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人
黃河河套人文史我國的黃河河套是中華“現代人”——蒙古人種的搖籃。華夏先民“河套人”在距今二萬年前從無定河邊走來，在內蒙古清水河（今托克托）以東、和整個大中華地區繁榮壯大。據郭沫若 《中國史稿1》：“內蒙古自治區黃河河套地區的薩拉烏蘇河兩岸和寧夏靈武水洞溝是“河套人”活動的地方。從發現的人類頂骨和股骨化石看，（與亞洲尼安德特人/巨人相比）他們還有一些原始性，但已接近於一般現代人，可能是現代人類的 直接祖先。”“當河套人居住在薩拉烏蘇河兩岸的時候，河兩邊有廣闊的草原和湖泊，河湖的附近生長著（繁茂的）樹木和叢草。林邊的曠野上有成群的原始野牛、大角鹿和赤鹿，還有羚羊、野驢和野馬等。駱駝和水牛業生活在河的兩岸。……。”
遠古的“河套人”被古人類學家張森水和古希臘東方史學家稱作“獵羊人”。其後，以生產大批量的“細石器”為特長的晉北“峙峪人”，則被考古學家和外史稱作為“獵馬人”。
“從人種上說，我國原始社會的居民大都屬於蒙古人種，並形成蒙古人種的一些支系。”…考古證明“我國是蒙古人種的發源地，也是蒙古人種各分支比較集中的地方。…”比如仰韶文化的居民，接近於蒙古人種中的南亞系和遠東系；東北吉林長春地區古墓中的人骨，經鑑定屬於北亞蒙古人種的通古斯族。山東大汶口文化的居民體型基本上屬於蒙古大人種，接近玻里尼西亞人。甘肅齊家文化的居民接近於現在的華北人。“山頂洞人”的祖先——河套先民，以優良傳統締造了東亞華夏民族，延綿至今。
（以上”河套（新智）人“，與東亞中華蒙古人種的“直接祖先”的論述，見197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郭沫若《中國史稿》第一冊中有關章節： 第14--51頁之19頁、37頁；亦見於2009年中華書局出版、中國國家博物館主編的 《文物史前史》第一章第七節，等等。）
史前文化
“中國新石器晚期文化----龍山文化，是指約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之間的‘英雄時代’或‘軍事民主時代’。史前的堯舜禹聖君時期（距今5000—4000年），中原龍山文化的居民已經能生產簡單的銅器。臨汝煤山遺址、登封王城崗城堡、襄汾陶寺遺址相繼發現了煉銅坩堝、銅片、與銅鈴。“這一時期(成熟)的（原始酋幫社會）文化是向文明過渡。形成一些大集團，如中原龍山、山東龍山、良渚文化和紅山文化等。”同時期“匠人營國”，“築城以衛君，築國（廓）以守民”。“出現了一定規模的城堡，和集軍權、神權於一身的顯貴，出現了禮制。”
“中原龍山文化的禮器較為發達。陝西神木石峁遺址出土的大批玉器，其中有牙璋、鉞、戚、戈、圭、璧等。在襄汾陶寺遺址的大型墓中，出土了成套的彩繪陶器、彩繪木禮器和磬、鉞等玉石禮器。掌握這些禮器的是擁有特殊權力的顯貴人物。”
“龍山文化、江漢屈家嶺文化、江淮青蓮崗文化、蘇北、山東大汶口文化和浙北、蘇南良渚文化，均屬於父系氏族社會”馬家窯文化（母系氏族）和齊家文化（父系氏族）是受仰韶文化的影響而發展。但在年代上，均較晚於同時期的中原文化。
（關於新石器晚期（銅石並用時代）堯舜禹時期中原龍山文化，以及與文化考古分類的觀點，亦見2009年中國國家博物館主編的 《文物史前史》第106頁。）
