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杰——革命英烈
基本簡介
黃文杰(1902—1939年)，原名祥慶，乳名觀妹，號絢雲，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1925年參加革命，曾留學蘇聯，回國後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擔任黨的領導工作，歷任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代理書記、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秘書長、南方局四人領導成員。在白色恐怖的艱難環境下，他忠貞不渝，意志堅強，機智沉著，堅持鬥爭，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
人物生平
黃文杰，1902年10月6日生於廣東省興寧縣大坪區一個貧苦農民家庭。父親黃卓林，母親張氏，一向守田躬耕，祥慶兄弟4人排行第二，自幼受貧困生活折磨，目睹舊社會的黑暗現實，幼小的心靈里萌發了對舊社會的強烈不滿。
他7歲開始讀書，先人私塾啟蒙，9歲入本村培英國小讀書，曾因經濟困難，中途輟學在家務農。1920年達務國小畢業後，以優異成績考入縣立中學。
他倜儻有志，聰慧好學，追求上進，在同學中威信很高，連任縣立中學學生會會長，多次帶領同學走上街頭查禁日貨，發表文告，宣傳愛國思想，是學校中反帝愛國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
一次放假回到家鄉，得知村里大地主黃梅卿強行霸占鄰居黃坤古8分良田，他激於義憤，找上門去同黃梅卿論理，用事實揭露他橫行鄉里的惡行，表示要到縣裡控告，使黃梅卿不得已把田交還給黃坤古。黃祥慶的俠義行為，深得貧苦鄉親的稱讚。
1924年6月，祥慶中學畢業。時值第一次周內革命戰爭時期。興寧同廣東各地一樣，工農革命運動正日益蓬勃發展。
同年秋，祥慶應聘到本縣新陂國小任教，他在共產黨人的啟迪下，一面向學生傳授新文化新思想，教唱革命歌曲；一面利用課餘時間到新陂農村宣傳農民革命。
1925年春，祥慶獲悉廣州黃埔軍校招生的訊息，喜出望外，決心報考，投奔革命。但當時尚未頒發縣立中學的正式畢業文憑，又急於報考軍校，他急中生智借了興民中學畢業生黃文杰(水口人)的畢業證書去報考，結果，以優秀成績被黃埔軍校錄取，從此改名為黃文杰。不久，加人了共產黨。
是年10月，由軍校中共特別支部推薦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就讀。他胸懷大志，發奮學習，悉心鑽研馬克思理論，讀了許多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俄語造詣很深，是一位品學兼優的學生。在中山大學期間，文杰同廖承志友誼深厚。
1929年畢業後，他分配在蘇聯的伯力、海參威一帶從事黨的工作，曾寫信給家裡，闡述了革命大勢，教育家人要以勤勞為活，“要實行婚姻自由”，並寄有蘇聯的報刊雜誌。
1931年，文杰奉命回國，在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他經常出入法租界等地，以合法身份參加上海社會科學研究會的活動，宣傳馬列主義。
“一·二八”淞滬抗戰，黃文杰積極參與發動工人和廣大民眾組織義勇軍、敢死隊、情報隊、救護隊、擔架隊和運輸隊支持十九路軍。蔣介石對上海人民這一抗日行動十分忌恨，不但把十九路軍從上海調往福建，而且大力鎮壓人民民眾的抗日運動。
上海地下黨動員人民民眾同蔣介石進行鬥爭。由於受到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影響，大搞“飛行集會”、示威遊行、公開散發傳單，致使上海黨組織過於暴露，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損失，黨的工作環境異常險惡。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局為了擺脫險惡環境，由上海遷至中央革命根據地。黨中央決定在上海建立以李竹聲為書記的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文杰任中央執行局職工部部長。
