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述
驗資報告在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人數較少，可進行各為其利的談判（bargainatarm‘slength）。在股東可以自主磋價的情況下，當事人通常都能找到恰當的途徑確定非現金出資的公允價格。如果某一股東高估他的非現金出資，其他股東通常不會接受——即使沒有第三者驗資，他們也知道如何保護自己；如果非現金出資的股東進行虛假陳述，並使其他股東相信其虛假陳述為真，而做出錯誤判斷，那么，其他股東可通過迫使其吐出不法利益而獲得事後救濟，從而省去事先驗資的成本。
在公開發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投資者人數眾多，無法進行自主磋價。公眾投資者無法直接獲取其他投資者是否真實出資的信息，尤其是很難獲取發起人出資的信息，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投資者若不了解其他投資者出資的真實信息，就會假定他人可能虛假出資，從而低估發行公司的股票的價值，公司發起人就會面臨發行失敗或高成本發行的風險。發起人若要避免這種風險，就必須採取某種機制能夠向公眾投資者有效地傳遞有關全體股東出資的信息，主動地將自身置於公眾的監督之下。如果驗資制度能夠以最低成本有效地向公眾投資者傳遞有用信息，當事人會自動採納該制度，無需法律強制；如果當事人能夠發現其他成本更低、更有效的信息傳遞機制，就應該允許當事人自由選擇。因此，在市場競爭條件下，即使是對於公開發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驗資也不應是強制性的。與此相反，在股份發行採取額度控制和審批制的條件下，市場供求關係失衡，股票發行人和一級市場的投資者的風險都降到最低，發行人缺乏動力為取悅投資者而提供驗資證明。在這種條件下，驗資僅僅是作為一項政府管制手段而存在的，驗資報告的讀者是政府管制機構，而不是投資者，驗資與股東權益保護不再有直接關聯。
以上結論是在驗資與評估不並存的情形下做出的。若在強制驗資與強制評估並存的情況下，驗資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更令人懷疑。從中國公司法的制度架構來看，股東以貨幣形式出資的，應將其存入在銀行開設的臨時賬戶，以非貨幣形式出資的都必須進行作價評估，然後再進行驗資。註冊會計師進行驗資時，對以貨幣出資的，應檢查被審驗公司開戶銀行出具的收款憑證、對賬單及銀行函證回函等；以實物、智慧財產權、非專利技術和土地使用權等無形資產出資的，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在資產評估或各出資者商定的基礎上審驗其價值；以淨資產折合實收資本（股本）的，依國家有關規定，在審計的基礎上驗證其價值。所謂“審驗”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形式審查，若銀行出具虛假的存款證明，從事驗資的註冊會計師沒有義務去核實該存款是否真實存在，無需為此負責。既然註冊會計師在驗資時，主要是依據“二手資料”，驗資報告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二手資料”的可靠性，為什麼不允許當事人直接持“二手資料”去進行註冊登記？
何以會產生這樣一種制度設計，是其制度慣性使然。從制度沿革來看，單一投資主體的公有制企業原本是無需驗資的。驗資制度是隨著中外合資經營企業的出現而產生的。1979年7月《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開始實施，這就涉及到對合資雙方的非現金出資的價值應如何認定的問題。當時尚無資產評估制度，特別是國有資產強制評估制度尚未建立，所以，驗資在當時實際上發揮著資產評估的作用。正因如此，1983年《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中僅規定了驗資並未要求強制評估，其他企業法規，如《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也未提及資產評估。但是，在強制資產評估制度建立起來後，驗資制度並未從消失，相反，依其慣性進入到《公司法》中，而不顧是否與其他制度相協調，從而製造了不必要的成本。
