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松陽西屏山山麓,傲然屹立著一座由無數烈士鮮血和生命鑄成的豐碑——革命烈士紀念碑,在斜陽的照射下熠熠生輝。高聳入雲的紀念碑在青山翠柏掩映環抱下,記錄著一批批為松陽地區解放事業前仆後繼、浴血奮戰、壯烈犧牲的中華民族優秀兒女的英名。農工民主黨黨員、浙南遊擊隊松宣遂游擊支隊秘書、松陽縣人民政府秘書黃立本烈士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英名永駐浙西南。
一
黃立本,小名天麟,1917年9月出生於杭州一個職員家庭,在家排行老大,有五兄弟三姐妹。一家10口人僅靠父親的微薄薪資度日,生活拮倨。稟賦穎悟、敏而好學的黃立本從小深得父母愛撫,其父黃鴻源是個讀書人,重視子女教育。黃立本國小畢業後,考入杭州市私立兩浙鹽務初級中學學習。1934年國中畢業後,又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杭州蕙蘭中學。為保證供養立本繼續升學,父母曾不得不狠心讓二兒子立德國小畢業後輟學務工。黃立本深知家庭的艱辛、父母的苦心,因此學習異常刻苦。
蕙蘭中學即今杭州二中的前身。1899年,美國基督教北浸禮會傳教士甘惠德(W.S.Sweet)在杭州石牌樓淳佑橋東堍創辦了蕙蘭中學堂(1951年,私立蕙蘭中學和國立浙江大學附屬中學合併為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學)。黃立本遵循蕙蘭中學 “愛勤誠”的校訓,刻苦鑽研,學業成績居全校同年級之冠。1935年12月11日,全市一萬餘名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冒著凜冽的寒風在湖濱公共體育場集會聲援北平(今北京)“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反對華北自治,要求收復失地、釋放被捕學生。聲援“一二?九”運動的示威遊行,令黃立本熱血沸騰,立志要學好知識報效祖國,驅除外虜。1937年畢業臨考前,黃立本不幸染上了傷寒症,持續高燒二十多天。傷寒症在舊社會的中國,幾乎是不治之症的代名詞,在其母親的精心呵護下,從死亡線上掙扎了過來的黃立本卻錯過了蕙蘭中學的畢業大考。黃立本從蕙蘭中學肄了業。
二
“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日本侵略軍迅速侵占了中國華北廣大地區,並伺機把作戰的重心轉移到上海和長江流域,直接威脅國民政府的心臟南京。1937年12月13日,日軍兵分三路進攻杭州,隆隆的轟炸聲響徹杭城上空,昔日繁華的杭城到處是廢墟殘瓦,省政府機關、工廠、學校,甚至守備杭州的國民黨軍隊也紛紛撤離杭州,省城杭州幾乎成了“不抵抗”的空城。山雨欲來風滿樓,大兵壓境城欲摧,數以百萬計的杭州市民攜家帶口如潮水般湧向南星橋火車站,含淚逃離家園,黃立本也隨家人逃難。12月24日,日軍分三路從望江門、武林門、鳳山門竄入杭城,杭州淪陷。1938年初,逃難至金華的黃立本前去應考國民黨第一軍無線電報務人員訓練班,進入陝西鳳陽學習無線電報務知識,不久又入國民黨第三戰區戰時幹部訓練團,畢業後在國民革命軍第51師從事部隊政工工作。國民黨蔣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導致家國淪喪,山河破碎。