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橋

鹿橋

鹿橋(1919-2002),著名華裔作家、學者,本名吳訥孫,1919年出生於北京,先後就學於西南聯大及耶魯大學,系美術史專業博士,以後就教於美國幾所大學。著有《未央歌》(長篇小說)、《人子》(短篇小說集)、《懺情書》(早年作品集)、《市廛居》(近期作品及評論集)等文學作品。

鹿橋簡介

26歲的鹿橋,剛完成《未央歌》26歲的鹿橋,剛完成《未央歌》
鹿橋(1919-2002),著名華裔作家、學者,本名吳訥孫,1919年出生於北京,先後就學於西南聯大及耶魯大學,系美術史專業博士,以後就教於美國幾所大學。著有《未央歌》(長篇小說)、《人子》(短篇小說集)、《懺情書》(早年作品集)、《市塵居》(近期作品及評論集)等文學作品,其學術論文多以英文出版,部分譯成其他文字,曾被列入美國名人錄、世界名人錄中。2002年3月19日因直腸癌逝世於波士頓,享年84歲。
代表作推薦:長篇小說:《未央歌》
——寫於40年代中期,出版於1959年。講述西南聯大的舊事,司馬長風在《中國新文學史》中將之與巴金的《人間三部曲》(即《憩園》、《第四病室》和《寒夜》)、沈從文的《長河》、無名氏的《無名書》(即《野獸·野獸·野獸》、《海艷》和《金色的蛇夜》)並稱為抗日戰爭和戰後期間長篇小說的“四大巨峰”。
1967年,《未央歌》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印行,一時風靡校園,學子爭相購閱,洛陽紙貴;1988年,台灣著名校園歌手黃舒駿創作同名歌曲《未央歌》,隨之傳唱海峽兩岸;著名導演李安執導《色,戒》,《未央歌》被指定為演員閱讀書。《未央歌》以抗戰時期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雲南和昆明的風光為小說背景,故事的主角是一群天真年輕的大學生,伍寶笙、余孟勤、藺燕梅、童孝賢……在烽火連天的歲月里,在平靜純潔的象牙塔內,他們彼此引為至友、畏友,有愛有怨、有笑有淚,並交織發展出一段屬於青春和校園的愛情故事。書中關於友誼的描述、愛情的鋪陳,以及對校園精神的探討,表現了一代年輕學子對真善美的追求與積極樂觀的生命態度。在小說流傳將近半個世紀,在台灣暢銷四十餘年之際,輾轉回到故事的故鄉,2008年1月,由黃山書社出版,算作一次真正的遲到。
吳訥孫,筆名鹿橋,英文名NelsonikonWu(Ikon是他的小名音譯)。是位左手寫詩篇右手寫論文的作家及學者,集理智研究與感性創作於一身。在西方藝文界,他是位知名的中國藝術史教授,名列美國名人錄、世界名人錄。曾得過傅爾布萊特和古根漢獎金的研究講座學者榮譽(FulbrightandGuggenheimFellow),榮獲愛德華·莫林可德優異校教授頭銜,並以傑出特級終身教授頭銜退休。一九九八年,華盛頓大學與聖路易美術館聯合成立“吳訥孫學術講座”以表彰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在華人文壇,他則是位以《未央歌》、《人子》等暢銷書知名於世的作家。許多人認為《未央歌》的人物、情節脫離現實,然而《未央歌》里純真善良,樂觀自信,認為什麼事都不難的人物對吳訥孫而言並非虛構。細品他的一生,吳訥孫本人活脫脫就是個從《未央歌》里走出來的角色。

