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資料
鮮英（1885－1968），男，字特生，四川西充人。民盟創始人之一，著名民主人士。鮮英軍人出身，1925年出任江巴衛戍司令駐防重慶，1933年春，鮮英與張瀾代表劉湘赴廣西與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聯絡反蔣抗日，為後來的紅桂川協定的簽訂奠定了基礎。1937年在成都與張瀾、鐘體乾代表劉湘，與中共代表李一氓簽訂聯合抗日反蔣的秘密協定。1939年後他開始拒絕仕途。鮮宅名“特園”。“特園”是眾多國共要人、民主人士的活動場所，是南方局在重慶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歷史見證，也是民盟和民革前身的一部分——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誕生地，被稱為“民主之家”。1945年8月，重慶國共談判期間，毛澤東應邀前往“民主之家”。在鮮英的壽筵上，毛澤東稱他為“當代孟嘗君”。
1968年，鮮英夫婦先後逝於北京。
人生歷程
嘉陵江上有一叟
1941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合影右二鮮英鮮英的經歷在中國近現代幾乎是絕版的，從經歷來看，鮮英橫跨軍、政、商界，從身份上看，他是做過軍閥幕僚的有道之人，他是主持過鄉村改造的地方官員，但他更是經營實業支持民主的愛國民主人士。鮮英，1885年生於四川省西充縣太平鎮鮮家溝人，幼時家貧，後在親友的資助下進入私塾。西充是古色古香的蜀地佛國，儒蹤道跡，古韻遺存。這也是一塊孕育自由的沃土，近代以來西充成為川北有名的民主之鄉，“布衣聖人”張瀾、“保路先驅”羅綸都是西充子弟。鮮英是張瀾的學生，1907年，張瀾在順慶府（今南充市）辦官立中學堂時，對這個家境貧寒但學習刻苦的學生格外關照，張瀾對鮮英有再造之恩，因此鮮英一生都追隨張瀾，兩人亦師亦友。
1908年，鮮英投考四川陸軍速成學堂，入弁目隊，並於同年加入同盟會。在陸軍速成學堂，賀國光、潘文華、楊森、劉湘等成為鮮英的同窗好友，而這些人後來叱吒四川軍政，號為四川速成系。與精明不肯吃虧的劉湘、喜怒無常的楊森等人相比，鮮英脾氣溫和，為人寬容，因此速成學堂的同學都叫他“好好先生”，而鮮英少時信奉道教又老成持重，愛開玩笑的同學便呼其“鮮老道”。
民國既立，張瀾出任四川軍政府川北宣慰使，鮮英與劉湘、楊森等作為護衛隊陪侍恩師張瀾先生左右。張瀾帶領著這幫學生軍破除陋習、懲辦惡霸、安撫民心，“在職年余，川北大治”。1913年，張瀾當選國會眾議院議員，鮮英又隨張瀾進京赴任。在北京，張瀾帶鮮英求見袁世凱。袁世凱對張瀾身邊這個老練穩重、出口成章的學生頗為賞識，便邀鮮英任總統府侍衛官。1914年袁世凱解散國會，一氣之下張瀾離京返鄉。鮮英也以讀書深造為名辭職，後經保送入陸軍大學正則班第四期旁聽。該期陸軍大學畢業學員人數最多，發展面較廣，鮮英的陸大同學後來很多都成為國民政府時期的重要軍政人物。