黃立本憂心忡忡,報國心切,隨即投入浙江保全團,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41年,黃立本在浙江保全一團任連指導員,宣傳抗戰形勢,把政治教育與識字教育相結合,提高了浙江保全人員的文化覺悟。期間,祝更生繼黃立本之後也到浙江保全一團從事軍隊政治教育工作,黃立本與祝更生相識,兩人志趣相篤。1942年初夏,祝更生出任諸暨縣璜山區區長,黃立本也隨即離開部隊到璜山區署工作,任區總幹事,掌管區財政。隨著國民黨在浙贛戰役的失利,浙贛鐵路沿線的諸暨縣城第三次淪陷了,日軍在諸暨建立據點,燒殺虜掠,無惡不作,不斷進犯通往嵊縣、天台、東陽的交通要道——璜山。黃立本隨祝更生活動在山高林密的璜山東白山區,與日寇作頑強的鬥爭,並曾率區自衛隊深夜襲擊日寇在諸暨街亭的據點,使日軍為之喪膽。1944年,出任諸暨縣長的祝更生任命黃立本為縣財政稅務局局長,具體分管鹽稅徵收。在黃立本的努力下,極度危困的戰時經濟漸有起色,縣財政井然有序。黃立本還積極籌措抗日經費,保證了敵後抗日鬥爭所需的各項經費開支,深受祝更生賞識。
1945年8月,抗戰勝利,萬民歡騰,流亡陳蔡鎮的諸暨縣國民政府也將要回遷縣城了,黃立本興高采烈地忙碌著。此時的諸暨,地方財政極度困難,身為縣田糧處副處長及捐稅稽徵科科長的黃立本,終日四處奔走,多方籌措,終使諸暨縣戰時經濟得以恢復。中共上海局張執一、中共浙東黨組織曾多次策反祝更生棄暗投明,農工黨浙江負責人李士豪也受中共委託,多次聯絡祝更生準備在諸暨舉事。這時,國民黨省政府主席沈鴻烈以祝更生“剿匪”不力和有重大“通匪”嫌疑為藉口,於1948年夏撤免了祝更生的縣長職務。 “一朝天子一朝臣”,黃立本的縣田糧處副處長要職(處長由縣長兼任)也隨著祝更生的去職而被他人替代,一項幾近實施的義舉也就此夭折了。
三
黃立本追求進步,憂患國事,經常與邊美棠、周萌、楊漢升、徐頌周等聚會談論國事,為抗日救亡奔忙。1942年5月,隨著諸暨的第三次淪陷,諸暨當地唯一的報紙《諸暨國民報》亦被迫停刊,諸暨幾乎與外界斷絕了聯繫。中華解放行動委員會(農工民主黨的前身)成員邊美棠、周萌等多次討論籌辦報紙,在爭取到國民政府諸暨縣長祝更生的支持後,終於在1944年8月辦起了《諸暨報》,社址設在陳蔡鎮,楊漢升任社長,周萌任編輯。《諸暨報》及時報導國內外重大政治、軍事訊息,轉發中央社及外國通訊社的電訊,極大地鼓舞了愛國軍民的士氣,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邊美棠利用任縣政府主任秘書職務之便,以縣政府名義發文,由縣國民兵團的“軍事遞步哨”將《諸暨報》傳送到縣政府、直屬機關及區、鄉、鎮公所、學校等。《諸暨報》真實客觀的報導,使黃立本進一步了解到,國民黨在民族危亡的重要關頭,逆勢而行,抗日不力,卻大肆叫囂“攘外必先安內”,在全國範圍內掀起反共高潮,至使國土大片淪喪。黃立本進一步認識到:是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闢敵後根據地,與日軍展開殊死戰鬥,最終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蔣介石為了獨占抗戰勝利的果實,在和談的幌子下,悍然發動內戰,致使人民民眾重又陷入戰爭的苦海。1946年初《諸暨報》改名為《國民新聞》,繼續真實、客觀、公正地報導了上海、北京等地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民主運動,特別是“下關慘案”和“李公朴、聞一多血案”的事實真相見諸報端後,黃立本震驚了:剛結束外侮,蔣介石就操戈同胞,居然對手無寸鐵的李公朴、聞一多教授痛下殺手。