陝北榆林
我國春秋時期，陝北西部今定邊縣與寧夏鹽池縣境內和已經出現了遠近馳名、並見於古史的 龜茲鹽池。
“戰國八雄”之一的河北 中山國人的主流是春秋戰國時期源於陝北榆林膚施城（今魚河）的北狄族白狄姬姓人。戰國初年，陝北姬姓白狄人東渡遷徙，與河北正定的鮮虞氏妧姓聯盟。與山西昔陽肥氏、河北晉縣鼓氏，以及山西盂縣仇由氏在河北正定縣境內建立了中山國。戰國中山與西漢中山國故地的劉姓封國，曾擁有舉世矚目的以“錯金銀工藝”為代表的燦爛的青銅文化。
（以上據2007年廣西師大版的段連勤教授之 《北狄族與中山國》，與1988年榆林政協杜相唐之 《榆林大事記》）。
最早於我國秦朝，延至我國隋唐盛世，河套“河南地”的陝北一直都是我國歷史地理學家 史念海學派以太行山、渭北平原為“農牧分界線”核定的“半農半牧區”。秦統一全國後，秦上郡的千里行政轄區掌控了自銅川市北郊，至內蒙古準格爾旗之間的全部山川河流與水陸耕地草場。河套陝北的今榆林線南端魚河鎮，即是都城長安以北全國36郡中之“上郡”的治所膚施城。河套陝北的秦上郡23縣居民奉中央詔命墾荒定居，以今榆林、神木府谷為中心的“新秦中墾區”最盛時，軍墾人口達到過200多萬。長期定居河套陝北墾區的居民，從西漢無定河之北的虎猛縣而得“虎姓”、以白土縣而得“白姓”；以漠北貝加爾湖平原南歸的北狄高車人的高望縣、高奴縣而“高姓”；以今榆林神木之間的“新秦中”墾區而得“秦姓”，……。
西漢高祖劉邦以嫡親公主北嫁匈奴冒頓單于以後，漢匈之間“和親協定”雙方世代“約為兄弟，互不侵犯”。此後的漢武帝年間，漢皇室姻親呼韓邪單于與北匈奴決裂率部南下，在河套內外辛苦經營。
西漢時期西北的軍事屯田西漢早年，近現代榆林縣轄內的古神銜山周邊一帶，有被西漢漢武帝設為八大官馬場之一的“天封苑”。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漢武帝詔準我國西域的一批龜茲國農人與工匠遷入西漢上郡，今魚河以北的歸德堡地方被設為安置龜茲人的上郡屬國城。漢元帝元年（公元前48年）龜茲人自行向北遷徙，進入了長城邊境線上的上郡鴻門縣與鄰接的西河郡白土縣境內。（據《漢書》載，上郡龜茲人“降胡，萬人亡入匈奴”）。
(以上據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林乾教授 《匈奴通史》；2006年廣西師大版馬長壽 《北狄與匈奴》）。
漢代龜茲國人崇拜、篤信當時古波斯傳入中亞大夏國貴霜人的古祆教（拜火教）教主的神秘聖火。漢朝時在今榆林古廟梁一帶（今榆樹灣煤礦周邊）掘井，深井中會自動噴火。先民驚駭，以為祆教主為世間萬物洗禮的“聖火”秘藏於此井中。故虔誠地前來膜拜聖火、奉請回家。久而久之，名聞於河套內外。
（以上據2009年哈爾濱出版社張晗譯 《馬可波羅行紀》第31—33頁“波斯大州”與“三王歸來”。）
於西漢漢宣帝（公元前61年）前後，進入匈奴境內的龜茲人在新定居的龜茲村落中修建迎奉祆教主的火井廟（祆教火井祠，今古廟梁），成為一方地標。同年龜茲人組軍從國，出擊西羌。東穿漢建武年間（公元35年），朔方刺史巡視并州境內的獨樂（今米脂縣北）、鴻門（今榆林縣）二縣，為鴻門一帶的龜茲人設膚施侯官、龜茲屬國侯官。同時期設定了南鄰西河郡白土縣的圜陰縣。東漢陝北龜茲屬國----龜茲縣是陝北長城線上榆溪河畔榆林縣最早的縣一級行政建制。公元50年，漢朝廷下詔南匈奴單于遷入西河郡美稷縣，朝廷委派了漢族中郎將以監護。