主要目的
會計師事務所現實中所發生的大量的股東虛假出資案說明，這兩個前提在很多情況下是失效的。首先，驗資程式並不總能識別出股東的虛假出資行為，驗資的規則本身具有技術上的局限性。在公司登記以前，公司並不存在，作為出資的實物、非專利技術無從交付，智慧財產權和土地使用權無法完成過戶登記，因此，驗資報告無從反映非現金出資是否到位。《獨立審計實務公告第1號——驗資》試圖解決這一問題，規定“對於國家規定應當在一定期限內辦理財產權轉移手續，但在驗資時尚未辦妥的，註冊會計師應當獲取被審驗單位與其出資者簽署的在規定期限內辦妥財產權轉移手續的承諾函，並在驗資報告的說明段中予以反映。”這樣，驗資機構從責任中解脫出來，把風險丟給了社會公眾。因為，社會公眾對驗資報告的具體內容通常並不了解，也沒有任何措施來確保出資人會履行承諾。如果出資人的承諾真得那么可靠，也就無需驗資了。對於非現金出資價值的驗證，如前文所述，主要是依據評估結論等“二手資料”。如果“二手資料”本身有缺陷，驗資結論的可靠性就令人懷疑了。因此，即使驗資機構嚴格遵循審計準則，並盡到應有的職業謹慎與關注，也難以避免虛假出資的發生。驗資的作用，充其量只不過是提高了出資信息的可靠性，而不是對出資事實的絕對保證。社會公眾對驗資的期望值與會計師事務所的驗資能力之間的巨大差距就產生於此。
其次，會計師事務所的獨立性也是令人質疑的。僅以驗資技術上的局限性來解釋股東虛假出資的現象，理由並不充分。在公司已成立，非現金出資的財產權轉移不存在技術障礙的情況下，仍發生了許多出資虛假的事例，如1998年8月幸福集團參加幸福實業配股時投入的32％的湖北幸福鋁材有限公司的股權直至2001年仍未過戶。很多在技術上非常簡單的驗資項目，如對現金出資的驗證，也發生了虛假現象，福州市會計師事務所為“閩福發”的大股東福州市財政局的現金出資出具虛假驗資報告就是其中一例。因此，我們有理由懷疑在很多情況下驗資機構已喪失了獨立性。事實上，已不乏發起人或控股股東與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合謀造假的事例，如在“麥科特”案中，麥科特公司的發起人、證券承銷商、律師、會計師、評估師在公司發行上市前，共同召開會議，商議如何對公司的資產、財務狀況進行“包裝”，以達到發行上市的標準，並進行了分工和協調。最終，麥科特公司在中介機構的配合下，通過“造假”騙取了發行上市資格。在該案例中，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已完全喪失了獨立性。
主要原因
虛假出資因此，在發起人（控股股東）和會計師事務所之間很容易形成或明或暗的合謀，發起人或控股股東提供虛假的會計資料，會計師疏於審查，甚至兩者合謀造假，從而各自實現其利益。發起人得以虛假出資，會計師事務所可獲取高額的業務報酬和公司上市後繼續提供服務的機會。而且，發起人用於激勵（或賄賂）會計師事務所為其服務的成本可以打入發行費用，最終由公眾投資者承擔。
另一方面，公眾股東卻無法為會計師事務所提供足夠的激勵和進行有效的監督。公眾股東若要求會計師在工作時增加注意程度，就意味著工作量的加大。雖然會計師事務所可按工作量來收取報酬，但往往存在封頂數額的限制。更為重要的是，會計師事務所是由公司發起人或控股股東選擇的，其報酬也是由他們來決定的，公眾投資者對此並無發言權。而且，會計師事務所之間也存在著價格競爭。因此，會計師事務所，即使偏離發起人利益而為公眾投資者利益服務，即使加大自己的工作量，也不可能獲得相應的高報酬。發起人或控股股東與會計師事務所之間具有密切的工作關係，因而能夠對會計師的工作進行有效監督。在公眾股東和會計師事務所之間，由於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從而產生監督的困難。對於單個股東而言，監督成本有可能大大超出其從監督中獲取的收益，並且，公眾股東之間存在著“搭便車”的問題，任一股東都沒有動力自己承擔全部監督成本然後和其他股東共享收益。因此，公眾股東無法對會計師進行有效監督。另外，為了分散風險，股東投資日益多元化，股東更關心地是投資組合的收益，而對於單只股票的關心程度減弱，更不願在單只股票上投入過高的監督成本。
