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920年，鮮伯良帶著10多元路費，離開家鄉，到重慶謀生，受聘於川康督辦公署，管理財務，掙到了一筆錢。1925年，天津人單松年以4萬元獨資在重慶創辦新豐麵粉廠。1927年改為合夥經營，資本額增至10萬元。鮮伯良投入股本3000元，擔任了常務監察，後又擔任協理。1934年新豐虧折過甚，無力繼續經營。鮮伯良以9萬元承頂新豐業務，改組成立了復興麵粉廠。
復興廠經營歷史
復興廠改進技術設備，發展生產，同時精簡機構，緊縮開支。對原有職工實行“汰弱留強”。鮮伯良認為，麵粉銷路是否能打開，關鍵在於能否降低成本，實行薄利多銷。他發現在生產過程中無法將麥粒一次磨淨，需經過幾次回麩操作，不僅多耗工，而且影響出粉率和品質的提高。為了降低成本，必須解決操作技術問題。鮮伯良派員赴漢口參觀福新麵粉廠，請技師來廠協助改進技術設備，解決了不能一次將麥粒磨淨的問題，日產量也由原來的300包提高到1000包。在產品銷售方面，為了同先農、歲豐二廠競銷，復興廠在市中區專門建立了特約承銷店20家，簽訂契約，規定貨源由復興廠保證，不得承銷它廠麵粉。又利用水輪運輸之便，在長壽、涪陵、萬縣等地設莊推銷。市內外推銷機構的建成，使復興廠銷量占重慶機制麵粉市場的1/2以上。不久又因劉湘在綏定方向與紅軍作戰，萬縣成為其軍隊轉運糧秣的據點，麵粉銷量驟然猛增數倍，營業情況日益好轉。因此，復興廠成立後，第一年度決算就盈利。而先農廠由於歷年虧折，雖經幾度增資亦不能扭轉劣勢，拖至1935年，瀕於斷炊境地。1938年，先農終於無力繼續經營，鮮伯良以4萬元接頂過來，改為復興第二廠。原廠命名為復興第一廠。為了綜合利用2廠儲備的磨輥等主要器械，又添購了磨粉機三部，於1940年安裝竣工投入生產。第二廠的日產量遂由300包提高到1200包。1943年南充麵粉廠建成，安裝磨粉機四部，日產麵粉600包。於是一廠、二廠、南充廠日產量共為2800包。這是復興廠發展最高峰。
復興爭奪土製麵粉市場是在與同業競爭中同時展開的。復興廠發現土製麵粉仍占全市銷量的3/4，於是決定從批發和零售兩方面進攻。零售，採取在鄒容路口復興公司所在地出售用特等麵粉製成的白糖“蒸饃”的辦法。由於地處交通要道，兼以免費供應茶水，確是顧客盈門，大有應接不暇之勢。用次等麵粉製成切面，在沿江碼頭勞動民眾聚集處出售“旺實”麵條。製成各種等級的乾麵，委託各糖果店代銷等多種方法，所有零售均一律按批發計算。這樣，從零售環節推銷出去的麵粉約占復興和先農兩廠總產量的1/5。市區80多戶切麵店，每月需用麵粉20萬公斤以上，但他們將機制麵粉做的麵條僅供特殊顧客之用，故數量少利潤高，其餘大部分麵條都是以土粉為原料。為了消除這種人為的障礙，復興廠特邀切麵廠老闆到復興參觀，表示已新裝了機器，擴大了生產，一定要奪土製麵粉市場而代之。同時大量散發廣告傳單，寫上“怪！怪！怪！洋灰面當土灰面賣”的稀奇古怪的宣傳話語，企圖使他們改用復興廠麵粉作原料。為了擴大銷售範圍，特地做了大幅廣告，鼓吹麵粉所含營養遠優於大米，外國人以麵粉為主食，而我國北方人也是以吃麵粉為主，故體格強壯。又鑒於重慶中醫總是見到病人就說：“麵食燒心，要忌吃麵食。”鮮伯良感到這也是對推銷麵粉的阻力，就特備豐盛筵席宴請醫師，大講麵粉的營養價值和有益於健康之類，希望摒棄見病即“忌麵食”之說。這些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積極打開銷路的同時，對於原料的收購更是不遺餘力。在合川設莊收購小麥，以便了解貨源和掌握行情，在重慶開設義厚生糧食商行，保證了原料的供應。小麥收購點進一步擴大到產區渠縣、南充、射洪和宜賓等地。復興廠業務蒸蒸日上，1938年純利即達20餘萬元。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對麵粉市場的價格，復興廠已呈操縱之勢，壟斷了重慶麵粉市場。
1940年以後，復興廠經歷由盛而衰的過程，同時也是進一步與軍閥官僚勾結和鬥爭的年代。復興廠依靠官僚和地方勢力，基本上壟斷了全川小麥，使得同業不但不可能在產區購進原料，就是在重慶高價收購亦難得手。為使產供銷各個環節相互配合，對包裝所需用的布袋，亦做到自產自用。在合川投資自行開設“七七”紡織廠，招雇200餘名職工，專門生產布袋。產品既已暢銷，原料又形成壟斷，包裝布袋也做到自給，因而復興廠獲利甚厚。
1941年，復興部分股東集資法幣100萬元，開設萬源企業公司，鮮伯良任董事長。為了擴大經營活動，籌資200萬元又開設復華銀行。復華銀行成立後，更加壯大了復興在麵粉業和糧食市場的聲威。復興資金又助成了復華在金融市場上的活躍，因而人稱鮮伯良為“灰面大王”。
抗戰期中，復興廠雖然一度出現過繁榮景象，但是遭受國民黨政府的所謂限價和加工管制的摧殘，到抗戰勝利，原來比較充裕的原料存底已消蝕一空，流動資金亦虧賠殆盡。鮮伯良十分感慨地說：“在人吃人的社會，我雖然吃過‘小魚’，但終於逃不脫失敗的命運，官僚、軍閥又把我吃掉了。把希望寄托在同官僚軍閥和封建勢力的勾結上面，既靠不住又是極端危險的。”
建國後，復興廠在黨的正確領導下，通過貸款和加工訂貨的扶持，還有全廠職工勞動熱情的不斷提高，很快就恢復和發展了生產。新建了1200平方米的車間和320平方米的倉房，從嘉陵江邊到廠房建成起卸原料的電動纜車，從車間到廠房裝設了梭槽運輸道，還添置了磨粉機兩部和平篩四部，學習推廣了蘇聯的前路出粉法與中路刷清法等先進經驗，從而節省了勞動力，生產成本顯著下降，產量大大提高。單是復興第一廠的日產量，就由原來的1000包提高到7000包，副產品也製成了大批工業用品的飴糖和食用醬油，每年給國家積累資金達10萬元以上。鮮伯良受到黨和人民的關懷，他當選重慶市第一至八屆政協委員。
1990年5月，鮮伯良在渝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