袁世凱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賣國條約後，張瀾在南充回響蔡鍔討袁，在北京的鮮英也南下廣州參與護國討袁，頗有與恩師南北呼應之勢。討袁結束後，鮮英開始了熟悉的幕僚生涯。五四時期，張瀾在北京主持《晨報》，因母逝回鄉奔喪，見蜀地了無生氣，張瀾便鼓勵鮮英辦報啟智。鮮英遂在重慶籌資興辦《新蜀報》，並依張瀾的建議聘陳愚生為社長，仿《晨報》宣傳新文化和新思想。《新蜀報》以“輸入新文化，交流新知識”為宗旨，社會批評和文化反叛色彩非常濃厚。在鮮英支持下，該報還聘請惲代英、蕭楚女等共產黨人主持筆政，介紹蘇聯和馬克思主義，成為“不是黨報的黨報”。也是在重慶辦報期間，鮮英開始接觸共產黨人，甚至還突破封鎖向當時缺醫少藥的陝北蘇區提供過鹽和藥品。
1921年劉湘以川軍總司令據守重慶，鮮英被委任為總司令部行營參謀長兼重慶銅元局局長。銅元局本來是鑄幣廠，由於軍閥混戰，急需軍火，加之銅元利薄，1922年劉湘指示鮮英將銅元局壓、印花等設備改裝為槍彈生產設備，將銅元局改為子彈廠。銅元局生產的雖然是特殊商品軍火，但在20世紀20年代的四川也算是現代企業了。主持銅元局，是鮮英最早接觸實業。這段特殊經歷為他以後棄政從商經營實業埋下伏筆。1922年，劉湘與原四川統治者熊克武發生衝突，被迫“樵山漁水，息影鄉園”。老同學下野，鮮英也受到牽連一蹶不振，但兩年之後劉湘即東山再起，鮮英也進入川軍任職。四川善後督辦公署成立後，劉湘看中鮮英的經營和管理天賦，任命他為督署參贊兼惠民兵工廠廠長。
有劉湘的關照，鮮英仕途無憂，但從行武到入幕，從辦報到管廠，他的興趣已漸漸轉往實業。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鮮英都忙於辦廠興業。直到1935年，賀國光奉蔣介石之命入川整頓川軍。老同學上任不久便薦調鮮英回南充，擔任第十一區督察專員。期間，鮮英整頓縣政，服務桑梓。尤其難得的是，鮮英延聘張瀾、晏陽初、梁漱溟等名士學者在南充實踐平民教育，鼓舞抗戰，將南充搞得風生水起。後因築路延誤惹怒蔣介石，鮮英遂被罷官。當時鮮英因病留居成都，由其秘書谷醒華代行署務。其時蔣介石為便於部隊機動以圍攻邊區，下令修築川陝公路。四川省政府動員了附近各縣民工三四萬人修路，民工住宿和生活極困難，冬季一到天寒地凍，很多人病死凍死，加之年關將至，人心思歸。谷醒華對民工非常同情，便不計後果宣布放假讓民工回家過年。這一事件，讓入川督戰的蔣介石參謀團大為震怒，著令省府嚴辦。鮮英本來就難逃干係，他還密告谷醒華逃避。事後，鮮英自己被賀國光罷官。此事，也讓鮮英下決心離開官場，從此他便定居重慶，專心實業。張瀾在南充創辦“建華中學”，鮮英出任“掌柜”，負責籌資。他以自己的經營所得，贊助當地教育。進步青年奔赴延安，鮮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幫助他們拿到通行證。事成之後還分贈川資，為之主餞行。
有堂專為民主開
鮮英經歷豐富，其同學、朋友遍及軍、界、商、學各界。他最大的興趣不是行軍帶兵，也不是入幕參佐，而是投資興業。從最早時受劉湘之託出任兵工廠廠長，到後來棄政從商創辦實業，鮮英做實業比搞政治得心應手得多。鮮英極具經營天賦，又善於抓住機會，加上人脈資源豐富，他的實業辦得有聲有色。1934年，鮮英看準軍糧需求必將擴大的時機，果斷接手虧折嚴重、難以為繼的復興麵粉廠。作為公司董事長的鮮英，一方面改進技術設備，發展生產，一方面精簡機構。