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歷
黃建鋼，博士，教授。198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後留校工作。曾任北京大學學生工作部副部長，1994年調任北京大學昌平校區黨工委副書記。2003年任浙江海洋大學副校長；2005年任浙江海洋大學黨委副書記。
主要論著
《經濟政治學》（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論公共社會》（中央黨校出版社，2009年）在社會上引起較大反響。
黃建鋼是個喜歡獨立思想同時又關注中國社會變化的人。近年來，每每他推出的新觀點總有些出人意外，但你細細琢磨之後，那裡面不僅透露出敢為人先的勇氣，而且是蘊含智慧的學理分析與切中時弊的大膽建言。
比如，當正學術圈裡做學術的人們，一直在為社會科學中古老的學科之一——政治經濟學如何繼承和發展而苦惱時，樂於獨立思想的他卻出版了54萬字的《經濟政治學——對經濟及其發展的政治學解釋》（2008年）。當人們大多陶醉於市場化改革之後快速發展帶來的繁榮景象時，他又推出了27萬字的《論公共社會》（2009年）。
成為一個有思想的學術人，是大學時代黃同學書生意氣的青春追求，更是今天已成為浙江海洋學院黨委副書記的黃教授終身不變的治學目標。
經濟政治學
“思考不僅需要勇氣，而且還需要智慧。建鋼送來的《經濟政治學》正是他目前對正在發生或者將要面臨的變化的思考。僅此一點就足以說明，他已經走在了我們的前面，已經走在了時代的前面。”
這是北京大學著名經濟學教授蕭灼基對黃建鋼的專著《經濟政治學——對經濟及其發展的政治學解釋》的評價。
什麼是“經濟政治學”？多年來，我們熟知的都是經典教科書《政治經濟學》呀！那么，黃建鋼的《經濟政治學》新意何在？竟然讓蕭老先生讚許他“已經走在了時代的前面”……
書生誤國、空談誤國，是時下人們對學術界知識分子的一種擔憂甚或詬病。為了走捷徑，有些人喜歡坐在書齋里冥思苦想，連篇累牘疊床架屋攢出一個個“高論”；也有人熱衷於在小圈子裡面侃大山，期盼侃出一套套不同凡響的治國之道；更有人慾望使然，脖子上安著風向標，聽風便是雨，擅長鸚鵡學舌……但都不願意走到社會實踐中去，不願意直面社會問題。
然而，黃建鋼的《經濟政治學》的的確確來自他對社會實際的觀察與思考。
2006年，他帶領的團隊承擔了浙江省規劃重點課題《浙江經濟發展與社會政治治理關係的研究》。身為浙江人的黃建鋼，早在十幾年前就曾幾下“前店後廠”的溫州和“雞毛換糖”的義烏做調研。在這次重返溫州、義烏等地的調查研究中，一直都在思考“浙江為什麼能從30年前的經濟小省一躍成為30年後的經濟大省”的他發現：在經濟先發區的溫州，關心政治、關注政策、維護自身的權益，已成為普通民眾的一種自覺；而在浙江，公眾的民主意識、參與意識，同地方經濟發展程度呈現出一種明顯的正相關關係。
原來，浙江經濟30年發展的巨大動力，其實是蘊涵在政治治理模式中的。浙江的經濟發展模式是較典型的市場經濟模式，是在充分尊重民眾和民間創新的基礎上，政府才作出決定的模式。這是一種在計畫基礎之上實現了自由與計畫嫁接和結合的模式。
這正是黃建鋼為什麼要研究“經濟政治學”的緣起。他認為，當經濟快速發展引發無序競爭、引發對人性、自然及生態的嚴重破壞的時候，以人為本的社會就必然要呼喚人性、秩序、節約……這就是在呼喚政治治理啊！他說：“因為政治是經濟發展的‘方向盤’，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油門’、‘速度調節器’和‘制動器’，所以要使經濟可持續發展，就一定要對政治治理模式進行調整，就一定要有一個更加科學的政治治理模式。”
在《經濟政治學》中，他具體剖析了溫州範式，指出其“缺少公共社會的方向”；研究了義烏範式，認為它“缺少社會國際化和城市國際化”的內容；分析了黃岩相對落後是“政治治理範式相對不穩定”所致……
