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
這種闡釋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因為它完全消解了“三子”民諺原本的貶斥意味，也忽視了它產生的地域文化背景。甚至把“黃縣套子”說成是“語言文明，講究客套”，這與把罵人的惡語當成讚頌的善言一樣，實在太離譜了。
故事詳情
作者在《黃縣嘴子》一文中，還舉出了史書中記載的最早的黃縣人——淳于髡說服齊威王整飭吏治的故事，來說明黃縣人能言善辯有著很悠久的傳統。那么，身為東萊夷維(今高密)的晏嬰，同樣在齊國供職，當過宰相，而比這位淳于髡早生了200多年。這位小個子宰相出使各國不辱使命，可以說“妙語連珠，伶牙俐齒”，留下了一串串動人的故事，比淳于髡高出不知多少倍，但，為什麼沒傳下“高密嘴子”的說法呢?由此可見，靠一、兩個歷史人物來解釋“三子”此路不通。
不管怎么說，“三子”民諺毫無褒揚的意味。20世紀80年代初，煙臺發生過一樁婚戀故事：祖籍牟平縣的一位男青年同掖縣的一位姑娘同在煙臺工作，戀得情真意切。及至登記前夕，男方領女方回家拜訪二老。二老對這位姑娘很滿意，但是，當得知姑娘的老家是掖縣時，臉色驟變，大驚失色地私下對兒子說：“你怎么領來家一個掖縣鬼子?”事後，這樁親事因兩位老人的極力干預而告吹。應該說，這才是對“掖縣鬼子”本來意義的最好詮釋，而決無半點褒意可言。對“蓬萊腿子、黃縣嘴子”的解釋亦然。
從上面的那段“棒打鴛鴦兩分離”的故事中，我們可以思考如下問題：是怪罪那兩位對掖縣有偏見的老人，還是怪罪那位姑娘不該出生在掖縣?都不是，或者說不完全是。我們只能說，歷史既為我們留下了傳統美德，也沉積了許多經久難釋的沉重包袱；地域之間數千年的長期封閉，造就了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這種不同文化之間的衝撞所爆出來的火花常常使我們眼花繚亂，無所適從。任何民諺都是某個地域、某個歷史時期特定的產物，它所包含的文化底蘊非此短文可以說得明白。但，研究文化史的專家們在以下觀點上達成了共識：在膠東地區，以棲霞膠東屋脊為中心可稱為農業文化區，以東部沿海一線為主可稱為漁業文化區，以蓬、黃、掖為代表的內海沿線可稱為商業文化區。當然，這種地域劃分只是相對而言。就蓬、黃、掖地區來說，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固然和其它地區一樣以農業為主，但這裡的地理位置是：西連內陸，北臨內海，對京、津、塘的交流，以及男子15歲以後必到關東闖蕩一番，幾乎成了輩輩世世的家傳習俗。單就掖縣(今萊州市)來說，解放初期的1950年人口73萬，而過了半個世紀後，人口僅有89萬。人口增加如此之慢原因何在?據粗略統計，在半個世紀中，流向外地的掖縣人相當原有人口的2倍。這就是說，還有兩個“掖縣”散居在掖縣之外。蓬萊和黃縣也大體如此。而在其它地方，這種情況很少見。
這就要問：蓬黃掖的流動大軍到外地去乾什麼?既不是重過“日出而作，日人而息”的農家生活，也不是為了出海打魚養家餬口，而是“以學求仕，以仕為官”，求仕不成，便先打工，後從商。這就是掖縣到清末為止，集歷代官員，除沒有人當過皇帝老子外，可以組起“一朝官”的原因，經商者更是比比皆是。
為官和經商所要具備的素質與農民、漁民都不相同。就拿經商來說，掖縣的小業主多，需動心計，善於籌劃經營；黃縣的“公關人員”多，需能言善辯，令人心服口服；蓬萊跑外的多，需手勤腿勤，不能懶惰怠慢。我們可以把這3個方面的素質加起來：工於心計，能說善辯，勤奮不輟——這正是經商取得成功的秘訣，也可以說是商業文化培育出來的必備素質。然而，在農業、漁業文化區的人們看來，工於心計的變成了“鬼子”，能說善辯變成了“嘴子”，手腳勤快變成了“腿子”。究其原因，是老輩傳下來的“無商不奸”的觀念，在這些地區更加根深蒂固。
所以說，“三子”民諺實質上是農業文化、漁業文化對商業文化的一種貶斥和敵意，這裡毫無褒揚、歌頌的意味。因此，在蓬萊以東，“三子”民諺流傳極為廣泛，而在蓬萊以西幾乎聽不到。改革開放以後，交流空前頻繁，此民諺才自東向西傳播開來。須知，這“鬼子”里包含著詭計多端之意，這“嘴子”里包含著言過其實、強詞奪理之意，這“腿子”里包含著拍馬溜須之意，全是貶斥，毫無褒意。歷史在向我們開玩笑。經過20年“左”的思想影響後，有人發現沒有經過發展市場經濟的歷史階段，國富民強也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商品流通、商業經營漸漸“香”了起來。似乎人們再罵“鬼子、嘴子、腿子”有點不合時宜，於是便把“三子”改成了“掖縣人的心靈美，黃縣人的語言美，蓬萊人的行為美”，這也是近些年才有的事。這起碼可以說明，人們對商業文化不再那么切齒痛恨了。然而，卻無法改變“三子”民諺原有的文化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