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義
鹿鳴宴2、宋代殿試文武兩榜狀元設宴，同年團拜，亦稱“鹿鳴宴”。宋吳自牧《夢粱錄·士人赴殿試唱名》：“帥漕與殿步司排羅鞍馬儀杖，迎引文武三魁，各乘馬帶羞帽到院，安泊款待......兩狀元差委同年進士充本局職事官，措置題名登科錄。帥司差拔六局人員，安撫司關借銀器等物，差拔妓樂，就豐豫樓開鹿鳴晏，同年人俱赴團拜於樓下。”
3、鹿鳴宴這是古時地方官祝賀考中貢生或舉人的“鄉飲酒”宴會，起於唐代。明清沿此。飲宴之中必須先奏響《鹿鳴》之曲，隨後朗讀《鹿鳴》之歌以活躍氣氛，顯示某公才華。《鹿鳴》原出自《詩經·小雅》中的一首樂歌，一共有三章，三章頭一句分別是“呦呦鹿嗚，食野之苹”。“呦呦鹿鳴，食野之嵩”。“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意為鹿子發現了美食不忘夥伴，發出“呦呦”叫聲招呼同類一塊進食。古人認為此舉為美德，於是上行下效，天子宴群臣，地方官宴請同僚及當地舉人和地方豪紳，用此舉來收買人心，展示自己禮賢下士。古人還認為樂歌“用之於賓宴則君臣和”，有了美食而不忘其同夥，表示這是君子之風。據說春秋時孫穆子被聘到晉國為相，晉悼公辦飲宴款待嘉賓，席間即頌《鹿鳴》三章。不過此宴只是發達地區才認為時尚，窮困之地卻不時興，民國以後消失殆盡。
區別
古代科舉制度自唐代以來，分設文武兩科，因鄉試與殿試結束後會進行各自不同的宴會，所以有鹿鳴宴、瓊林宴為文科宴；鷹揚宴、會武宴為武科宴的區別。
“文科”中，還有“瓊林宴”是為新科進士舉行的宴會，起於宋代。“瓊林”原為宋代名苑，在汴京（今河南開封）城西，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以前，在瓊林苑宴新及第的進士，因此，相沿通稱為“瓊林宴”。後來一度改為聞喜宴，元、明、清稱“恩榮宴”。
歷史
北宋鹿鳴宴
宋以前的鄉飲酒或鹿鳴宴禮，南宋初迪功郎陳介曾作過概括：“漢、晉而下，間或行之。唐貞觀初頒其書於天下，欲每歲行之，其後亦止行於貢士之歲。”（紹興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上言，見《宋會要輯稿·禮》四六之四）
杜佑《通典》卷15《選舉三》述唐代鹿鳴宴：“自京師郡縣皆有學焉。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弦，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征耆艾，敘少長而觀焉。既餞，而與計偕。”
同書卷130《禮》之90《鄉飲酒》詳記其儀制。
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第三章（《鄉貢》）說：“當時舉送士子時，是否即按照這種儀式施行，是大可懷疑的，至少要打很大的折扣。在大多數場合，恐怕只不過是具文而已。”所言符合實際。
《全唐文》卷949載苗收《對貢士不歌鹿鳴判》，稱：“甲才惟國寶，秀彼士林。既忝鄉賦，將觀國光，雖賓薦可嘉，而禮容未足。《鹿鳴》不奏，鳳德何衰。爾闕其儀，我愛其禮。甲有言矣，郡何詞焉？自速其尤，誰曰無咎!”這雖是一道假擬的判詞，但也說明當時鹿鳴宴禮的廢弛。
宋沿唐制，各地在發解舉子到省之前，州郡長官或轉運司照例要為他們餞行。