來自西域龜茲國的陝北龜茲縣白姓龜茲人歷代生息在火井廟周邊的河套地區。史家馬長壽教授、史念海教授等認為，陝北龜茲縣白姓“是此後北方晉陝地區所有外族白姓的源頭”。其山陝地區的傑出傳人有“安史之亂”中帶兵勤王、收復長安的西域龜茲國世子白孝德，著名的蘇州、杭州刺史兼“詩王”白居易，中唐宰相白敏中等等。西域內遷今河套陝北的龜茲人在內遷聚居地的今長城線上的古城灘地方，與匈奴聯姻、與邊地的漢族聯姻。憑籍先進的耕作技術和匠藝方式一代代繁衍，遷入遷出，對地方經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優良影響遍及整個大中華。
（以上據（漢）班超 《漢書.地理志》與葛劍雄博士 《西漢人口地理》部分章節）。）
據（南朝劉宋）范曄 《後漢書》卷89 《南匈奴傳》記載：[1]西漢時期，朔方屯右賢王、五原屯當於骨都候、雁門屯左南將軍。“韓氏骨都候屯北地郡”，子孫、屬民得“韓姓”，胡衍骨都候屯雲中，郎氏骨都候屯定襄、栗籍骨都候屯代郡，子孫、屬民得“胡姓”“郎姓”與“栗姓”。西河郡美稷縣（今準格爾縣和神府大柳塔一帶）因安置匈奴貴族的民族管理，東漢末年被設為“南單于庭”。
南北朝時期鐵弗匈奴的大夏國（公元407年—431年）亡國後，東臨大夏國廢都統萬城的龜茲縣，與上郡休屠胡酋金崖，與上郡屠各隗詰的內屬部落互相為鄰，在陝北古長城沿邊獨立經營。東漢龜茲縣城址，經受了長達300多年的南北朝動亂的龜茲故城，又被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 《水經注》引為當地地標。
中世紀兩地
我國漠北的突厥汗國時代，在世界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其一、漠北草原部族自突厥汗國開始，有了自己民族的官方文字——古突厥文；二、自突厥成立汗國後，中亞草原以及西域諸 城邦國開始與蒙古草原的突厥人合併為一個國家。前後突厥整合的時間有達100多年；第三，突厥汗國之前，我國北方草原的遊牧部族，匈奴汗國與柔然汗國尚處於落後的奴隸制。而突厥汗國立國時，由牧區發達的商品經濟和各族牧民起義推手，已經發展成為軍事封建制的漠北遊牧汗國。
中世紀源起於我國阿爾泰山西北葉尼塞河上游的草原突厥汗國的建立者，為伊利可汗阿史那.土門。突厥語中的“土門（對音：Tuman）”與古代匈奴單于“頭曼”、與後世蒙古語的“土默特”出自同一語源。是“萬騎”、柔然/鮮卑的“万俟”，即“萬人”或“萬人長”之義。而突厥時代的“伊利可汗”（對音：IlQagan），意思為“同盟體首領”、“國王”。
隋朝開國後仿照西魏與北周先例，亦與突厥汗國聯姻。隋太子楊廣奉詔北出雁門巡邊，在河套榆林郡（今內蒙古前套托克托西南）與盛樂城裡，傳出過與楊廣與東突厥可汗共同開發河套至渤海灣一帶“驛道”的佳話。
公元630年東突厥戰敗亡國，唐太宗於河套與河南地安置南歸的中華人與突厥內附人口120餘萬口。陝北夏州（今陝北三邊/內蒙鄂托克前旗、烏審旗）是東突厥貴族將領阿史那思摩（李思摩）所部的羈縻地。其後李思摩從唐太宗征討薛延陀汗國、征討高麗。公元641年唐太宗詔令李思摩率所部十多萬人，北上建牙於水草豐美的前套故定襄城，協助唐朝官吏經略漠北。