因此，公眾股東缺乏足夠的動力去發現虛假驗資行為，即使虛假驗資的行為已被披露，公眾股東也不會承擔高昂的訴訟成本去追究會計師事務所的民事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受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侵權糾紛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稱，人民法院受理的虛假陳述民事賠償案件，其虛假陳述行為，須經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派出機構調查並做出生效處罰決定。將行政處罰作為提起民事訴訟的前置條件，是毫無道理的，它使得當事人的民事訴權附屬於行政權力。並且，監管機關對於發現和查處違規行為缺乏足夠的動力，即使有動力，也缺乏足夠的人員和精力。由此而導致的後果是，會計師事務所因從事虛假驗資而承擔民事責任的機率進一步降低。雖然新聞媒介已披露了多起上市公司大股東虛假出資案，但針對會計師事務所的民事賠償訴訟卻極為罕見，迄今為止，尚無一例會計師事務所因為上市公司出具虛假驗資報告而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即使出具虛假驗資證明的會計師事務所被追究民事賠償責任，制約機制仍然難以發揮作用，因為中國90％的會計師事務所都是有限責任制，註冊會計師因違規而喪失的利益極為有限，不足以阻卻其從事違法行為。
民事救濟
會計師事務所營業執照首先，哪些人有權獲取民事救濟，被驗資企業的全體債權人還是特定債權人？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會計師事務所為企業出具虛假驗資證明應如何處理的復函》（1996第56號）中提出，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虛假驗資證明給委託人、其他利害關係人造成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實踐中，委託人提起虛假驗資訴訟的事例罕見。“其他利害關係人”是一個含義非常寬泛的概念，將會計師事務所置於深不可測的風險中。事實上，向驗資機構提起民事賠償訴訟的主要是被驗資企業的債權人，包括契約債權人、無效契約債權人和侵權行為受害人，而且法院在給予救濟時通常並不考慮債權人的類型。但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下發《關於金融機構為企業出具不實或者虛假驗資報告資金證明如何承擔民事責任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稱“有一些法院對有關司法解釋的理解存在偏差”，並對有關問題作了“通知”。依據《通知》，驗資機構為企業出具不實或虛假的驗資報告或驗資證明，“相關當事人使用該報告或者證明，與該企業進行經濟往來而受到損失的”，驗資機構應承擔賠償責任。但債權人索賠所依據的契約無效的，免除驗資機構的賠償責任。同以前做出的司法解釋相比，最高人民法院試圖限縮驗資機構的民事責任，並使得因果關係顯得更加緊密，即“驗資機構出具虛假驗資報告——相關當事人使用該驗資報告——相關當事人受損”。但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債權人直接使用驗資報告與一個企業發生經濟往來的很罕見。於是有人提出，驗資報告是公司設立登記的必備檔案，公司註冊登記後，驗資報告成為法人登記檔案資料的重要組成部分，且驗資報告所反映的公司註冊資本的信息被記載於《企業法人營業執照》 ，具有公示效力，成為公司對外經濟活動的信譽擔保。債權人基於對公司註冊資本的信賴與公司交易，如果驗資報告虛假，進而導致公司註冊資本虛假，債權人就會受到誤導。依照該理論，對註冊資本的信賴被視為對驗資報告的信賴。在很多法院的判決書上都可找到這種推理的痕跡。但沒有理由據此進一步區分有效契約和無效契約，只對有效契約債權人予以保護而對無效契約債權人不予保護。因為，契約無效的原因有很多，在有些情況下，債權人有可能完全是無辜的。另外，對於外商投資企業，在設立時並不要求註冊資本全部繳足，可以先取得法人營業執照後出資，驗資並不是企業註冊登記的前提條件，而僅是出資方出資的證明。在這種情況下，債權人能否向從事驗資的會計師事務所提起民事賠償訴訟是有疑問的。事實上，很少有人依據公司註冊資本來判斷公司的信用或與公司做交易，因為公司的實際資產始終處於變化之中，有可能遠遠低於公司的註冊資本額。公司以其實際資產而非註冊資本來清償債務，債權人更關心的是公司的實際資產狀況和能否提供足夠的擔保，而不是公司設立時的註冊資本額。所謂債權人對公司註冊資本或驗資報告的信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理論上的虛擬。