在展望浙江未來發展的方向、在選擇從現實走向未來道路的同時，他試圖尋找或者叫創新一個新的社會運行發展範式。因為，正如同浙江經濟的發展一樣，中國經濟在30年快速發展之後的今天，正急迫地呼喚政治治理，如果沒有新的、科學的政治治理理念及範式，浙江乃至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則是一句空話。
黃建鋼的結論是：政治治理的“質”決定經濟發展的“度”。我們應該構建一個經濟發展與政治治理有效的良性互動模式。難能可貴的是在《經濟政治學》中，他以一個章的篇幅，提出了對建設“公共社會”的構想。
群體心態論
也許因為是北大學子的“基因”，大學時代的黃建鋼就特別喜歡挑戰“敏感話題”。當時的北大每年5月都有一個“五四”學術研討會。1979年入學的他，在大一時，興致勃勃地趕寫了一篇論文交了上去。然而，由於話題過於“敏感”，竟引起了一個教研室里的巨大分歧：褒獎的人說可以拿優秀論文獎，而反對的人認為根本不及格。
1990年代是個思潮湧動的年代，已經在北大做學生工作的黃建鋼不能不關注“敏感話題”，因為它客觀存在，你不能裝作看不見。這期間，他發表了大量文章——《“學潮”的社會心理分析》、《大學生心理失衡及其相關分析》、《1993~1994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是的，每一篇論及的都是“敏感話題”！不過，這一次，他的《大學生的群體特徵與大學的思想教育和管理》獲得北京大學第三屆（1991）科技成果論文二等獎。
在對大學生群體性行為的研究中黃建鋼發現了一個現象，那就是中國社會自古就是一個很容易發生群體性行為（或者叫群體性事件）的社會。而群體性事件是個什麼概念呢？那個時候統統被定義為：“鬧事”的“烏合之眾”……而黃建鋼不同意此類判斷。從此，群體性行為中的群體性心理這個課題，讓他研究了20年。
在北大國際關係學院讀博士的時候，他所關注的仍是“敏感話題”。其18萬字的博士學位論文題目就為：《群體心態與“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這是一個把政治行為與群體心理結合起來的研究。
群體心態有那么重要嗎？群體心態值得一個人研究20年嗎？黃建鋼認為，群體心態是人類及人類社會在其發展過程中具有承前啟後作用的一種原始狀態，它基本處於一種無意識的或者理性“基本趨零”的潛在的狀態，但從哲學上看，它具有本原狀態的性質。所以，對它進行研究是為了使我們社會的發展能更加接近發展的本原目的。
2003年，黃建鋼的新著《政治民主與群體心態》問世；2004年，他的專著《群體心態論》出版；緊接著2005年，他的《社會穩定問題研究》（與人合著）；2006年，《教育—哲學論》一一與人們見面……幾乎是一年一部！
在《群體心態論》中，黃建鋼的筆觸上溯兩千年前的農民起義，下至1980年代的“學潮”；觀韓國發生的支持盧武鉉集會，評伊拉克戰爭爆發一周年的全球反戰大遊行；解辛亞被刺數十萬巴勒斯坦人湧上街頭，析科索沃事件再次被世界關注；話我們身邊因拖欠工資、征地拆遷等問題引發的群體性行為，論“安全閥制度”泄洪之必要……
由此，他總結道：由群體心態支配的群體行為即將成為影響2l世紀人類生存、發展方式及方向的主要因素。人類是否具有良性、健康的群體行為方式，將直接決定其自身能否最終走出21世紀。
作家王蒙曾經說過，人類的問題總結起來只有兩個：一個是吃不飽“餓出來”的問題——生存問題；另一個是吃飽了“撐出來”的問題——探尋終極意義的問題。研究了20年群體性心態的黃建鋼笑言：“餓出來”的問題是“困”，而“撐出來”的問題是“惑”，現在世界上吃死的人不比餓死的人少啊！
那么，如何看待中國今天的困與惑？黃建鋼的分析表明：進入1990年代的中國，群體性行為呈現出新特點：政治性減弱、潛在性增加，然而這並不等於群體性行為消退或消失了。從中國社會的發展趨勢看，許多個體越來越傾向利用群體性行為維權。
他給出的結論是——
任何形式的群體行為都既是舊情緒的宣洩方式，又是新情緒的形成方式，一般又都具有歷史和現實的必然性。人類必須掌握髮現、培育、增進和擴散良性群體心態的能力，同時也必須掌握緩解、分解、擊破和控制惡性群體心態的能力。
公共社會論
“這是一個嶄新的嘗試，又是一個容易產生誤解的嘗試”——把這句話用在黃建鋼2009年推出的新著《論公共社會》上再恰當不過。