自公元630年以來從漠北南附的粟特胡部（西胡人）一直居住在靈夏二州與定襄都督府六州內。公元679年（高宗調露元年）， 粟特胡部再次南渡，移居於靈州、夏州之南境，唐朝於此設定魯州、麗州、塞州、含州、依州、契州的“六胡州”。以唐人為刺史的“六胡州”建制，一直延續到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時止。唐高宗/武后期間，寧陝甘高原的党項羌人自行以18部落20萬人北上無定河一帶駐牧。公元722年，六胡州長康待賓率部發動“六州胡起義”。唐長安準兵部尚書 張說遠遣參加起義的“六州殘胡”五萬餘口，於黃河中游/淮河流域的許州、汝州、唐州、鄧州、仙州、豫州定居。
唐初葉，唐廷統治漠北的瀚海都督府設定在貝加爾湖一帶的回紇部落中，公元660年以後漠北鐵勒九姓、九姓葉護與回紇，年期滿，東突厥內附人民可以自主選擇民族前途。公元679年，曾任職於定襄城可汗地雲中府的東突厥末代頡利可汗的族人、突厥吐屯啜（將軍） 阿史那. 骨咄祿帶領生長於河套的家人、子侄等17人起義北上，前往公元663年設定於土拉河畔的唐瀚海都督府。公元682年 骨咄祿自立可汗復國，大肆擴張，與欺滅突厥的漠北各姓爭戰。
公元683年底唐高宗去世。女皇武則天廢殺章懷太子李賢，忙著從兩個兒子中宗李顯、睿宗李旦手中奪權。於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年),雲州突厥人阿史德元珍占領單于府北邊，進攻并州，遭到了代州都督 薛仁貴派兵鎮壓，斬首萬餘級。683年後突厥人攻嵐州、雲州、定州、媯州。圍單于都護府，攻蔚州、豐州；685年以豐州為駐地，南攻朔州、代州，忻州，東出昌平。西占鄂爾多斯、黃河以西及以北。侵擾朔州時“多掠人、吏”。
後突厥默啜可汗在位15年，發動對外戰爭25次。其兵士主要是突厥人和鐵勒人民。當默啜東西拓地萬餘里，控弦之士四十萬，超過頡利時期之盛時，漠北人民在多年兵役壓迫下，已對之痛恨入骨。
回紇、同羅、霫、拔野古、仆固等五部叛亂突厥、投降唐朝，被安置於大武軍（代北之北）。後突厥於此中衰。
史書記載，後突厥早期，唐玄宗也曾刻意，向正在與鐵勒諸部激戰的後突厥增援。旋即再派遣大軍分左、中、右三路，從朔州、勝州、涼州出發，“各領馬匹五萬人，（意圖）與鐵勒九姓計會”。被後突厥軍在陰山阻斷。…，…。
中世紀的野蠻在於中原王朝殘酷的民族政策，與漠北軍事奴隸主復辟以後，對漠北人民殘酷的征服與掠奪。
（以上據馬長壽教授 《氐與羌》、 《碑銘所見前奏至隋初的關中部族》、 《烏桓與鮮卑》，周偉洲 《漢趙國史》、 《敕勒與柔然》、 《南涼與西秦》、《吐谷渾史》等專著。）
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的土耳其國家館展示一尊巨大的“ 闕特勤 ”石碑，揭示了土耳其突厥人的先祖族源。墓碑的主人“闕特勤（親王）”，本人籍貫在我們黃河河套定襄城（今呼和浩特）。是後突厥汗國開國可汗 阿史那. 骨咄祿的次子、後突厥 芘伽可汗的胞弟 闕親王。
與唐玄宗李隆基同庚、出生在河套 盛樂可汗城的後突厥毗伽可汗（tangribilgaqaghkan） 默棘連（—公元734年），是漠北一位溫和、賢明的青年君長。他聽從謀臣的暾欲谷的外交主張，不與唐朝正面衝突。即位不久，就向唐請和。還連年遣使向唐貢獻方物。後突厥大臣頡利發於公元725年（開元十三年）還得到了扈從唐玄宗東巡封禪泰山的榮幸。