通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麵粉廠的產量、質量有了大幅度提高，同時通過大刀闊斧的管理改革，開源節流，有效降低生產成本。麵粉廠很快恢復生機。不久，因劉湘引兵與紅軍開戰，麵粉銷量驟然猛增。逢此商機，復興麵粉廠產銷兩旺，日進斗金，改組後第一年度決算就盈利。大小股東，皆大歡喜。1936年，在張瀾的建議下，鮮英聯絡地方袍哥首領兼商會主席奚致和等在南充創辦四川蠶絲改良場，辦理全省蠶業改良工作。為示支持，張瀾親筆題“原蠶室”三字，鮮英與奚致和亦為蠶房題書“富國”“利民”四字。在鮮英的主持下，改良場培育出由江浙引入的雜交品種蠶繭。這種蠶繭繭色白，繭層厚，比黃色土繭優良，推廣後，生絲質量了明顯的提高。為了推廣蠶桑，他們還支持私人集股興辦果山蠶業社，發展栽桑、養蠶、繅絲一條龍作業。隨著繅絲設備及繅絲工藝的不斷改革，南充生絲質量明顯提高。在四川蠶絲改良場的帶動下，南充栽桑、制種、養蠶、制絲及生絲貿易等迅速復興，帶動了南充農、工、商的發展。一時間，南充在四川，甚至全國都頗有影響力。
鮮英熱衷於創辦實業，經常需要融資募股擴大生產經營。由於鮮英人脈資源豐富，又極具經營才能，重商守信，他的各色朋友都願意將富餘的資金存放在鮮英處，或者入股投資，或者寄養生息。1943年，熊十力乾脆將《新唯識論》語體本的稿酬二萬元全部寄放在鮮英處，以便生息。而鮮英也非常仗義，保證熊先生隨時支取本息。
早在川軍總司令部行營參謀長任上，鮮英就買下了重慶上清寺旁的一塊坡地。坡地坐落在嘉陵江畔，占地70餘畝。坡地中央有座小山頭，歷史上曾經是江西會館，後來成為客死他鄉的贛商墓地。1929年，鮮英夫婦開始在小山頭上建房，累年建設漸成“特園”。“特園”的落成，鮮英的夫人金竹生女士功不可沒。金竹生雖然文化不高，但是極聰慧。據說，鮮英的大部資金都投在實業上，買完地塊後手已無閒錢，金竹生便利用廢棄的煤渣製成煤磚售賣，積得資本後建房，然後出租回收建設投資。據其子鮮繼平回憶：“（母親）經賞向工匠請教學習……每到親友家中詢問研究其房屋建築之特點……整年修房買地……之後房價高則賣、房價低則租。”金竹生女士還設計了“特園”的主體工程“達觀樓”。“達觀樓”融歐洲風格和川北特色為一體，堪稱中西合璧。據鮮氏後人鮮述秀說，是鮮夫人金竹生用煤渣打成煤磚出售，修建房屋出租積累資本，慢慢發展起來的。鮮宅的主體達觀樓就是金夫人自己設計的，是一座青磚3層樓房，前後各一個大花園，其他如平廬以第八女繼乎的名字命名，一樓一底，坐南朝北，中西式磚木結構建築，面闊17.9米，進深13.4米，通高13.3米，建築面積719.5平方米，占地面積239.86平方米。本來是金夫人的姊妹們居住，抗戰時期張瀾和梁漱溟以及很多名流都曾長住。康莊以第九女繼康的名字命名，共4幢3層同樣的西式小樓，連體、多棱、尖頂、灰灰的，兩兩相對，就像兩對孿生姐妹。抗戰時期馮玉祥、荷蘭和義大利的使館、蘇聯和盟軍的軍事代表團都曾借用過康莊。其中3號和4號樓被日本飛機炸毀，後修復。但金竹生女士最讓人佩服的，不是商業意識和理財能力，而是開明通達。這個文化不高的家庭婦女，長期以來默默地支持自己的丈夫辟“特園”為“民主之家”。雖然是大戶，但鮮家生活卻一點也不奢華，鮮英、金竹生夫婦慷慨解囊，承擔著“民主之家”不菲的日常開銷。
