鶇[艾青創作現代詩]

《鶇》是一首現代詩，作者是艾青。

作品原文

不知你是站在屋背上呢

還是站在樹枝上

把我從沉睡中喚醒

你的歌聲清新而委婉

圓潤如花瓣上的新露

悅耳如情人的話語

給我這陰暗的房子

流注了草木的香氣

和溫柔如乳液的晨光

我從睏倦中欣然起來

向窗外尋覓你的影子

你卻飛走了……

而在鄰家的屋背上

又聽見了你的歌聲

你又在用你純真的歌聲

永遠流滴著歡愉的歌聲

去喚醒每個沉睡的靈魂

——被無報償的勞作

壓倒在臥榻上的人們

作品鑑賞

人需要安慰。人類需要安慰。特別是那些生活在社會低層的人們，那些整日裡在艱難中為生存而忙碌的人們。而又有誰來安慰他們，給他們乾渴的靈魂以甘霖呢？他們的要求並不高，他們甚至不知道提出自己的要求。只要能聽見一隻小鳥的鳴唱，他們的心靈已經感到滿足了。　詩人和這些勞苦的人們同呼吸著。

這一天，窗外終於有一隻小鳥在鳴唱了，詩人感到了歡欣，也希望它“去喚醒每個沉睡的靈魂”。艾青認為，好的詩之所以感人，之所以為人們所喜愛，除了其他因素之外，詩中的崇高美，是必不可缺少的。

詩人在《詩論》中說：“高尚的意志與純潔的靈魂，常常比美的形式與雕琢的詞句，更深刻而長久地令人感動。”這就是詩的魅力的內在力量。

艾青在自己的創作中，始終是堅持著這一觀點的。無論是寫民眾的苦難，民眾的鬥爭，民眾的憂憤，還是民眾的不平，在詩中都滲入了這樣一種崇高美。沒有這種願望，或在詩中不表達這種願望，詩便變得蒼白無力了。這崇高美的表現，在詩中並不是口號，也不是詩的華美外衣，而是應該滲透在詩的每一個細胞里，滲透在詩的血液里。

《鶇》這首詩，寫的並不是大題材，可是在詩中卻流溢出一種崇高的精神。

一隻小鳥在窗外叫，“把我從沉睡中喚醒”，詩人感到欣慰，而當“我”向窗外尋覓它的影子的時候，小鳥又到鄰家的屋背上歌唱了。“我”由此想到，小鳥應該“去喚醒每個沉睡的靈魂/——被無報償的勞作/壓倒在臥榻上的人們……”。這樣一個“小題材”，詩人寫得不急不躁，不火不爆，於不動聲色的描繪中，引伸出來一個“大主題”。“我”在屋中睡覺，聽見了窗外鳥的叫聲，這在日常生活里是非常常見的事情。而到了詩人筆下，卻變得非同一般了。飫錈媯?從吵雋聳?璐醋髦幸桓齪苤匾?目翁猓?薔褪僑綰臥擻昧?搿T謖饈資珝中，詩人正是充分地展開了聯想，才使這首詩熠熠生輝。

聯想，在詩歌創作中是不可缺少的，聯想是詩的翅膀。艾青在《詩論》中說：“想像與聯想是情緒的轉移，是由這一事物到那一事物的飛翔。”又說：“有了聯想與想像，詩才不致窒死在狹窄的空間與侷促的時間裡。”

當然，聯想必須合情合理，並不是無頭蒼蠅亂飛亂撞。《鶇》這首詩，就是通過聯想來使之升華的，這種聯想又是那么自然，合情合理。聽見小鳥在窗外歌唱，引起“我”的歡欣，“我”便想到應該使“——被無報償的勞作/壓倒在臥榻上的人們……”都能得到這種歡欣。聯想是重要的，但光有聯想的意識和能力還不夠，聯想必須有一定的基礎。這基礎是詩人生活經驗的積累，和詩人感情的積累。沒有這種積累，聯想很可能飛到不著邊際的地方去。

《鶇》這首詩之所以聯想得好，是因為詩人不僅有這種才能，更在於詩人的生活經驗和感情，是與那些“沉睡的靈魂”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詩人時時刻刻關懷著勞苦大眾的命運，關懷著他們的生活以及他們的精神需要，所以，詩人才能很自然地想到他們。沒有這種深厚的情感，也就不會出現詩中的這種聯想。

我們來看詩人是怎樣看待民眾的：“永遠和人民民眾在一起，了解他們靈魂的美，只有他們才能把世界從罪惡中拯救出來。不要避開他們，即使他們要來驅趕你。只有他們在這世界上是最可信賴的。”（《詩論》）正是這堅定的信念，這與人民民眾的血肉關係，成為了詩人詩歌創作的基石，也是詩人創作的動力。

《鶇》這首詩的聯想翅膀，也正是在這基石上展開飛翔的。另外，《鶇》這首詩的聯想之所以成功，之所以有力量，和詩人在前面著力刻劃小鳥的歌聲及影響是分不開的。在這裡，詩人不惜筆墨細緻地加以刻劃，是要給後面的聯想以有力的鋪墊。

詩人寫道：“不知你是站在屋背上呢/還是站在樹枝上/把我從沉睡中喚醒/你的歌聲清新而委婉/圓潤如花瓣上的新露/悅耳如情人的話語/給我這陰暗的房子/流注了草木的香氣/和溫柔如乳液的晨光/我從睏倦中欣然起來/向窗外尋覓你的影子/你卻飛走了……”

中間的六句，都是來寫小鳥的歌聲的，圓潤、悅耳，還“給我這陰暗的房子/流注了草木的香氣/和溫柔如乳液的晨光。”可謂把小鳥的歌聲寫得美極了。這對沉睡中的人來說，真是極大的安慰，使精神為之一振。

詩人是很高明的，前面寫得充分，後面的聯想也就有力量了。詩人那種博大的胸懷，也就自然而出了。詩的崇高美也就使人充分感覺到了。

作者簡介

艾青，1928年夏考入杭州國立西湖藝術院繪畫系。1929年春赴法學習繪畫。1931年在巴黎參加反帝大同盟東方支部。1932年回國，在上海參加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同年7月被捕入獄。在獄中開始“借詩思考，回憶，控訴，抗爭”。1935年10月獲釋出獄。抗戰時期在武漢參與發起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1941年赴延安

，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參議員，延安《詩刊》主編，1945年任華北聯合大學文藝學院副院長。建國後，歷任《人民文學》副主編，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文聯第一、二、四屆委員，中國作協第一至四屆理事，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1996年5月5日卒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