唐開元15年（727年）秋，久有野心的吐蕃統治者致書毗伽，約他共同發兵入侵瓜州（敦煌）。毗伽耽於與中原歷來的依存關係，不予聽從。反而把吐蕃來書遣大臣梅錄啜入唐上獻。“九月……丙戍，突厥毗伽可汗使其大臣梅錄啜來朝。”（見《舊唐書》卷八開元十五年下）。為了大唐朝廷與”天可汗“李隆基的安危，後突厥毗伽可汗義無反顧。
唐開元19年（731年）闕特勤陣亡。《故闕特勤碑》的漢文碑銘由唐玄宗“御製御書”。碑石以古突厥文字和漢字銘刻，至今矗立在外蒙古鄂爾渾河的碩柴達木地方。唐朝還派遣大內高級工匠，為漠北鄂爾渾河岸邊的倆兄弟修築了壯觀的陵園。闕特勤陵園與毗伽可汗陵園，也成為蒙古國與土耳其國共同擁有的國寶級的珍貴歷史文物。
三年後，默棘連毗伽可汗在知天命之年，被大臣梅錄啜毒殺：“…二十二年（734年），小殺（設）為其大臣梅錄啜所毒。”（見《舊唐書》卷一九四）。後突厥內亂。唐玄宗命左羽林將軍招撫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九姓鐵勒部落。另立可汗。後突厥西葉護、西設率將士護送可汗宗室歸唐，唐玄宗在長安興慶宮的“花萼樓”歡宴、賞賜南歸的後突厥諸首領。當後突厥毗伽可汗妻骨咄祿婆匐可敦率眾歸唐後，大唐封為” 賓國夫人“，每年供給“粉直”20萬。
（以上據廣西師大版段連勤 《丁零、高車與 鐵勒 》、周偉洲 《唐代党項》、馬長壽 《突厥人和突厥汗國》、楊聖敏教授 《回紇史》等北方民族史專著。）
中世紀初鮮卑寂滅、此後北方契丹遼朝消亡。相傳東歸的唐中葉大同節度使、西突厥沙陀人李克用的麾下有“十三太保”（義子），分別是古羌張姓、烏桓王姓、南匈奴劉姓、昭武/粟特大族：康姓、何姓、安姓、史姓、米姓、石姓等等。
當五代土默特/大同沙陀李克用/漠北回紇國後裔——汪古部合兵成吉思汗，汪古部酋長榮膺為蒙元帝國的開國貴族——監國駙馬趙國公。其後世漢姓，除了沙陀朱耶人最早獲得的唐皇室李姓，還新添了蒙元時期完成漢化的淨州馬、趙、汪、景（汪古族景教徒）等河套漢姓。
河套汪古貴族對於華夏民族的文化開拓，也似乎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相傳南宋恭帝/元瀛國公/西藏薩迦寺高僧合尊——趙㬎（xiǎn）（公元1271年—1323年5月）青年時出家西藏，超度南宋的故國軍民。晚年時以高僧身份外出講經。北上河西駐錫甘州山寺（元時稱十字寺，即張掖大佛寺），時為汪古部居延趙王封地。汪古籍趙王曾以本族回回女子邁來迪奉迎。晚年的瀛國公與回回女邁來迪生有一男孩。時值元武宗長子周王和世琜（後為元明宗）流亡西北，過甘州山寺見瀛國公幼子。喜將其母子收養。元明宗與邁來迪在“元兩都之爭”中，雙雙蒙難於上都（今錫盟正藍旗）之後，元朝貴族將元明宗的養子、邁來迪所生的妥歡帖睦爾從廣西召回，立為元順帝。元順帝妥歡帖睦爾是國祚只有100多年的元朝三位執政時間超過20年的皇帝之一。開國帝成吉思汗執政21年，忽必烈大帝執政34年，開拓北元的元末帝妥歡帖睦爾執政達到了35年。……。
也許傳說無法考證，北方邊疆主流民族與華夏中央之間的向心力卻是中外任何人都不能忽視的。
近代陝北榆林