一提起“公共社會”人們馬上會覺得有點摸不著頭腦：“公共社會”是不是“空想共產主義”的翻版？“公共社會”和我們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又是什麼關係？這個概念太敏感了！太容易產生誤解了！
《論公共社會》原本是與某出版社的簽約之作，待黃建鋼把初稿拿出來後，那家出版社的編輯又搖頭了。於是，雙方出現了如下一段頗具深意的對話：
“這個概念沒人說過啊。”
“那沒人說過就不能出版了？那你們要賠錢了。”
“呵呵，出這本書弄得不好我們的飯碗都要丟了！”
……
是啊！究竟什麼是“公共社會”呢？“公共社會”的本質特徵又是什麼？關鍵是“公共社會”的理念是從哪兒冒出來的？
還記得《經濟政治學》吧？在那裡面黃建鋼試圖尋找或者叫創新一個新的社會運行發展範式，它就叫“公共社會”。“公共社會”的構想當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與黃建鋼對浙江，特別是對舟山的考察思索分不開的。
2002年，作為浙江省的人才引進，政治學博士黃建鋼從北大來到了位於浙江省舟山市的浙江海洋學院。在對舟山的調查研究中，他發現，最近幾年，舟山的經濟總量雖然不大，但人均GDP增幅和增速連續4年在浙江省排位第一。然而，今後能不能繼續保持這個好勢頭？從經濟發展與社會政治治理的關係來看，關鍵在於能不能解決好社會發展的問題。
黃建鋼為舟山構想了這樣一個公共社會範式：有完善的公共設施，有濃厚的公共權利意識，有文化，社會高度文明；有比較發達的網路公共社會；有清晰明了的道路指示牌，有良好生態環境和輕鬆的生活方式；有完善的民主管理制度，有完整、協調、有機整體、循環的經濟規劃和計畫、機制和體制；推行費改稅，稅收收繳工作科學、合理和充分，土地開發管理和使用嚴格、嚴肅；有完整、完善的“公共經濟”體系。
他認為，舟山應以新加坡為參照，加強社會公共意識，整體規劃先行，培養公民的良好行為規範，加大公共設施建設，加快公共機制的恢復和建設。而在建設公共社會的過程中，據他觀察，舟山面臨著三大困難：對全體市民進行公共性教育、變市民為公民、足夠的投入和投資。
別看堂堂出版社的大編輯對黃建鋼的新提法“提心弔膽”，可是舟山的“公僕”們思想解放著呢！為了舟山在發展模式和機遇上能搶先進入一個戰略高地，他們對黃教授的新思想、新觀點情有獨鍾，一點也不含糊！
2008年，那是一個中秋之夜。
剛剛履新的舟山市市長周國輝邀請黃建鋼教授一起賞月。原來，周市長不久前在《舟山日報》上看到一篇關於黃教授的專訪《從此漁人知歸處東海之中有桃源》。其中談到舟山成為黃對“公共社會”理念實行構想和設計的第一個案例。
那一夜，市長與教授相談甚歡。黃教授告訴周市長：所謂“公共社會”的基本性質，概括地說，就在於把社會組織化、利益公共化、服務公益化、教育公共化、投資公開化和政務公開化……從而形成一個“大社會”的概念、機制和狀態。
和周市長的傾心暢談，再次激發了黃教授埋藏心中已久的對公共社會構想的梳理、研究的欲望。
2009年，《論公共社會》由中央黨校出版社正式出版。
不久，黃建鋼把“公共社會”這個理念又運用於大學校園文化建設的實踐。在《大學校園公共社會論》這篇論文中，他分析道：
“這是對大學校園文化建設的一個新構想，是適應社會發展的趨勢和態勢形成的。這個構想由於涉及未來而顯得至關重要。”
為什麼說這個構想涉及未來且至關重要？
黃建鋼說：“要建設‘公共社會’靠誰啊？因為大學校園的環境最具濃濃的公共性——公共空間最大，所以，在這裡最可能培養和培育出具有較高和較濃公共意識和能力的人才；有了這樣的一大批具有公共意識和能力的人，社會的有序和有機的公共化建設才能成為可能和現實。”
殫精竭慮，不倦思考。黃建鋼在繁忙的校務和教學之餘又在著手構思他的下一部著作《心理管理學》……
“我就是要為舟山的發展、浙江的發展、國家的發展提出自己的想法，我希望把自己的智慧獻給我們的國家。社會前進的腳步不會停止，我的堅持和思考就不會停止。”
這是黃建鋼教授樸實的心聲，更是一個政治學者孜孜不倦提出新觀點的原始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