因為長年追隨張瀾，鮮英也逐漸從一個追求利潤的商人成為一個民主自由的堅定信仰者和追求者。在重慶定居後，因為張瀾的關係，鮮英與共產黨人、進步人士的交往也多了起來。並在民盟盟員、國學大師熊十力的引見下，結識了中共元老董必武。結識了中共元老董必武。熊十力與董必武是黃安（今湖北紅安）同鄉，熊十力與鮮英同年，又是鮮英兒子鮮繼明的老師。三人年齡相仿、性格相似，因此格外投緣。這樣，國學大師、職業革命家、民族資本家，三者便成為一個很有意味的組合。當中共中央南方局希望在重慶找一個便於開展統戰工作的平台，便於中共與各界人士共商國是時，董必武想到了鮮英和他的“特園”。1938年底，董必武陪周恩來拜訪鮮英。當時在國民黨的政治高壓下，為避免麻煩很多人不願與共產黨接觸，更不敢給共產黨提供活動場所。因此，周恩來旁敲側擊探問鮮英的態度，沒想到鮮英坦然回答說一願意，二不怕。此後，鮮家私宅“特園”便成為中共南方局和八路軍駐渝辦事處活動的主要場地，社會賢達、進步人士開始頻頻出入。
鮮英古道熱腸，待人接物優禮有加。據許多社會名流回憶，當年貴客盈門，車水馬龍，堪稱盛況空前。“特園”經常是“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金竹生女士回憶說：“當年每天在特園用餐的人很多，最多時上千人。全天開‘流水席’，隨到隨吃。”那時吃飯，米是從南充用船運下來的，每天都有挑夫絡繹不絕往特園送菜。鮮英還聘請重慶“姑姑筵”的傳人為廚師，提高鮮宅家宴的品位，獨創“鮮味齋”，香飄四溢。鮮英不吝家產，仗義疏財將經營實業的相當一部分所得都投入到了“民主之家”的招待應酬上。深懷感激之情的董必武為特園取了一個名字，叫“民主之家”。大量的開銷也讓女主人金竹生女士常常感到捉襟見肘，但從無怨言。鮮家雖是大戶，但鮮英夫婦卻推崇勤儉節約度日，對子女要求甚嚴，吃飯不能喧譁，若將飯粒掉在桌上，必須撿起來吃掉。鮮家子女從小沒有零食可吃，為解嘴饞，孩子們就在“特園”各處尋覓，鐵線草、酸莖草都成了零食。因為“民主之家”出入的都是社會名流，金竹生女士對子孫管教嚴格，說話的聲音不能高，不許罵人髒話……金竹生女士還親自參加勞動，她在“特園”空地廣種花草果木，以補充“特園”所需。當時常有衣著光鮮的小姐太太慕名造訪“特園”，問鮮太太在不在家。當金女士從地里站起來回答‘我就是’時，訪客無不驚愕不解。
有了鮮英的支持，“特園”成了真正的“民主之家”。中共方面的人、國民黨左派、地方軍政要員、社會賢達人士如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王若飛、鄧穎超、郭沫若、沈鈞儒、李公朴、陶行知、黃炎培、柳亞子、馮玉祥、李濟深、史良、章伯鈞、梁漱溟、鄧初民、朱蘊山，經常匯聚一堂，共商國是。張瀾在重慶期間都住在“特園”，馮玉祥、張申府、梁漱溟等人也常住“特園”。董必武以“民主之家”的尊號相贈特園，並請郭沫若代其書題。馮玉祥也書以“民主之家”的匾額贈給鮮英。抗戰期間，荷蘭大使館、蘇聯軍事代表團以及盟軍軍事代表團等機構都曾借駐於此，而民盟的總部在還都南京前一直設在特園，鮮英本人則擔任民盟中央執行委員兼重慶支部主任委員。