這時，國民黨提出“前方剿匪，後方也剿匪”的口號，並誤認為中共中央機關還在上海，便集中藍衣社、CC、青紅幫、警備司令部、公安局等5個特務系統，聯合租界巡捕房，採取所謂‘紅旗”政策(即是訓練一批人，讀點馬列主義和進步的書籍，在民眾中偽裝積極，表示進步，從基層打進中共組織中來進行破壞活動)等卑劣手段，連續對上海地下黨發動全市性的大搜捕。
1934年6月，李竹聲被捕叛變，由盛忠亮接任上海中央執行局書記。不久，盛忠亮及其妻子秦曼雲被捕叛變，上海黨組織遭受嚴重破壞。
在這極為險惡的環境下，是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由黃文杰任代理書記、書記。他面對這尖銳複雜的鬥爭形勢，迅速整頓健全領導機關、人事組織，採取相應的步驟開展工作。
當時，國民黨特務異常猖獗，他們與租界捕房相勾結，詭計多端，四出跟蹤偵察共產黨人的活動。一次，陽翰笙在馬路上碰見了剛從北方調來的宣俠父，約同宣到田漢住處去了一次，宣俠父就被特務跟蹤上了。
黃文杰知道後，立即研究決定停止宣的活動，設法幫他擺脫特務的跟蹤，隨即指派宣到香港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原在臨時中央局發行科工作的王均予暴露了，也迅速從上海調到廣州。
在這期間，上海臨時中央局除宣傳反蔣抗日和收集情報外，還積極採取措施支援中央蘇區的反“圍剿”鬥爭。
國民黨江西德安專署專員莫雄，原系孫中山時代的老國民黨員，他不滿蔣介石的所作所為，但同情共產黨。當時，蔣介石正加緊對中央蘇區實行封鎖圍攻，為了衝破敵人的封鎖，在政治上給敵人以有力的打擊，上海臨時中央局決定炸毀南潯路上之德安鐵橋和南昌飛機場及油庫，以配合紅軍突圍轉移。
為此，黃文杰主持制訂了周密的計畫，並派出一些得力同志到莫雄那裡去，在他的掩護下完成了這一艱巨任務。同時，還在敵人的重要機關建立了幾個交通站，以保持同中央蘇區的聯繫。先在莫雄專署內和南昌市建立據點，後又在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和九江黨部設定有機關商店。
因當時上海往江西的信件，敵人非常注意，須經過嚴格的檢查。如果從南京、九江寄信、匯款，就不那么注意了；如果由國民黨中央黨部發的信，敵人就不聞不問。這樣，使上海黨組織與中央蘇區保持聯繫，支援了反“圍剿”鬥爭。
1935年2月19日，由於李竹聲、盛忠亮叛變革命出賣組織，國民黨反動派又一次進行全市性的大搜捕。上海臨時中央局書記黃文杰和組織部長何成湘夫婦、宣傳部長朱鏡我、文委書記陽翰笙、文委成員田漢、“社聯”黨團書記杜國庠等30餘人同時被捕。分別關在巡捕房地下室的幾間牢房裡。
面對這嚴重的打擊，黃文杰感到萬分痛心和憤怒。他雖然還不清楚這次大搜捕，正是他的前任——“最革命的”李竹聲和“左得出奇”的中央委員盛忠亮被捕後，投降了國民黨，當了大特務，專門從事破壞共產黨組織的叛變行徑所造成。但是，他知道堡壘是從內部攻破的，深感問題的嚴重。
為了挽回損失，當天深夜，黃文杰同朱鏡我等黨的負責人在獄中設法向被捕的同志傳達口信：大家要堅定立場，抓緊準備應付敵人的口供，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泄露黨的機密，也不要承認是共產黨員，除非到了刑場才喊共產黨萬歲。
3月6日，法租界特別地方法院開庭審訊黃文杰及其同案人，黃文杰化名李光龍，泰然自若。敵人軟硬兼施，一無所獲。黃文杰的行動實踐自己的諾言，以無聲的命令，教育和影響著同陷囹圄的難友。
同志們以黃文杰為榜樣，堅貞不屈，守口如瓶。敵人黔驢技窮，毫無辦法。後來，經叛徒秦曼雲出庭指證，將黃文杰等人引渡至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
18日夜間，黃文杰和朱鏡我、杜國庠、田漢、陽翰笙、何成湘夫婦等8人，被國民黨作為要犯在大雨滂沱中解往南京，關進國民黨憲兵司令部看守所。
同年9月，文杰被判處15年徒刑，轉押於南京郊外國民黨中央軍人監獄。這是中國最大的監獄，它按照八卦圖形建造，當中是八卦形的高亭，四周有高牆和堡壘包圍，牆外有很深的水溝，布滿一道道鐵絲網，裡面一切門窗全部用鐵欄桿隔離開。
在這“新式”監獄裡，黃文杰始終保持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和旺盛的鬥爭意志，帶領同志們同敵人展開英勇鬥爭。他寫信要家裡寄去《三國演義》《唐詩三百首》等書籍，在獄中閱讀。