他怎么也想不通,要和平、要民主,到底有什麼錯? 黃立本內心深處更加痛苦:蔣介石假和談、真內戰,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又該怎么辦?自己忠心報效的國家無力挽救蒼生疾苦,反而陷人民於無休止的戰亂。個人的力量是這樣的微不足道,黃立本彷徨了。他經常與邊美棠、周萌、楊漢升等傾吐心中的鬱悶。1947年,黃立本與邊美棠、周萌、楊漢升、黃春水、宣季蓀等義結金蘭。與志同道合者結成異性兄弟,繼爾吸收為農工黨員,這是當時處於白色恐怖下的農工黨諸暨地方組織發展組織活動的一種隱蔽方式。在周萌、宣季蓀的介紹下,黃立本加入了中國農工民主黨。這批追求進步的熱血青年經常為國家命運的多舛憂慮奔波。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軍在多個戰場向國民黨軍隊展開全面戰略進攻, 1948年中共發出“五一”號召,農工黨與其他各民主黨派、無黨派立即聯合通電全國,表示擁護中共“五一”號召。黃立本等人無比興奮,決定回響農工黨中央擴大會議通過的《政治決議》,“本黨應加緊團結南京統治區的農工平民大眾,與解放軍並肩進行堅決的革命鬥爭”。在黃立本杭州下城區岳家灣28號家的“吃飯間”內,經常有四、五個人圍坐在一張大理石台面的方桌四周,一邊搓麻將,一邊小聲地談論著……談著談著,往往各自停下手中的麻將牌,將身子緊湊在一起,秘密地商議著計畫與行動,黃立本的家人通常各自回房“休息”。時過午夜12點,黃立本的妻子總是準時“起床”,去到廚房做好點心給他們端上。1948年夏,在農工黨諸暨地方組織的聯繫下,黃立本到寧波花紗布公司開展土特產捐稅稽徵工作,期間還經常往返杭甬參加農工黨的聚會活動。1948年底的一天,在《東南日報》館從事報務工作的二弟黃立德值完夜班,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岳家灣,只見飯廳的燈亮著。黃立德心裡一下子明白了,肯定是大哥黃立本與農工黨的朋友又在“搓麻將”了,就如往常一樣逕自回到了臥室。不大一會兒,黃立本敲開了二弟的房門,低聲問道:“路上好不好走?”二弟會意答道:“戒嚴了,查得很緊。”“你是怎么回來的?”“有通行證。”這簡單的一問一答,讓黃立本立時明白,此刻,同志們的安全撤離已很危險了,無論那位同志,都可能在回家的路上出事。黃立本向二弟借了通行證,並索要了通行證的口令,安排大家平安轉移,直到第二天傍晚才將通行證還給二弟。自此,他們又多了一個躲過戒嚴繼續活動的法子。岳家灣一帶老房子、破房子多,是個平民區,生活著社會的下層人物,進進出出的人一般不太會引起國民黨特務的注意,從此,岳家灣黃立本的家也成了農工民主黨的一個聚會聯絡點。
四
1948年秋,祝更生走馬上任國民政府松陽縣縣長。松陽縣位於甌江上游,境內松古盆地是處州(今麗水)各縣中最大的平原,素有“處州糧倉”和“處州吃糧靠松陽”之美譽。然在國民黨長達20餘年的統治下,松陽卻出現了“金松陽,炊斷糧”的悲慘景象,民不聊生。祝更生遵照中共浙東臨委的指示,積極籌劃松陽起義。起義要取得成功,武裝和錢糧必須掌握在親信手中,為此,祝更生盛邀黃立本助一臂之力。此時,黃立本膝下已有一兒一女,兒子才3歲,女兒還不足1周歲,嬌妻余孟苑又體弱多病。家庭的責任、國家的興亡,令黃立本一時難以抉擇。但一向傾心革命的他,此時已是一名農工黨員,在徵得組織同意之後,毅然於1949年初前往松陽任松陽縣國民政府主任秘書。為進一步控制地方錢糧,祝更生將田糧管理處副處長陳某撤職,委任黃立本負責田糧工作。