有關虛假驗資責任的爭執的焦點在於，如何理解驗資報告的“虛假”與“真實”。在會計界看來，只要註冊會計師在驗資時遵守了執業準則，其出具的驗資報告就是真實的，就不應承擔責任，會計上的真實只能是一定程式下的真實而不是客觀真實；從法院方面來看，最高人民法院對於驗資報告或驗資證明的“虛假”和“不實”一直沒有明確界定。對於虛假驗資的民事責任，雖然有關司法解釋採用了過錯責任原則，但在司法實踐中，不同法院有不同認識，存在較大的分歧。有些法院認為，驗資證明是對一定客觀事實狀態的證明，證明與客觀事實真相不符就是虛假的，證明人就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例如在新藝工程部訴德立公司、東方會計師事務所案中，作為被告的東方會計師事務所提出，其出具的驗資證明符合當時法律規定的程式和要求，但法院卻認為，東方會計師事務所作為公司註冊資金驗資證明人應根據事實出具驗資報告，現其未能舉出出資到位的“事實依據”，所以應當承擔賠償責任。至於東方事務所是在驗資時否遵循了當時的法定程式和要求，法院卻置之不理。在這種推理下，法院實際上是以事實狀態的調查取代了對主觀狀態的調查，以無過錯責任原則取代了過錯責任原則，背離了司法解釋所確認的原則。也有一些法院明確採用過錯責任原則，但對過錯的認定存在分歧。在南方航空旅遊公司訴玉龍旅行社等代銷契約糾紛案中，一、二審法院都認為驗資機構應承擔過錯責任。一審法院認為驗資機構有義務審查存款證明的真實性，不僅要審查出該存款證明本身是否被偽造、變造，還要審查出存款證明所記載的存款是否真實存在；二審法院則認為驗資機構審查義務僅限於存款證明本身，而對於存款證明所記載的存款的真實性並無審查義務，驗資機構有理由相信銀行的所出具的存款證明的內容的真實性。該案例是迄今為止登載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上的唯一的一則有關虛假驗資的案例，該案二審法院關於過錯認定的意見，應認為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認同，符合有關司法解釋的本意。
第三，如何確定驗資機構應承擔的民事責任的序位與責任限額。在《通知》下發前，法院大多判決驗資機構與出資人一同對主債務人無力清償的債務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這意味著債權人可以在出資人與驗資機構之間選擇清償主體，並且，只要主債務人無力清償債務，便可訴請驗資機構賠償。這是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會計師事務所為企業出具虛假驗資證明應如何承擔責任問題的批覆》的規定相一致的。但是，依照《通知》的規定，只有當主債務人、出資人的財產被強制執行後仍不能清償債務時，驗資機構才依其過錯大小承擔賠償責任。這意味著驗資機構可享有類似一般保證人的先訴抗辯權，從而大大降低了驗資機構實際承擔民事責任的機率和數額，而且，驗資機構承擔的是按份責任，而非連帶責任。依照有關司法解釋，驗資機構承擔賠償責任的最高限額為虛假證明金額。這種限定是否合理，值得思考。最高人民法院在《通知》中，明確否認虛假驗資責任是一種擔保責任，而將其定性為侵權責任。在一般侵權案件中，賠償數額通常依實際損害的數額而定。同樣是因提供虛假信息而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為什麼在《證券法》的適用範圍內會計師事務所的責任是無限的，而在驗資領域其責任卻是有限的？
二者關係
證券法設定驗資程式本來是為了防範出資人造假，但事與願違，恰恰是因為多設一道關卡，才更有可能造假。驗資程式的存在實際上擴大了當事人造假的空間。因為，關卡越多，介入其中的當事人越多，每一方當事人分擔的風險就越少，當事人的造假沖動就越高，造假的數額就有可能上升而不是下降。在只有一方參與人的條件下，因責任風險過高而無法做到的事情，在多方參與人的條件下就有可能做到。假設每一方當事人造假或縱容造假的數額不變，隨著關卡層次的增多，造假的總數額就會隨之增多。因此，所謂“層層把關”，到頭來可能是“層層造假”。
結語
虛假驗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