面對敵人的威脅利誘，他大義凜然，堅貞不屈，並且想方設法經常同難友們保持聯繫，研究鬥爭策略，及時揭露敵人的陰謀詭計。
在黃文杰的領導下，同志們團結一致，努力為改善生活、改善環境、改善一伙食、延長放風時間、不許打罵犯人等，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黃文杰在監獄期間，始終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堅強不屈的革命氣節和鬥爭精神。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發動全面的侵略戰爭。為了全民族的利益，經過中國共產黨的努力，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按照雙方協定，
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隨即，中國共產黨在南京、武漢等地公開設立八路軍辦事處。
南京八路軍辦事處成立後，立即營救在獄同志，黃文杰被保釋出獄，留在南京辦事處做黨的組織工作。當時，辦事處一面繼續營救在獄同志，—面開始重建長江中下游各省的黨組織。黃文杰積極幫助組織部長秦邦憲開展工作。
9月26日，黃文杰代表南京辦事處，到中央軍人監獄接陶鑄、曹瑛、趙希愚等7人出獄。
9月底，黃文杰奉命同張文彬到達香港，向南委傳達黨中央的指示，很快整頓和加強了南方黨的領導力量，由張文彬留任南委書記。
同年12月中旬，南京辦事處遷至武漢，改名為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黨中央派王明、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黃文杰等組成“中共中央駐武漢代表團”(黨內稱長江局)，負責領導南方各省市黨組織開展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
黃文杰先後擔任中共長江局組織部副部長、秘書長。他積極主動協助組織部長秦邦憲重建長江中下游各省市黨組織。在黨中央和長江局的領導下，他首先恢復了南京市委，接著為重建破壞殆盡的安徽黨組織而日夜奔忙。黃文杰發現由蘇州出獄不久而尚未找到黨組織的張愷帆、林李明等在安徽無為(張的家鄉)開展抗日宣傳，迅即以武漢辦事處的名義電告張、李馬上去南京，即派張回無為開展工作。
不久，又派李世農到無為，同張愷帆、桂蓬組成中共皖中工作委員會(簡稱皖中工委)李世農任工委書記，張愷帆、桂蓬任委員。黃文杰對工委書記李世農說：“你們先成立皖中工委，以後恢復一個縣的組織就建立縣委，有3個縣委就成立特委，有3個特委就成立省委。”在黃文杰的指導下，至次年夏成立了以彭康為書記、李世農為組織部長的安徽省工委。
安徽黨組織的恢復工作剛告一段落，12月27日，黃文杰被任命為長江局駐兩廣特派員。他風塵僕僕趕到廣東，先後在廣州、香港同張文彬、廖承志、薛尚實、羅范群等一起多次召開會議，分析廣東形勢，較好地解決了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與廣州市委之間無原則的矛盾鬥爭，並對原有黨員、幹部作了審查。
為了適應南方抗戰形勢發展的需要，統一加強廣東全省黨組織的領導，他根據黨中央和長江局的指示，決定撤銷“南委”，成立廣東省委，為此，他從省委的機構設定、幹部選拔、省委成員的具體名單都作了詳細而合理的安排，報請黨中央批准。
1938年4月，正式成立以張文彬為書記的中共廣東省委。接著，他又協助省委制定黨組織工作的總方針：明確以建黨為中心，搞好黨的基層工作，堅持獨立自主開展民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向廣東國民黨當局較開明的上層人士開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廣東省委貫徹執行了這一總方針，各項工作都取得了顯著成績。
僅半年時間，黨員人數從省委成立時的1300增至近10000人。地縣一級黨組織基本上遍及全省各地。統戰工作也有新的突破，通過進步人士做工作釋放了300多名政治犯，並搞到一本國民黨的機要密碼。對此，黃文杰高興地鼓勁說：“這很好，很重要!”