《玉海》卷73《淳化鄉飲酒儀》：“淳化三年(992)正月七日，詔有司講求鄉飲酒故事，命學士承旨蘇易簡等撰樂章三十四。五月五日，禮部詳定其儀(原註：後不果行)。政和三年(1113)正月，詔州郡鹿鳴改為鄉飲酒。”這表明，北宋鹿鳴宴的禮儀，長期不遵“故事”，也不按禮部所定儀制，就是說並不拘於古禮、舊禮，故現存文獻中很少有北宋人討論鹿鳴宴的儀范問題。
呂陶(1027—1103)在所作《鹿鳴宴詩序》中說：“成都諸進士既中有司之式度，則藩侯為之設燕，賦詩寵行，相與唱和，摹刻而傳。循仍久之，號曰故事。”（卷13）舉子獲解，長吏設宴寵行，在其樂融融中對年輕學子進行鼓勵，其間可能也有一些規距，但不複雜。
北宋鹿鳴宴禮儀尚簡，還可從紹興十三年(1143)鄉飲酒儀制頒行前明州(今浙江寧波)所行得到證實。
王伯庠在紹興十一年所作《仇待制(悆)鄉飲酒置田記》中說：“四明自昔有正歲序拜之禮，至紹興戊午(八年，1138)而學初成，始行鄉飲酒禮，蓋太守仇公啟之也。其後二年而公載鎮是邦，酌今之宜，仿古之制，務從簡省，上下益以為便。”乾道間他又作《鄉飲酒記》，曰：“明之為州，士風純古，凡歲之元日、冬至，必相與謁先聖、先師，而後以序拜於堂上，行之久矣。建炎末，學火於兵，自是禮廢不講。紹興戊午，郡將徽猷閣待制仇公一新之，學成，復舉故事，益以酒三行之禮。”
由此可見，無論是北宋時行之已久的序拜之禮，還是仇悆務從簡省的鄉飲酒禮，儀式都是很簡單的，“益以酒三行”似乎是紹興初的事，以前連這都沒有。唯其儀制從簡，也就容易普及。雖沒有統計數字以資比較，但可肯定北宋鹿鳴宴較唐代為盛，這從僻在西南的成都設宴賦詩已“循仍久之，號曰故事”，遠在海隅的明州也“行之久矣”可以證明。
南宋鹿鳴宴
從北宋末起，統治者開始對鹿鳴宴進行干預。政和三年(1113)徽宗改鹿鳴宴為鄉飲酒時，規定“有古樂處，令用古樂”。靖康之難後，鄉飲酒禮隨學校的重建而恢復。
紹興十三年(1143)四月六日，“禮部言：比部郎林保奏修定《鄉飲酒矩范儀制》，請遍下郡國。今取明州已行儀制，與林保所具規式參酌修具，鏤板頒行。奏可。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國子監請令郡縣於科舉之年行於庠序。”
林保所訂《鄉飲酒矩范儀制》甚繁，《宋會要輯稿·禮》四六之一詳載其文。
李心傳《朝野雜記》甲集卷13曰：紹興十三年，待制林保為禮部郎中，“請命太常劃具其禮，下郡邑之。其儀有肅賓、祭酒、賓酬、主獻、主人酬介、介酬眾賓、修爵、無算、沃洗、揚觶、拜送、拜既凡十二節，又有約束。凡事，‘主人’以守令。其酒食器用，鄉大夫、士之有力者共為之。”
儀制中有請司正致詞一項，司正乃言：“今茲舉行鄉飲酒，非專為飲食而已，凡我長幼，各相勸勉，忠於國，孝於親，內睦於閨門，外比於鄉黨，胥訓告，胥教誨，毋或愆墮，以忝所生。”
這對鄉飲酒禮的政治涵義作了重新闡釋，不只是傳統的與耆艾敘長少，也不只是餞行和鼓勁，而強調的是忠孝即嚴肅的政教內容。
《儀制》規定行禮時的主人為“州以郡守，縣以縣令”，這就將北宋鹿鳴宴主要由州郡發解舉子時舉行，下延到縣一級。《儀制》中有“約束”凡九事，如“鄉飲所須飲食、器具，敦請鄉之士大夫有功力者各備十位，力可倍者倍之”，這對有力者盡更多的義務作了規定。“約束”還規定“行禮有期，而有疾故不能者，前期具狀免，擅自不赴者，除其籍”。
在宋人文集中，今猶能讀到“前期具狀免”的書信，相當於請假書。
如周必大淳熙九年(1182)《回葉守鹿鳴宴狀》：“伏蒙台慈，特枉華翰，俾預興賓之禮，且觀勸駕之光。屬此抱疴，陰於綴席，其為愧感，罔極敷陳。
