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盒子與“雅集”
中國書畫作品與賞玩者的關係跟現代美術館的情境全然不同。文人書畫裡一個最常見的字眼是“玩賞”。中國的“玩賞”講究在時空里流連忘返，漸進佳境，而不要求震懾觀眾。現代美術館的淵源來自市民的公共空間，因此它面對的是一個抽象的“大眾”。文人書畫的淵源則是士大夫寄情之作，因此面對的觀眾是懷有相同抱負的“同仁”，作品以個性感觸個性；即使感時憂世，亦不以公共主題為標誌。玩賞之愜於心不外是流連於好時光里，時光之好在於得“時”與得“意”。中國傳統書畫，最值得自傲之處就在於所有從事者都是文人，所以他們可以在技藝上角力，在心性上酬唱，在書法、詩文、繪畫共同構成的意義領域內切磋琢磨，而不必在意那假定中的、空洞的“公眾”。
中國書畫本無專門供展覽之場所，書畫之品鑑賞玩大多為書齋之事，然而中國書畫的觀賞卻也並非純然私人化的，因為在文人畫抒懷譴興的傳統之間，還有壁畫，以及“凌煙閣”這樣的歷史性、公共性的圖像製造。同時，中國文人公共生活中極為重要的一幕是所謂“雅集”。黃盒子要討論的是中國的觀賞經驗與現代博物館制度的關係，雅集也是黃盒子的研究主題，我們可以雅集為例嘗試著論述之。
雅集酬唱應和，以文會友，盡得遊戲之樂。更為關鍵者，雅集於遊戲中，容今日所謂之創作與展示、觀賞與批評於一體。由此，雅集之於當代藝術，實有許多可資參照、修正之處。
其一，雅集各有緣起、興頭，卻不設今日所謂的學術主題。興頭是起興之由頭，或物或景，或典故或時節。興頭是起點，起興後方向思緒是開放的；主題卻是目的，是被規定的思考之方向和終點。
其二，無“作者”和“作品”。雅集中人即情即景，酬答唱和，應對即興比意圖更重要，眾人共同構成一個“局”。雅集中人既為做局之人，也是局中之人，在創作過程中直面具體對話人，與所有人分享共同的情境，應和天地時節所引發的興頭。同樣，雅集眾人酬唱應對而形成的詩文聯句或書畫合作，也並無隱藏在作品後的 “意圖幽靈”，故而無須闡釋者而只有品評客（只有共同情境才無須詮釋，才可推進至品評狀態）。
其三，無策展人和虛擬的“公眾”觀念。雅集只有主人而無策展人，因其發生在日常場景之中，並無一個規定性的展示空間與制度相對應；雅集眾人皆相知、親熟或者聞名之具體人士，並非一個被驕縱、同時有被綁架的抽象“大眾”，也非源於基督教精神的沉思的、被啟蒙的同樣抽象的“個體”。雅集中人皆局中人，所創製與享受者首先是眾人共同在場的情景境界。局外之人在現場之外，僅得傳聞與手跡。其四，雅集中人守禮而非遵循制度。禮是君子化民成俗之教，教化之本質是示範性的，與博物館所確立的觀看體系的規範性有根本區別。
所以，雅集中的一些重要語素可以作為“黃盒子”計畫希望追究的核心觀念：興頭（而非主題）、遊戲（而非創作）、即興（而非創意）、親熟（而非膜拜）、作局（而非作品）、情境（而非空間）、酬答（而非互動）、品鑑（而非詮釋）、同仁（而非大眾）、參與者（而非作者）……
這一切都是中國古典觀賞經驗中的精髓，可以幫助我們建立一種問題視野，“黃盒子”計畫本身就是希望建立一種重新反思當代藝術和視覺文化的視野。
黃盒子
“黃盒子”是由中國美術學院發起，為應對“白盒子”機制而提出的一系列當代藝術創作與展示計畫，旨在探索一種中國式的展示空間與觀看機制。這一概念的提出，既是對傳統中國式空間的一種展示學探索，又是對文人書畫精神的一種當代藝術的詮釋。2005年，“黃盒子”計畫在台北市立美術館成功舉辦了“黃盒子：台灣當代書畫展”，該展致力於在美術館既有空間中再造一個中介空間，藉以呈現出中國傳統觀賞經驗的一些具體格式。在此基礎上，“黃盒子”當代藝術與展示計畫又將邁出關鍵的一步。
喜馬拉雅藝術中心館長沈其斌指出，喜馬拉雅藝術中心的立意，是要打造一個“黃盒子”。西方的美術館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發展成為“白盒子”，即以作品為中心，隱去美術館的建築空間，強調藝術的純粹、學術，凸顯了藝術的精英化。而“黃盒子”，就是要讓藝術與生活、自然、商業打通。這個理念來自中國的傳統文化。在中國古代，藝術與生活、與大自然是融為一體的。如王羲之記載的蘭亭聚會就是這樣。又如中國文人所創造的手卷、扇子、園林等，都是這種藝術與生活、與大自然融合的結晶。近代中國經歷的西學東漸打斷了這個傳統。要恢復這個傳統，打造這個“黃盒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