣方舟：“這是一部無論篇幅、題材、文筆和主題都無可挑剔的小說。”“我會反覆閱讀這本書，不斷告訴自己什麼是善，以及在動盪、戰爭、劫難的極端環境下怎樣繼續做一個善良的人，告訴自己怎樣在集體的荒謬和失控中堅守正義。”
作者簡介
阿爾貝·加繆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法國小說家、散文家和劇作家，“存在主義”文學的 大師。1957年因“熱情而冷靜地闡明了當代向人類良知提出的種種問題”而獲諾貝爾文學獎，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諾獎獲獎作家之一。
加繆在他的小說、戲劇、隨筆和論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異己的世界中的孤獨、個人與自身的日益異化，以及罪惡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誕的同時卻並不絕望和頹喪；他主張要在荒誕中奮起反抗，在絕望中堅持真理和正義；他為世人指出了一條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以外的自由人道主義道路；他直面慘澹人生的勇氣；他“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大無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僅在法國，而且在歐洲並最終在全世界成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