祝更生向黃立本吐露心聲,準備率部在松陽舉旗起義,棄暗投明,誓言要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參加人民解放戰爭。得知祝更生“不日就要舉事”的口授後,黃立本油然升起“士為知已者死”的豪情,作為一個農工民主黨黨員,貫徹“本黨應加緊團結南京統治區的農工平民大眾,與解放軍並肩進行堅決的革命鬥爭”的精神,實現鄧演達先生未竟的事業。黃立本傾吐了深埋心底的肺腑之言:國民黨軍隊在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中節節潰敗,已丟失了“半壁江山”,而人民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不斷向南推進,解放大軍渡江南下指日可待,國民黨蔣家王朝即將覆滅。深明大義的傅作義將軍率部起義,北平和平解放,使北平免遭了兵燹之苦,我們何不效仿傅將軍,為天下蒼生造福。事實上,黃立本在諸暨時對祝更生與中共地下黨秘密往來,傾向革命早有覺察,只是心照不宣地竭盡全力輔佐祝更生。松陽不日即將起義,成為祝更生主要骨幹的黃立本,深感任務艱巨,責任重大,秘密參與起義的策劃和部署,周密地籌集、調撥所需軍糧,部署下屬藏糧於民,將上百萬斤糧谷分散儲存到玉岩山區一帶,以保證軍需供應和生活給養。起義前的各項準備工作正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五
1949年3月上旬,中共浙東臨工委派路南黨的特派員卜明、浙東遊擊隊第六支隊支隊長應飛接應松陽起義。11日深夜,祝更生手提燈籠去三都鄉淡竹殿與六支隊領導秘密會晤,並連夜趕回縣府部署起義。3月12日午夜,祝更生率部起義,將國民黨浙東師管區徵兵部隊100餘人槍繳械,隨後到城郊迎接卜明、應飛。13日晨,祝更生率自衛總隊、武裝警察及縣府400餘人莊嚴宣布起義並發表《告全縣同胞書》,並通電全國宣告松陽解放。起義部隊300餘人改編為松(陽)宣(平)遂(遂昌)人民游擊支隊,並成立了中共松宣遂工委和松陽縣人民政府,黃立本任松宣遂游擊支隊秘書、松陽縣人民政府秘書,主要負責繁重的武裝起義後的軍需調撥,計畫發配等工作。黃立本參加起義後,曾向人民政府縣長祝更生(解放後加入了農工黨)表明心聲,激動地說:感謝共產黨挽救了自己,自己終於從“一個國民黨的佐治人員成了一名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幹部”。黃立本意識到:松陽起義,好比一把利劍,刺進浙江國民政府的心臟,國民黨反動派絕對不會善罷甘休的,一場更大的暴風雨就要來臨了,唯一令他無法割捨的是遠在西子湖畔的雙親和妻兒。他托杭州同鄉江某、汪某帶給父親一便箋,簡單地寫著“我外出經商了,事完就回來,請不要為我擔心。明兒和阿囡就拜託您老了!” 明兒和阿囡是黃立本的一雙兒女,兒子才3周歲,女兒不足1周歲。
松陽起義後的第二天,麗水胡允孚也率部起義。松陽、麗水兩縣相繼起義,引起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極大震驚和恐慌。浙江省國民政府主席周嵒急忙委派李和濤重掌松陽縣政府,抽調國民黨第十一師三十三團及保全團進駐松陽,懸賞“活捉叛匪祝更生”,限期追剿起義部隊,妄圖撲滅這支新生的革命政權。為保存力量,粉碎十一師的“追剿”,3月下旬,起義部隊來到楓坪鄉梨樹下村,研究敵強我弱情況下的對敵鬥爭策略,決定松宣遂人民游擊支隊,分成兩個大隊,一大隊由林藝圃政委、祝更生支隊長率領,前往青田縣開闢新區,擴大革命活動範圍;二大隊由人民政府副縣長王桂五、支隊參謀長鄭金法和教導員耿易率領,留在遂昌、雲和邊境堅持對敵游擊鬥爭,黃立本在二大隊。