黃文杰在長江局工作期間，先後恢復建立了南京、湖北、廣東、浙江、安徽、廣西、湖南、香港等十幾個省市黨的組織。此外還認真抓了黨的思想建設，把提高幹部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作為黨的建設的首要任務。他在武漢主持舉辦南方各省市、地區黨員幹部訓練班，親自擬定計畫，審定教材，親自為學員講課，培養了一大批地、縣級黨員骨幹。廣東東江特委張直心參加訓練班後，奉命回到興梅地區，為恢復大埔、興寧等縣黨組織起了重要作用。
這—年，黃文杰與地下黨員周惠年結婚(解放後，周在中共中央馬恩列斯編譯局工作，現離休)。
黃文杰對黨，對人民一貫忠心耿耿，對工作認真負責。
1938年7月，他在湖南巡視工作時，接到國民黨駐瓊崖第 152師政治部上尉科員黃集發(原中共黨員)的來信，談及瓊崖自馮白駒被捕後的鬥爭情況，並要求到解放區去工作。
文杰及時回信說：你不需要去解放區，友軍里需要人，國統區正需要人，要安心工作；有關瓊崖問題，可找葉劍英、廖承志同志，隨信附去給葉劍英、廖承志的介紹信。黃集發以此向葉劍英、廖承志匯報了瓊崖方面的情況。
193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一致通過設立南方局。南方局由周恩來、博古、葉劍英、黃文杰四人組成。10 月12日，日軍在惠陽大亞灣登入，國民黨軍隊不戰而逃。13日惠州淪陷，廣州形勢甚為危急。南方局為了應付這突然事變，特派黃文杰到廣州，指導廣東省委撤退。黃文杰面對廣州的混亂局勢，迅速採取應急措施。在省委緊急會議上，作出“省委機關和八路軍廣州辦事處遷往粵北”、“廣州市委留下組織部長陸新率領部分黨員堅持地下鬥爭”等四項決定。會後，省委常委分赴各地加強領導。
黃文杰為落實省委決定而日夜操勞，直至日寇占領廣州前夕，才同雲廣英、陣健撤離廣州，到了粵北。在粵北他又親自指導成立八路軍韶關辦事處，為辦事處在西河壩租賃民房“安園”開展工作，然後自己才離開韶關；
同年11月，南方局領導人黃文杰又到韶關傳達黨中央在延安舉行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他根據黨中央的決議和廣東的鬥爭實際，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正擴大侵華戰爭，妄圖打通粵漢鐵路，占領長江中下游流域。因此，粵漢鐵路以東和長江中下游地區都屬敵後。我們黨要在這些地區放手發動民眾，開展敵後抗日游擊戰爭。他反覆強調：要獨立自主地領導武裝鬥爭，不要被國民黨捆綁手腳。要批判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對國民黨要堅持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方針。
為了貫徹落實黨中央的決議，黃文杰做了大量而具體的工作。省委常委尹林平認為，自已是軍隊幹部，曾寫報告擬辭去黨務工作，專搞軍事。文杰特地找尹說：“看過你的報告，但局黨委仍要你兼任黨務工作，你不要回部隊了，到江地區去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尹林平愉快地服從組織安排，到東江任特委書記，繼而兼任東江兩支(惠、寶)抗日游擊縱隊政委，卓有成效地領導東江人民進行抗日戰爭。
為了黨的事業，長期在艱苦環境下東奔西跑，忘我工作的黃文杰，1938年冬發現自己患了肺病。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方有愈轉，又毅然接受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布置的任務，歷經長途跋涉，翌年春抵達重慶。