明代初年“（明）洪武四年，大將軍湯和攻（鄂托克旗/榆林可可蓋）察罕腦兒（湖）”一帶（忽必烈大汗的行營）。…獲猛將虎陳，定今東勝、置延安、綏德二衛。明代陝北二衛軍籍於此為始。”“（明）洪武九年，太祖（朱元璋）詔山西汾州四縣、澤州五縣、潞州八縣，平陽府三十四縣，共51縣之民於河西，任土墾田，世業其家。並置綏德衛指揮使司。”“同年，遷江南上江之軍於其地，立屯田法。”“…設榆林莊，為綏德衛屯所。”“綏德衛指揮使司”榆林莊，是山西移民在河套地區最初的“僑治治所”。“（明）正統二年（公元1437年），元人南侵入套，東勝失守。都督王禎築榆林城。”古城榆林自此開埠。
按照我國堯舜以來沿襲的皇族封爵/異姓封爵制度，二十史中記載了明朝榆林衛對地方經濟建設和戍邊衛國建有功勳的貴族的封賞記錄。據杜相唐輯錄的《榆林大事記》，在明代陝北榆林府歷任總兵、巡按和朱明貴族軍政官員之外，明廷還培養、封賜了了不少榆林草根將軍，異姓侯爵、異姓伯爵，和千戶。有史記載的是：明神府彰武伯楊信；明安邊定遠伯石彪、榆林寧遠伯任王壽、榆林武靖候趙輔、寧晉伯劉聚、延綏千戶白道山、延綏千戶湯璽等等。
公元1501年（明弘治14年）明廷保國公朱暉巡視榆林，西突厥沙陀籍工部侍郎李燧隨行總督延綏邊餉。朝廷派兵“進師延綏，在東自府谷、西至寧夏的長城線上新築圍牆，鏟山削崖，填谷湮坑，增建墩台堡寨一萬四千一百零九座，與邊牆平行，號稱二邊。保衛長城內外軍馬草場和新墾農田“。
我國南北朝早期，北方邊塞已散居有徒何人（屠何人）。徒何人最早是由烏桓族與匈奴族融合而成。拓跋鮮卑南下河套後，冀州、定州、幽州的徒何鮮卑已經是以手工藝人為主。當拓跋鮮卑建立代國、北魏統一北方，數十萬漢族“能工巧伎”與徒何人一起被遷往平城（今大同），曾經主理了北魏都城平城的繁華建設，大同雲岡石窟和大同老城自此聞名塞上。（以上據馬長壽《烏桓與鮮卑》第39—65頁）
大約於明武宗年間，朝廷工部尚書選派山西應縣木塔誕生地方著名的徒何——沙陀族工匠帶隊開赴榆林。為邊塞榆林城擴建新樓。在距今550—500多年前，先後由山西籍來援工匠為榆林府城設計、修造的凱歌樓、凌霄塔、鼓樓等，和應縣工匠主持修建的全木結構星明樓，東北望後唐時開建的應縣千年釋迦木塔，與陝北榆林地方官核准並書寫的、稜角分明的榆林星明樓的閣台楹聯相互映襯，悠悠經歷了500多年邊塞風雨的無情洗禮。
以上地方歷史文獻見榆林縣政協1988年內部出版的《榆林文史資料》（第八輯）杜相唐老師蒐集整理的“榆林大事記（夏商至元末部分）與（明清部分）。”
《五代史》載，沙陀籍鹽州刺史李國昌（朱邪赤心）之子、“飛虎子”李克用（公元856年—908年）擔任唐僖宗（）長安朝廷的檢校工部尚書兼大同節度使，是在乾符五年（公元878年）青年時。唐末長安朝廷的這一江山北望，很可以反襯當時河套基本軍民，對於華夏祖國的忠貞與地方實力。盛世大唐結束後，我國的政治與經濟中心開始東南移。當海上絲綢之路開啟，廣袤大西北的漸漸落後，改變了炎黃中華的區域格局。西北繁榮不繼。
明朝榆林邊塞全民皆兵、亦工亦墾。清代滿蒙一家，民國榆林在”‘五四運動“感召下，繼續開辦新學，鼓勵青年社會實踐，改造國家。榆林地方的精神文明與經濟文明達到了新的高度。
在各朝中央集權的管理下，自夏禹時代以來的東亞200多代地方居民，在森林與植被不被破壞的家園裡辛苦勞作，受到禮遇和保護。各族源遂人才輩出，世代延綿而縷縷不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