“特園”成為“民主之家”，更與毛澤東的三次拜訪密切相關。1945年8月，國共重慶談判，作為蔣介石三次電請的中共領導人，毛澤東主席當然不宜主動公開與各派人士接觸。張瀾等民主人士遂建議以鮮英60大壽的名義辦宴，邀請毛澤東與各界人士藉機會面。8月30日，毛澤東由周恩來陪同來到“特園”，看到匾額上“民主之家”四個大字若有所思。“民主之家”牌匾的兩旁是張瀾題寫的楹聯：“誰似這川北老人風流，善工書，善將兵，善收藏圖籍，放眼達觀樓，更贏得江山如畫；管他法西斯蒂壓迫，有職教，有文協，有政治黨團，抵掌天下事，常集此民主之家。”毛澤東高興地說：“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了。”銀髯飄拂的鮮英謙虛地解釋“民主之家”的得名經過。毛澤東說：“董老起名，馮將軍題字，表老贈聯，堪稱三絕啊！”停了一會，又說：“今天我們聚會在民主之家，今後我們要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國。”席間，鮮英獻上其夫人親手釀製的具有西充傳統風味的棗兒酒。毛澤東嘗過之後，連連稱好。宴後，鮮英子女請毛澤東在紀念冊上題詞，毛澤東想了一下，然後用鋼筆寫下“光明在望”四字，語帶雙關，贏得一片喝彩。9月15日下午，毛澤東第三次蒞臨特園，與張瀾、鮮英作長時間密談。
國民黨當局對鮮英恨之入骨，他們在特園四周遍布崗哨，進行監視。那些特務分子還對鮮英及其一家投送匿名信，進行恐嚇。有一次，陳立夫的親信羊宗秀對鮮說：只要你答應關閉特園，不再讓中共和民盟使用，就可以要官給官，要錢給錢。鮮英聞言，如受大辱。他憤怒地說：“絕對辦不到！”便拂袖而去。
展開民運作前驅
鮮英雖人在商海，但他在川省的個人聲望一直很高，他也一直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關注和支持民主運動，包括出資支助民主活動、營救被捕民主人士等。1946年5月，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在即，重慶各界人士100餘人舉行時事座談會，鮮英與羅隆基、史良、鄧初民等90人發表宣言和發起簽名，呼籲和平，反對內戰。李聞血案發生後，重慶各界6000餘人在青年館舉行追悼大會。在“民族之魂”四個大字下，鬚髮蒼蒼的鮮英淒哀悲痛地朗誦祭文，沉痛悼念在昆明為民主殉難的民盟同志。1947年6月1日深夜，重慶國民黨當局出動大批軍警憲特，對進步人士進行大搜捕，一時間數百名進步人士身陷囹圄。“六一事件”中，民盟總部機關報《民主報》被捕的記者、編輯和其他工作人員及印刷廠工人多達30餘人。當時鮮英是民盟重慶市支部主委，事發後，他緊急召集工作人員商討對策。會後，鮮英立即電告南京民盟總部，報告情況，請示應對辦法，但電話剛撥通便被掐斷，監聽電話的特務惡狠狠地威脅鮮英：“不許通話，不然對你不客氣。”鮮英馬上利用個人關係找到當時的重慶軍政要人，要求放人，但這些昔日舊好卻勸他明哲保身。一籌莫展之際，鮮英決定去找梁漱溟先生出面，最終說服宣稱不再管民盟事務的梁漱溟在《大公報》發表公開聲明，呼籲當局立即釋放非法逮捕之‘民主報’全體員工。最後，在梁漱溟先生的干預和斡鏇下，包括《民主報》在內的眾多被捕人員被釋放。事後統計，《民主報》被釋放員工中就有近10人是中共地下黨員。之後，鮮英等人又資助、掩護獲釋的進步人士離開重慶。全面內戰爆發後，中共駐渝代表和《新華日報》被迫撤退。在最困難的時刻，鮮英和他的“特園”對處於地下的中共黨員和民主人士，仍一如既往熱情接待。這在日益緊張的時局裡，顯得尤為可貴。
