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來概述
來源一
1860年代的朝鮮朝貢使團“解放前，呼朝鮮人為‘高麗棒子’，不解所謂。解放後禁用，知非美稱。然其意義為何尚懵然也。及讀王一元《遼左見聞錄》，中有一則云：‘朝鮮貢使從者之外，其奔走服役者，謂之“棒子”。其國婦女有淫行，即沒入為官妓，所生之子曰“棒子”，不齒於齊民。鬢髮蓬鬆，不得裹網巾；徒行萬里，不得乘騎；藉草臥地，不得寢處火炕。蓋國中之賤而勞者。’始知其人為私生子，世世相襲，遂自劃為一階層，略如吾浙之墮民。雍正元年曾諭令削除墮民籍，而習俗仍相沿未革。清末，商部有折再請削除，文見楊壽枏《思沖齋文別鈔》謂乃據浙江紳士、江蘇候補同知盧洪昶等呈請，中言浙江墮民散處各郡不下二萬餘人。予婦家蕭山，曾聞墮民男女自為婚配，皆執賤役，是民國初年猶然也。徹底剷除恐在解放後。朝鮮之‘棒子’當亦早返為齊民矣。”
根據南京大學歷史學系黃普基（韓國人）的考證，棒子原本寫作“房子”或“幫子”，原本指的是明清時期朝鮮貢使團中地位低微的服役者；這些人由於地位卑賤、素質低下，在中國境內偷摸扒竊、違法亂紀，給中國政府和百姓帶來很大麻煩，因此造成了中國人對朝鮮人的惡劣印象，再加上明清朝廷以“柔遠”之姿態來優待使團而犧牲沿途官民的部分利益，致使中國百姓將帶來的不便歸咎到朝鮮使團頭上。而明清時期中國老百姓習慣稱朝鮮為“高麗”，所以就產生了“高麗棒子”這一蔑稱。它從一個特定的稱謂演變為“高麗棒子”這一含有貶義的泛稱的歷史過程，反映出的是明清時期朝鮮使團與沿途的中國百姓之間的矛盾。
來源二
據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碩士劉安琪及其父暨南大學教授劉永連考證，“棒子”一詞與被稱為“房子”或“幫子”的朝鮮使團僕役無關，而是中國民間的一種土語，帶輕蔑之意，也不獨與“高麗”連用，如《清史稿》記載一個東北少數民族土著被稱為“葛蘭棒子”，此外文獻證實清代民間還存在“山東棒子”、“陝棒子”、“窮棒子”等稱謂，“高麗棒子”也只是其中一種罷了，與朝鮮僕役的稱謂“房子”或“幫子”的相似只是巧合而已，而且明代並無“棒子”之稱。由於時間的流逝，“棒子”一詞的其他連用逐漸消失，唯獨“高麗棒子”仍然使用，這或許是由於抗日戰爭時期大量朝鮮人協從日本侵略者在華作惡的緣故。詞語用例
高麗棒子老舍《四世同堂》：
日本娘們的開路先鋒是高麗棒子—高級的奴才。她們不單是搶，還由著性兒作踐。她們一個子兒不花地吃你幾個西瓜，還得糟踏幾個。相形之下，日本娘們反而覺乎著她們不那么下作—她們只是搶東西，不毀東西。入夏以來，見不著賣蔬菜和水果的小販了，小羊圈的人只能將就著活。
鄧友梅《別了，瀨戶內海》：
他（陸虎士）說：“高麗棒子在中國不是當翻譯就是賣白面，我想揍他們沒騰出手來，讓小鬼子替我代勞吧。”別人說：“朝鮮人也有好的！”他說：“好樣的全參加游擊隊打日本去了！還能上這兒來？咱哥們兒在中國人裡邊也是下三爛。好漢子早跟他們拼了。”
高麗棒子《人民日報》文章《朝鮮人民心目中的“高麗棒子”》，1950年11月27日。
李敖《從高麗棒子到台灣浪人》：
“高麗棒子”與“台灣浪人”都是亡國奴，亡國奴中固不乏義士，也有心理變態甘為鷹犬的，這種鷹犬到中國來，跟著日本人欺負中國人，其陰狠，有時連日本人都趕不上。原意是“高麗棒子”與“台灣浪人”在地緣上、血緣上都跟中國親，他們比日本人更了解中國人，整起中國人來，比日本鬼子更實在，所以中國人最恨他們。……“高麗棒子”雖做了亡國奴，但是人比較兇悍有志氣，他們在日本統治下，叛日本的亂、爭自己的獨立，前仆後繼，不遺餘力。以一九一九年一一亡國後九年一一的“三一運動”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