他在南方局負責黨的組織工作，繼續為鞏固發展南方各省市黨組織，以適應抗日戰爭的需要而努力工作。當時，國民黨頑固派實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政策，制訂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等反動措施。為了對付國民黨的無理進攻，全面領導我黨在國統區的工作，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同葉劍英、董必武、鄧穎超等在渝召集南方各省領導人開會。文杰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決定深入發動民眾壯大黨的力量，鞏固黨的組織。圍繞這箇中心任務，實行組織審查，嚴格組織紀律，加強黨的教育，糾正不良傾向，鞏固發展統一戰線，動員全黨全民同國民黨的投反共逆流作鬥爭，推動南方各省的抗日救亡運動。會後，黃文杰忠實執行黨的決定。在南方局領導下，認真抓了黨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他先後在重慶機房街70號和紅岩咀13號主持舉辦黨員訓練班。集中訓練國統區地下黨員骨幹。訓練班的學習內容為政治形勢、黨的方針任務、馬列主義基本理論、社會發展史、黨的組織建設，以及宣傳工作、民眾工作、秘密工作等，參加講課的有周恩來、董必武、博古、凱豐、鄧穎超、蔣南翔等。黃文杰不僅為學員講話，還為訓練班的組織領導、課程設定、教材審定、生活管理諸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與此同時，南方局所屬省市黨委亦分別在各地舉辦黨員訓練班。這些黨訓班的開辦，造就了一大批忠於黨的幹部，為鞏固和加強國統區黨組織和後來轉入隱蔽打下了基礎。
1939年2月，當時任第十八集團軍參謀長的葉劍英在南嶽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西南遊擊幹部訓練班的副教育長。黃文杰也奉命參加了訓練班的工作。他積極協助葉劍英做好訓練班的組織安排，掌握學員的思想動態，向學員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並且將蘇聯出版的游擊戰術教材翻譯成中文，還翻譯了蘇聯百科全書中有關的四五篇文章，供葉劍英等人講授。葉劍英對黃文杰的工作甚為滿意。
在參加南嶽游擊幹部訓練班前後，黃文杰還來往於重慶、衡陽等地巡視指導工作。這期間，他還撰寫政論，出版了《論政黨》一書，並且以“絢雲”“爛光”等筆名在《民眾》《解放》《新華日報》等黨的報刊上發表了不少文章，積極宣傳黨的抗日綱領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他一貫為黨的事埋頭苦幹，從不考慮個人的安危、得失。自己有病，卻保守秘密，連細心的妻子也不知曉。
妻子周惠年提出要求去延安學習，他欣然同意，並讓已懷孕五個月的妻子做了人工流產，使之輕裝前往。不料，這次分離竟成了他倆的最後訣別。
1939年7月，日本飛機經常對國民黨的陪都重慶狂轟濫炸，當時患傷寒病的黃文杰，因躲避日機轟炸，在防空洞裡受了涼而發高燒，搶救無效。8月2日不幸逝世，終年僅37歲。
黃文杰逝世後，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的全體同志為之致哀，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親自送葬至墓地，為了悼念“對黨無限忠誠，對人對事大公無私”的黃文杰，《民眾》雜誌出版專刊，《新華日報》登載了葉劍英《悼黃文杰同志的死》一文，文章稱讚黃文杰“是我們黨的駱駝！從來沒有計較到池所負擔的輕重，而能任重致遠的渡過艱難的沙漠”。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於1983年批准黃文杰為革命烈士。
1984年6月，中共重慶市委、人民政府按黨中央指示，將黃文杰的骨灰移葬紅岩公墓。
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代理書記
黃文杰原名祥慶，號絢雲。化名李光龍。1902年出生於農民家庭。1914年，在本村大塘國小讀書。
1920年，考入廣東省興寧縣立中學，擔任學生會長。1924年秋，中學畢業後應聘到本縣新陂國小任教，向學生傳授新文化新思想，用課餘時間深入到新陂農村宣傳革命。