1947年11月6日，民盟總部迫於國民黨反動派的壓力而宣布解散後，鮮英的活動轉入地下。這年初冬，他秘密地吸收了在淮海戰役中起義投誠的國民黨四十四軍一五零師師長趙璧光參加了民盟。一些不便出面的工作，則委託其剛從美國留學回國的四子鮮恆去做。
鮮英另外一個大的貢獻長期以來鮮為人知，那就是策反楊森守護山城。重慶是西南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工商重鎮。1949年10月14日人民解放軍攻占廣州後，國民黨殘餘勢力即將其偽中央政府的招牌，匆匆搬到重慶，企圖在中國西南大陸上進行最後頑抗。1949年11月下旬，解放軍突破國民黨渝東南白馬山防線，打開了解放重慶的大門。雖然蔣介石本人多次動情地稱重慶是其“第二故鄉”，但解放軍勢如破竹，重慶肯定是守不住的。沮喪很快變成瘋狂，以蔣介石的性格，好東西自己得不到別人也休想得到。蔣下令重慶市市長兼衛戍司令楊森在撤離前配合保密局爆破毀城。之前，南京、上海、廣州在解放軍占領前夕，蔣都命令保密局特務進行大屠殺、大破壞。蔣介石讓楊森負責實施毀城計畫，楊森雖骨子裡反共，但對蔣要他做毀城的歷史罪人也是心有不滿。“為將重慶完整地接管下來，最佳方法是讓安裝導火索的人去掐滅導火索”，這就必須加強統戰和策反工作，尤其是策反國民黨集團上層人物，比如楊森。兵敗如山倒，蔣介石對任何人都不信任。歷史上楊森雖然是鐵桿反共分子，但同樣處於特務的嚴密監視中，因此要不露聲色地接近楊森很不容易。中共方面想到了在川軍將領有一定影響的鮮英。鮮英與楊森是同學，在成都四川陸軍速成學堂二人同住一間宿舍，楊森還是鮮英“睡在上鋪的兄弟”。四川軍閥混戰期間，二人各為其主，在戰場上有過矛盾和衝突，但二人私交甚篤。尤其湊巧的是，當時楊森的最寵愛的女兒正與鮮家五公子鮮恆熱戀，楊森夫人與金竹生女士也常以兒女親家相稱。鮮恆在楊家很受歡迎，出入非常隨便。
與鮮英有過交情的中共黨員蘇雲急赴“特園”（鮮英在南充擔任督察專員時，曾經為蘇雲弄過去延安的路條，蘇雲當時還與鮮英的兒子鮮繼堅合夥開店做大米生意），將中共方面對楊森的四項條件（保城、救人、起義、捉蔣）和盤托出，希望鮮英通過鮮恆將四項條件傳進楊府。鮮英與兒子鮮繼堅都贊成護城，但都覺得讓沒有對敵鬥爭經驗的鮮恆去策反楊森太危險。楊森是出了名的“變色龍”，狡詐陰險、冷酷自私，在利益面前常常翻臉不認人。在撤離重慶前夕，為向蔣介石表“大義滅親”忠心，楊森親自下令特務將自己的親侄女楊漢秀（中共黨員）秘密殺害。但保護山城意義重大，鮮英最終同意讓鮮恆冒險一試。
鮮恆是進步青年，疾銜“黨令”“父命”，前往“渝舍”（楊森公館）。楊森是個老江湖，雖然表面上對蔣介石言聽計從，但對形勢他倒也看得很清。楊森保證他的部隊撤離重慶時，絕不破壞市區建築，騷擾百姓，但對後三項條件明確表示無力為之。最後，楊森長吁了一口氣對鮮恆說：“請轉告令尊，我許諾的事決不食言，也請你們勿強我所難，有些事我的確是想辦也辦不到。我走後，煩你們關照小妾鄧壁如（楊森小老婆），田蘅秋有點私產帶不走，累你們代為存放，費心了。”