鹿橋生平

[1]一九一九年六月九日,吳訥孫出生於元明清故都,文化重鎮的北平。早一個月,北平學生因抗議在法國巴黎召開的和平會議,決定把一次大戰戰前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交給日本,而北洋政府竟準備在和約上籤字,因而掀起了五四運動。許多知識分子大力提倡新文化運動,主張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西方的多種政治哲學,如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等,也紛紛在中國的知識界傳播,是中國出現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大解放。這年十月,孫中山改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在政治、文化上,這是波濤洶湧的一年。
吳訥孫祖籍福建福州(閩侯)。吳家為福州仕宦世族,詩禮傳家,文風鼎盛,從乾隆至光緒百餘年間出了十一位舉人,三位進士。吳訥孫祖父吳弼昌(號訥瓶)為光緒乙丑科舉人(一八八九),曾任山東濰縣縣令,訥孫之名即由祖父名號而來——訥瓶之孫。父吳藹宸行三,舊體詩做得很好。北京大學畢業後出國留學,精通外文。雖然學的是礦科,但是身處動盪時局,未能學以致用,幾番被政府派去辦外交。一九三零年代末期曾派駐布拉哥,海參崴等地為總領事,一九六五年八月在北京逝世。吳藹宸生了子女九人,但只有三男三女長大成人。訥孫行二,兄威孫,弟哲孫,二姐為畫家吳詠香。
一如傳統簪纓門第,吳家重視子弟教育,從小請了名師宿儒來家塾教孩子中國古籍。父母家教亦甚嚴,吃飯時要求碗裡一粒米都不剩(《市廛居》P.142),因此雖然身處新舊交替,西風東漸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的時代,在這樣的家庭背景下,吳訥孫薰陶出他根柢深厚的人文素養及傳統農家節儉情操。雖說自廿六歲赴美讀書起在美國住了50餘年,他一直保有中國傳統讀書人的情操與習性。
一九二六年吳訥孫六歲時,隨母親去福州老家省親,由於在北方講的是官話(國語),福州老家人的話他一概聽不懂。在那呆了幾個月,北伐的革命軍逼近福州。當時,他的祖父剛去世,而父親早兩年出任外交部駐湖北交涉員,厘定章制接收漢口俄租界,併兼任特區管理局第一任局長,當時在湖北做事。於是祖母和全家上下討論後商定,家中的命根子,訥孫三兄弟都由一位家塾老師帶回鄉下暫避。在鄉下,孩子們都被美麗的鄉土風情所吸引,成天在鄉間嬉戲。這年十二月革命軍來到了鄉間,村人開歡迎會,這是吳訥孫第一次見到青天白日旗(《市廛居》P.231)。
沒多久,父親來信要全家到天津去。船經過了山東煙臺,水手們迅速的把青天白日旗換成了五色旗,原來在北洋政府轄地看見青天白日旗會開炮的。一路的海水沒有大風波,人世上倒是有一場巨浪狂濤。雖說南北交戰卻不礙民間交往,回憶這件事時他說:“中國文化的特色就是,政權甚至無力可以使國家分化,人們的理想就是彼此認同與和平的,帝力與我何有哉”。(《市廛居》P.233)吳自小就有“朋而不黨,更不吞聲哭”的觀念氣度,對於政黨更沒什麼好印象。一九四四年吳考取自費留學後,去重慶接受出國前訓練。他是三十一期中央訓練班第六中隊的隊長。受訓時隊職官要求學員們入黨,只有三個人不肯,其中一個就是吳訥孫。
到天津後,吳訥孫隨即去了漢口,但沒住多久又回到天津。一九二七年他在天津上學,一九三零年在天津公學跳級念初一,三一年時轉學天津南開中學。一九三六年畢業,是這一屆最年輕的學生,他得到了獎學金,報送燕京大學。
中國傳統教育觀念並不在培養專業技術人士,而是在進德修業造就人格。讀書人的胸襟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繼往聖絕學,開萬世太平。西方教育思想傳入後,西方的專才教育才讓中國人有了學什麼專什麼的觀念。吳訥孫小時候大家對教育的觀念還是很中國,很傳統的,他就在這樣的看法中成長。終其一生,這個基調始終未改。他當了一輩子教授,始終認為大學教育應該是培養通才,而不是技術人員。他對子女、學生、青年朋友的期許也是要跳出這個學什麼專什麼的窠臼才好,如此才能做人。
吳訥孫少年時代,參加過李抱忱指揮的合唱團,唱過太和殿前千人大合唱。沒想十幾年後在李抱忱新港居所結識了李的表妹,也是他日後的妻子薛慕蓮。就讀天津公學時,有一位鄭菊如老先生教他中國古籍,上課之外常跟他說古道今。上南開中學時,吳訥孫從葉石甫及孟至蓀兩位國文老師身上受益良多。當時的吳訥孫也不真的是循規蹈矩,一心向學的學。常常被主任傳去談話。他不記得犯過什麼大錯要去受申斥,也不記得談了些什麼,只記得先生坐在一張大辦公桌後,背後牆上掛著一個立軸,軸上寫著李白的《秋下荊門》及蘇軾的《詠郭熙秋山平遠二首》。吳站在桌子旁邊,先生說話時間多,吳應對的時間少,注意力集中在思索在這兩首詩的含意。(《未巳集——南開中學一九三六班師生文集之三》P.27)