4月1日,王桂五率二大隊到達群山環抱、古木參天的楓坪高亭村,宣傳民眾,發動青年農民參軍參戰,充實革命武裝力量,以配合解放大軍解放浙西南。翌日拂曉,寂靜的山村不遠處傳來槍聲,頃刻間,密集的槍炮聲交織在一起,原來是國民黨十一師三十三團偷襲二大隊的宿營地。國民黨十一師三十三團原系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在淮海戰役中被人民解放軍擊潰後逃往金華休整的,雖是殘兵敗將,卻擁有精良的武器,受過正規的訓練,作戰經驗相對豐富。而三十三團團長王志任是楓坪根下村人,名副其實的“地頭蛇”。熟悉地形的王志任張開了天羅地網,向高亭熟睡中的二大隊官兵猛烈開火,在數倍敵軍的猛烈炮擊下,二大隊全體官兵奮起抵抗,終因寡不敵眾,彈藥耗盡,被逼縮在巷角,傷亡慘重,支隊部秘書吳鑫虎等15人壯烈犧牲,王桂五、鄭金法、黃立本等38人被捕,只有耿易率部分戰士殺出一條血路,突出重圍。
當天,黃立本連同被俘的戰士被關押在一間茅屋裡,雙腳被大鐵燎烤住,行走不便,敵人百般誘降,嚴刑拷打,黃立本沒有被嚇倒,還鼓勵戰友要團結一致。4月9日,敵人將黃立本等人關押到松陽縣城東觀音閣,晚上大擺慶功酒宴。王桂五趁看守鬆懈之機,鬆開綁在軍需主任葉強同志身上的繩索,幫他越獄脫逃魔掌。黃立本匆匆寫下僅有一句話的便條“你要把明兒和阿囡撫養大”,托帶給妻子余孟苑。這張從敵人獄中送出的紙條卻成了黃烈本烈士留給親人的最後遺言。
在酷刑淫威下,黃立本抱著“幹革命不怕流血犧牲”的信念,絕不招供。敵人見無法從黃立本口中敲出一丁點兒信息,就將黃立本等作為“要犯”押解到麗水。黃立本家屬、親朋好友聞訊後,曾在省城多方營救,當時的省政府主席周嵒、省保全副司令王雲沛也不得不出面要求將黃立本等押解到省城關押,以便有最後保釋的機會。由於國民黨勾心鬥角、派系鬥爭激烈,國民黨死硬派偽縣長李和濤竟陽奉陰違,於4月14日搶先對王桂五、黃立本等下了毒手,將黃立本殺害於麗水宣平老竹村。據目擊的當地農民回憶,在槍決前,黃立本視死如歸,雙目怒視。面對荷槍實彈的兇手,他冷冷地說道:“我身上一無所有,只剩下一包煙了,你要就拿去,除此之外,你們休想得到任何東西了,要下手就痛快些。”黃立本就義時,年僅32歲。粟裕同志曾高度評價高亭戰役壯烈犧牲的烈士們:“他們不愧為浙西南革命史上的光榮代表。”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浙江省軍區政治部追認黃立本同志為革命烈士並頒發了革命烈士證書,浙江省人民政府將烈士遺骸運回杭州安葬,還安排黃立本夫人余孟苑參加了工作。余孟苑忍受著失去丈夫的悲痛,用瘦弱的雙肩獨自挑起撫養兒女長大成才的天職。彈指一瞬間,當年年僅28歲的美貌少婦現如今已是八旬老嫗,身患癌症動過腹部外部大手術的老人安詳地坐在輪椅上,面對筆者說起丈夫的臨終囑託,還是那樣的刻骨銘心,不斷喃喃自語著:“這張紙條,一直在的,多次搬家,找不著了。”事實上,這張紙條的每一個字都深深地印刻在老人的心裡,伴隨終身。
黎明前的黑暗已經過去,祖國正欣欣向榮地建設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業,共和國永遠不會忘記為新中國的誕生而前仆後繼的仁人志士們,黃立本烈士用鮮血和生命譜寫的絢麗篇章,永駐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