1925年春，考入黃埔軍校。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
同年10月，由軍校黨組織和蘇聯顧問推薦，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就讀。
1930年，分配到蘇聯伯力、海參崴一帶從事黨的工作。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黃文杰參與了發動工人和廣大民眾組織義勇軍、敢死隊、情報隊、運輸隊、救護隊，支持、協助駐滬國民黨19路軍抵抗日軍的作戰。因此，上海中央執行局組建後，他擔任了職工部部長。
第一任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被捕叛變後，盛宗亮接任書記。可不久，盛宗亮亦被捕。據有關材料記載，盛宗亮被捕初期很英勇，拒不吐露自己身分。國民黨特務遂向顧順章求教。顧告以盛對其女友秦曼雲言聽計從。於是國民黨當局立即將已經叛變的秦曼雲從南京解往上海，勸盛自首，這一招果然奏效，盛宗亮經秦勸說變節。盛宗亮叛變後，黃文杰出任上海中央局代理書記，不久為書記。
此時，國民黨當局展開一浪高過一浪的“前方剿匪，後方也剿匪”行動，大肆搜捕打擊中共地下活動。黃文杰領導的上海地下黨處境非常險峻；但他們始終沒有停止活動。
為了支持各個根據地、特別是中央蘇區的反“圍剿”作戰，從政治上打擊敵人，黃文杰親自主持制定了炸毀南潯鐵路、南昌飛機場及油庫的計畫。經過周密的運籌，上海中央局派出得力人員，潛入同情中共的國民黨江西德安地區專員莫雄那裡，在莫的掩護下完成這一艱巨任務。後因形勢變化，在一切都準備停當後沒有實施。
1933年，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遷至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後，他留在上海擔任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職工部部長。
1934年9月，任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代理書記。
1935年2月，在國民黨當局的一次大搜捕中，黃文杰、上海中央局組織部長何成湘、宣傳部長朱鏡我、文委書記陽翰笙等30餘人同時被捕，上海地下黨組織基本被摧毀。
在關押處，黃文杰要求所有被捕者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分和黨的機密，只有在犧牲之際，才可喊“共產黨萬歲”。
國民黨的法庭判了黃文杰15年徒刑，先後關押在上海、南京憲兵警備司令部監獄。
在獄中，堅稱自己為學者，機智應付敵人的多次審訊，經受住嚴峻的考驗。
將他囚禁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時，和中共特科周惠年的第二個丈夫李得釗在一起。
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八路軍在南京設立辦事處後，黃文杰很快被保釋出獄，留辦事處負責組織工作併兼管營救被監禁中共人員工作。
1937年9月26日，他從南京中央軍人監獄接出了陶鑄、曹瑛、趙希愚等人。
抗日戰爭爆發後，經黨的積極營救，被釋放出獄，留在南京辦事處做黨的組織工作。
同年10月，駐南京的辦事處遷至武漢，改為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周惠年等出獄人員，隨黃文杰等辦事處人員同往武漢。不久，中共中央派王明、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等組織中共中央駐武漢代表團，又稱中共長江局。黃文杰初任組織部副部長，後任長江局秘書長。
此後，黃文杰常以特派員的身分，前往廣東、湖南等地工作，參與了長江中下游、華南地區的中共組織的組建和機構設定的籌辦工作。1938年春夏期間，時任十八集團軍參謀長的葉劍英，在湖南衡陽主持舉辦南嶽游擊訓練班，請精通俄語的黃文杰來協助工作。他將蘇聯出版的蘇聯游擊戰術教材，統統譯成中文，供葉劍英使用，豐富了教學內容。