鮮恆回去向父親轉述了楊森的話，鮮英不甘心，他打算親自動員楊森再爭取一番，於是又馬上帶領鮮繼堅開車冒險再到“渝舍”。車到“渝舍”，楊家正在作撤離的準備，人來人往，現場混亂，而楊森以有要事在辦為由婉言謝客。鮮英這才意識到爭取楊森起義已不可能。雖然鮮英最終未能策反楊森，但楊森撤離重慶時，倒也兌現了自己的承諾：他手下的20軍沒配合保密局破壞城市。而且楊森敗退前留下密令：第20軍軍長由其次子楊漢烈繼任，並要他相機起義。一個月後，楊漢烈在成都附近金堂縣率兩個師起義。楊森這個老江湖，深知自己罪孽深重，但也算是給自己的家人留了條後路。鮮英也踐約守信，重慶解放時將楊森小妾接到“特園”，並為其看護私產。鮮英的做法在人情上無可挑剔，但在政權交替之時保護舊政權的實屬不明智。果然不久，鮮英差點就因“窩藏戰犯眷屬財產”被新政權查辦。1950年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宴請各界人士，看見鮮英，握著他的手慰問道：“重慶解放時，你受驚了。感謝你當年的三次接待，感謝你對民主運動所做的貢獻。”鮮英回答：“托主席福，有驚無險，還好。”
其實，說到險，從同情共產黨開始鮮英幾乎一直都在冒險。解放前，“民主之家”一直籠罩在白色恐怖中。抗戰勝利時，軍統特務強行租用特園內“康莊二號”洋樓，晝夜監視出入“民主之家”的民主人士。從上清寺到“特園”門口的小商小販，如擦修皮鞋的，賣香菸的，賣涼粉小吃的，均是特務喬裝打扮。鮮家電話也一直被監聽。重慶解放前夕，國民黨軍隊還在上清寺廣播電台大樓上架設機槍，黑洞洞的槍口對準特園大門。1949年6月，蔣介石批准了毛人鳳擬定的一份87人暗殺名單（這是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後一份暗殺黑名單）。不甘心戰場上失敗的蔣介石妄圖利用暗殺手段，對持有不同政見、準備走和平之路的國民黨高級將領、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等進行“定點清除”。鮮英的名字赫然在列，所幸接到西昌行轅主任賀國光通風報信（賀國光曾是鮮英軍校同班同學），連夜趕往成都再到西昌避難，鮮英才得以倖免。
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新中國成立後，作為愛國民主人士，鮮英榮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和首屆全國政協委員，並被推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但“窩藏戰犯眷屬財產”的嫌疑始終緊箍咒一樣伴隨著他，土改、鎮反運動展開後他更加坐立不安。在給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張瀾先生的信中，鮮英坦言：“行情不悉，錯誤實所不免。”後在張瀾的覆信鼓勵下，鮮英決定將“特園”內外房產全部捐給國家，然後舉家遷往北京地安門恭儉胡同居住。那是他早年在北海公園附近買下的一座四合院。董必武在重慶市政府呈送的請示中批覆：“特園很有紀念意義，要作為紀念館原樣保存。特老（鮮英，字特生）健在由國家照顧，死後由國家安葬。鮮宅權且留下，待特老百年之後，再交給國家做紀念館。”