許多人認為吳訥孫自幼由家塾老師開蒙學習中國古籍,從小就對文學有興趣。但據他自己描述,“十二歲插班上南開國中二年級,那時好動貪玩,第一次離家住校,念書成了次要的事,生活才是真經驗。一學年下來,上下兩學期各有三門不及格。南開規矩是若上下學期不及格是三門同樣的功課,或是兩學期六門不及格的功課中有國文,英文,算學各一門就要刷出去。(我)這三門有兩門不及格,上下學期不及格的科目又不同,於是得以補考升級。(我)並不是從小就喜歡文學。”(《未巳集》P.28)
吳訥孫的文學創作經驗,恐怕萌芽於寫日記。他的教育,日記經驗占有很重要的成分。他自小寫日記,多年來從未停歇。寫日記讓他練習觀察、分析、記實、也提高了他的創作能力。他認為日記不是記事而已,大事自有存檔,他用日記訓練思想方法及分析人情。(《市廛居》P.006)國中時已寫了十幾本,高中畢業徒步旅行南下時,把日記和一些物品暫存在天津的朋友家中。後來由於抗戰的烽火,他沒再回去,這些日記都散失了。(《市廛居》P.005)
南開中學畢業那年,吳訥孫十七歲,得獎學金報送燕京大學。這時他嚮往在西伯利亞任國民政府駐布拉哥總領事的父親請示,想要休學一年,徒步旅行看看都市以外的中國。(《市廛居》P.256)吳念中學時“南開少年團”經常外出郊遊踏青。畢業那年春假曾遠赴泰山,曲阜和鄒縣。但隻身徒步旅行,還是從未有過的行為。吳訥孫會興起這個念頭,主要是被他親身經理的一件事震嚇到了。
當時吳家叫了工人修屋子,吳訥孫一人在他的書房裡讀書。中午時分女僕對他說:“少爺你去吃飯吧!這兒有我呢。”吳訥孫一時也未多想就離開了,過一會他才突然意識到女僕是在那兒幫他看著工人,不讓他有機會偷東西。日後談起這事時,吳訥孫仍很難過的說:“同樣都是來自農村的勞動者,只因為女僕在我家,她就可以去懷疑另一個勞動者的清白,怎能這樣呢?”這事讓他驚覺到販夫走卒的世界竟然與他的生活有如此大的差距。所以他想旅行中國,用一年的時間,徒步看祖國山河,經歷一下各地風俗,並親身體驗農村農民生活。
由於書信往來甚慢,他只好先進燕京生物系等待來信。十月間父親回信許可了他這一請求,但要求一定要有同伴。於是,吳訥孫收拾起行裝與南開好友陸智周(後來在西南聯大也是同學,《未央歌》里的朱石樵的原型。在此前他們已經同在安徽、浙江一帶走過一千五百多里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自天津出發,沿津浦路南下,一人背了一個背包。一九三七年六月因陸智周要去北方投考大學,兩人在徽州分道。陸智周東行去杭州,吳訥孫去祁門及景德鎮。(《市廛居》P.256)當他走到南京時,盧溝橋事變發生了。平津的幾所大學遷移至長沙,吳訥孫也中止了他的旅行,進入位於長沙的國立第一臨時大學。
在當時徒步旅行決不是件遊山玩水般的賞心樂事。好幾次因為走過的地方,在國軍剿匪戰爭之後,貧苦特甚,有時要一日夜不停才能夠走出一個沒有人煙的地帶。身上需隨時攜帶乾糧,有時預先把信寫好帶在身上,若真遇到不幸,只希望有善心人士代他發那最後一封家信。(《市廛居》P.150)至於盤纏,則是由家裡依旅行路線分次將錢匯至前頭的城市,等吳訥孫到了再去領取。出外靠朋友,沿途遇到年長的人,吳訥孫滿口大爺大叔,一路都有人幫他。那八個月,大江南北他走了大約一萬五千華里(約七千五百公里)。
吳訥孫自己認為,由於這一番看山野農村的經歷,使他了解了當時的社會,“體驗到中國和中華文化,對他後來升學、讀書以及對世界前途的思索有著極大的影響。”(《市廛居》P.295)。吳生長及求學過程都在都市裡,對於中國農村及農民,他始終充滿了溫情及敬意。但究其一生的農家經歷,主要就是這趟旅行。曾有人問他:“中國文盲占了百分之八十五,怎么現代化?”他的回答是,中國識字不識字的人算在一起,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人都有教養。而且識字的人並不見得比不識字的老太婆、苦力、農夫有教養。(《市廛居》P.47)談到文化遺產,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把人世與自然視為一體的人生觀,在青年一代若因為西化、工商業、政治法律而被拋棄了,還來得及在農村中、老農夫、老農婦的行止中找回來。(《市廛居》P.45)這些觀察與期許,恐多是來自這趟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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