在湖南期間，黃文杰收到在國民黨152師政治部的中共地下黨員黃集發的來信，信中匯報了馮白駒被捕後海南島瓊崖地區的鬥爭情況，並提出到中共控制區工作的希望。黃文杰認為他留在國民黨軍中從事地下活動，更為有利，就覆信進行說服，並告訴他如何同葉劍英、廖承志等聯繫。後來在敵營中的黃集發偵知了國民黨152師企圖吞併瓊崖抗日武裝的預謀，立即設法通知了葉劍英、廖承志，中共及時做出對策，保持了這支抗日武裝的獨立。
1938年1月，八路軍廣州辦事處成立，任中共長江局駐廣東特派員，協助葉劍英工作，並將蘇聯版的蘇聯游擊戰術教材譯成中文供葉講授。
7月，奉調到湖南工作。
1938年10月中旬，受中共長江局委派，到廣州協助中共廣東省委應付廣州將淪陷的局勢。到穗後即同中共廣東省委代書記李大林主持召開緊急會議部署工作，又親自指導成立八路軍韶關辦事處。是年冬，又以中共長江局秘書長的身份，到韶關傳達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
1938年仲秋，為了應付廣州即將淪陷的危局，黃文杰又一次以特派員身分前往廣州。他一抵穗即與廣東省委代理書記李大林召集緊急會議，做出省委機關遷往粵北；成立中共西南、東南特委；省委常委分赴各地分片領導；廣州市委組織部長陸新帶領部分黨員從事地下鬥爭四項重要決定。
直到日軍進入廣州城前幾天，才撤往粵北，並在韶關組建了八路軍駐韶關辦事處，以領導廣東各地的抗日戰爭。
這年年底，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寫信要黃文杰到重慶接受新的工作。由於緊張和勞累，黃文杰染病在身，且非常虛弱。但他還是在聽到召喚後，和周惠年曆盡艱險輾轉到渝。
1939年，在中共南方局負責組織部工作，雖然身患肺病，仍然埋頭苦幹，忘我工作。出版了《論政黨》一書，並以“絢雲”“爛光”等筆名寫文章，在黨的報刊《民眾》《解放》《新華日報》發表，積極宣傳黨的抗日綱領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此時，周惠年已經懷有5個月的身孕，她看黃文杰經常奔波於各地，工作如此緊張，整個時局又處於動盪不安狀態，感到生兒育女大不合時宜。特別是在幾年間她兩度失去丈夫，生育的兩個孩子，都沒有了父親，便不禁油然生出這個孩子是否也會有一天成為孤兒的憂慮。她不願再面對這殘酷的可能，就與黃文杰商量，做掉胎中的孩子。黃文杰與周惠年有過較長時間的接觸，對妻子的想法十分理解和尊重。於是，周惠年懷著異常複雜和沉重的心情，做了墮胎的手術。
此後不久，她和許多在重慶工作的幹部，根據組織的安排，分別登上幾輛搖搖晃晃的汽車，向陝北進發。惠年終於到了延安。延安天高雲淡，不似重慶時有迷霧和陰霾。這裡是中共控制的地區，不必像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地下工作那樣，要把自己的信念、把喜怒哀樂都埋藏在心底，她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輕鬆愉快。不久，她被送到設在大殿溝的中央馬列學院，成為馬列學院的第六期學員。
1940年中秋，本是依中國傳統家人團圓之時，可周惠年卻蒙受了感情歷程的第三次打擊。原本患有肺病、又飽受監獄折磨的黃文杰，由於積勞成疾染上傷寒。一天，日軍飛機轟炸重慶，他在又潮又陰冷的防空洞內躲了很久，受涼發高燒，經搶救無效，不幸逝世。
訊息傳到延安，周惠年又一次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然而，讓她稍感慰藉的是，中國共產黨充分肯定了黃文杰獻身革命的一生。
尚在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的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親為黃文杰親自送葬至墓地；
《新華日報》《民眾》均出專版紀念“對黨無限忠誠，對人對事大公無私”的黃文杰。
葉劍英在其悼念文章中，稱讚黃文杰“做事負責認真，有駱駝般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