鹿鳴宴衰落
但沒過多久，此事被叫停。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72載：紹興二十六年(1156)四月戊戌(二十七日)，“左承議郎、通判撫州張洙行國子監丞。洙召對，乞士人雖不預鄉飲酒者，皆許赴試。事下禮部，其後禮部言：今後科舉，欲並依舊法。其鄉飲酒禮願行於里社者，聽從其便，仍不許官司干預。從之。”
《宋會要輯稿·禮》四六之四述此事更詳： (紹興)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新通判撫州張洙言：“昨因臣僚獻言，士人應舉並須先赴鄉飲酒注籍給據，方許赴試，欲以革冒貫者。且鄉飲酒，所以明長幼之序，興禮遜之風，當其與科舉並行而不相悖。欲望科舉保任，並依舊制，雖不預鄉飲酒者，皆許赴。”國子監看詳：“欲依所請，今後科舉依舊法，其鄉飲酒禮願行於里社者，聽從其便，仍不許官司干預。”從之。
張洙的理由是，鄉飲酒與科舉本來沒有關係，只是它所倡導的“明長幼之序，興禮遜之風”與科舉“並行而不相悖”而已。科舉應依舊用“保任”法(即結保，一般五人為一保)，而里社的鄉飲酒可聽其便，“不許官司干預”。所謂“里社”，前引王伯庠《鄉飲酒記》述之為“州縣猶聽其便”。由於張洙所對現僅存節文，略去了最關鍵的內容，而孫應時《餘姚鄉飲酒儀序》所引可作補充：“(紹興)二十六年，或言吏並緣擾民，且預飲猥雜，反混士流。乃詔頒行於里社者聽，官勿預知。自是，鄉飲酒廢矣。蓋一時議者苟欲改權臣之舊，而不之詳也。”
所謂“或言”，顯然是概述張洙語。原來此事另有微妙的政治背景：因為頒行鄉飲酒儀制、用鄉飲酒革冒貫的都是權臣秦檜，待檜死(死於頭年即紹興二十五年)便一反之，乃宋代黨爭中的慣常做法。鄉飲酒禮由里社聽便自辦，不許官司干預，實際上等於將它從國家禮典上刪除，而這完全出於政治原因，鄉飲酒成了“城門失火，殃及魚池”的犧牲品。平心而論，用鄉飲酒清查冒貫，切除科舉中的這個毒瘤，應該說是個好辦法，但清算秦檜遂將良法也一併廢除，甚至危及鄉飲酒禮的生存，那就未免因噎廢食、過於情緒化了，所以孫應時論及此事時頗有微詞。
評價影響
鹿鳴宴這個封建時代的嘉禮，曾在唐至清代的科舉和教育文化體系中延續了一千多年。鹿鳴宴源於周代興賢能的鄉飲酒禮，《儀禮·鄉飲酒禮》賈公彥疏引鄭(玄)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則此禮一開始就與地方向國君獻賢能有關，故唐以後很自然地被引進為科舉禮儀。
又《禮記·鄉飲酒義》有“工入，升歌三終”語，孔穎達疏：“‘工入，升歌三終’者，謂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也。”因升堂樂首奏《鹿鳴》，故稱“鹿鳴宴”。《宋史》卷114《鄉飲酒禮》謂該禮有三種類型：一是鄉大夫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於是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以禮賓之”；二是祭祀時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三是春秋習射，先行鄉飲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