在董必武的勸說下，鮮英最終留下了鮮宅。鮮英夫婦赴京後，也時常回重慶“特園”居住。1957年反右運動，是鮮家由盛到衰的轉折。《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展文章，點了眾多右派分子的名，其中包括鮮英。鮮英多年的僥倖瞬間灰飛煙滅，鮮家也從此開始了擔驚受怕的生活。鮮英被劃為右派後，其子鮮繼堅、女兒鮮繼平也相繼被評定為右派。鮮繼堅曾參與策反楊森，後來香港滙豐銀行重金禮聘他任總經理，他堅辭不就，決定留下來建設新中國。劃為右派後，被發配到郊區農場改造，每天挑糞澆地，右派帽子一戴20年。最艱難時，鮮繼堅連四分錢的過河船錢都拿不出。為了探望妻兒，鮮繼堅只能冒死泅渡長江。更讓人喟嘆的是連鮮英的女婿徐在庸先生（鮮繼平的丈夫）也受到株連，被劃為漏網右派，以“有礙首都治安的危險分子”被流放河南18年。即使後來得到糾正平反，也沒能撫平鮮繼平夫妻內心的創傷。心有餘悸的鮮繼平夫妻，最終選擇了出國尋找安全感。
“一門三右”，讓鮮家的政治處境極為艱難，曾經高朋滿座的鮮宅也是門庭冷落一片死寂。同時，因為幾近裸捐（鮮家幾乎將所有房產家業捐獻給了國家），鮮家經濟上也陷入困境。1959年全國生活用品實行配給制，食品價格上漲，鮮家的生活雪上加霜。大饑荒時期，鮮宅花園中的芭蕉、香蕉樹根、枝葉甚至枇杷樹皮都成了鮮家人的食物。昔日毛澤東讚賞有加的“孟嘗君”，居然淪落到自顧不暇、窮困潦倒的地步。為了活命，鮮家花園改成了菜園，金竹生女士每天帶領全家老小“晨興理荒穢，戴月荷鋤歸”。1960年，在周恩來總理的關照下，年老體弱的鮮英夫婦從重慶遷回北京。因為沒有路費，鮮英夫婦將書房裡珍藏的《四庫全書精本》賣給了古舊書店。但是到北京沒過幾天太平日子，政治運動再次找上門來。1966年8月，北京紅衛兵發出《最後通牒》，限令各民主黨派在72小時之內自行解散並登報聲明。之後大批民主黨派領袖和成員受到嚴重衝擊，鮮英也沒能幸免於難。抄家、遊街、批鬥接踵而至，當時鮮英夫婦已是風燭殘年，連睡覺的床都差點被紅衛兵抬走。在重慶，鮮英被市委內定為重點對象之首。市公安局和重慶大學“赤衛軍”組成的抄家隊進駐鮮宅，在特園內挖地三尺“破四舊”，將值錢的器物、古董、字畫，以及他們認為是封、資、修的東西全部查抄封存。在動亂中，“特園”大客廳中的珍貴歷史文物《簽名軸》從此失去下落。《簽名軸》留下了國共兩黨領導人以及眾多名人的簽名，也是“特園”歷史的見證。鎮園之寶“民主之家”的匾額也差點被毀，所幸鮮家人有所準備，事先將大匾額藏在床上當床板才幸得留存。經歷了“破四舊”時期堂而皇之的搶奪後，“民主之家”已經空有其殼了。1967年，上清寺街道辦要辦無線電廠，看中了“特園”達觀樓，於是鮮家人被掃地出門。不久，“八一五派”和“反到底”兩派武鬥，隔江對峙。在激烈的炮戰中，“八一五派”搶占達觀樓作指揮部。1968年3月25日，“反到底”發起猛攻，“八一五派”抵擋不住，撤退前在達觀樓二樓焚燒傳單，結果引燃油漆地板。沖天大火燒了一天一夜，期間消防隊曾冒著槍林彈雨撲火，但被打死一人後只好無奈地撤離。“民主之家”躲過了抗戰和內戰的炮火，卻沒能逃過武鬥的戰火。一把大火將“民主之家”最後的“徒有其表”也摧毀了。
重慶“特園”大火過後三個月，遠在北京的鮮英因發燒引發肺炎，在醫院逝世，不久金竹生女士也因病去世。一代名士黯然凋零。直到1977年8月，鮮英骨灰才移至北京市八寶山革命公墓。（1997年，鮮英夫婦的骨灰一同安葬於重慶歌樂山）1985年，被掃地出門的鮮家後人終於落實政策，得到不足三萬元的賠償，但“特園”早已面目全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