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馮庸(1901年-1981年)是奉系軍閥馮德麟長子。張作霖與馮德麟為至交,馮庸與張學良同年(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出生,兩人曾結拜兄弟,並同取字“漢卿”。
1920年,他從北京陸軍講武堂畢業後,在東北軍任職 。歷任東北航空處上尉參謀、少校參謀、中校參謀處長,少將航空司令、裝甲部隊司令等職 。
1933年,馮庸任東北抗日聯軍第七路總指揮,參加長城抗戰 。後他又歷任第三戰區崑山戒嚴司令、武漢衛戍區中將軍法執行監、軍官訓練團中將處長、第九戰區中將處長等職 。
抗戰勝利後,馮庸以接收員的身份由重慶回瀋陽,任東北行轅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 。
1948年瀋陽解放前夕,馮庸攜眷去台灣 。
1981年,馮庸病故於台北,享年81歲 。
職業經歷
馮庸畢業於北京中央陸軍第二講武堂,被張學良任命為東北空軍司令。1949年,他隨國民黨遷至台灣,並仍擔任空軍要職。不久,因為台灣空軍誤擊美國外交官私人飛機一事,他受牽連退伍,改任台灣電力公司顧問一直到他1981年去世為止。
創辦大學
一般來說,馮庸及其父親雖部分人視為軍閥。不過,馮庸自費創辦的馮庸大學,不但為中國第一所西式大學,且完全免費,他這義舉也因此頗為東北人所景仰。
馮庸大學為中華民國第一所西式大學,也是中華民國第一所 擁有軍用教學飛機及機場的大學。分設工學院、法學院、教育學院。
1927年8月8日,馮庸大學成立,時年26歲的馮庸擔任校長兼訓練總監,其校址位於鐵西汪家河子村,即現在的鐵西區滑翔小區一帶。馮庸大學是一所私立公益性大學,主體建築為忠樓、仁樓、中庸樓,三座樓用廊道連線,分設大學部、中學部、相當於國中的國小部。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夕,該校擴充為工學院、法學院、教育學院,學生總數達700餘人。當時,馮庸大學是東北少有的幾所高等學府之一,他辦學義舉名揚於東北三省,成為顯赫一時的傳奇人物。據馮庸外甥張文琦老人介紹說,馮庸的辦學宗旨是“造成新中國的青年”,即培養具有新思想、傳統的衛國與建國能力新青年。馮庸教育思想有三:一是“八德八正”,“八德”即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正”即正行、正業、正思、正言、正視、正聽、正德、正容。二是“教育機會均等”。三是“工業救國”。當時,面對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嚴峻現實,馮庸提出“八德八正”,就是要以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武裝青年思想和精神,從而抵制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
馮庸規定,除課堂上應講授的課程外,人人都要受軍事訓練,每日實行強迫運動一小時,即便是嚴冬積雪,學生也要坐臥雪地反覆苦練,以增強學生體魄,培養其吃苦耐勞精神。當時,瀋陽人都把馮庸大學與東大營、北大營兩個軍營相提並論,稱其為“西大營”。
“九·一八”事變後,馮庸大學正常秩序遭到嚴重破壞。1931年9月21日,日本關東軍衝進馮庸大學,將校長馮庸帶走軟禁,並將教室、宿舍的箱櫃洗劫一空。當晚,馮庸大學大部分師生有組織地在馬三家子火車站乘車撤到北平。張學良特將北平西直門崇元觀五號的前陸軍大學校舍,用來收容這些師生。日軍占領馮庸大學後,將其改建成飛機修理試飛機場(即後來的滑翔機場)。
馮庸被日軍扣押後,先是軟禁在瀋陽大和旅館,勸降不成,又將他劫持到日本東京。後馮庸在一名日本朋友的幫助下逃離虎口,從上海繞道回到北平,繼續主持馮庸大學校務。1931年11月1日,馮庸大學抗日義勇軍誓師成立。
辦學散財
馮庸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為做大事而散盡家財的奇人”。他堅信發展工業可以救國,而發展工業基礎在於教育,“教育救國”成為馮庸的理想,為此他變賣家產,創辦馮庸大學,其不但為東北地區第一所私立大學,也是中國第一所西式大學。
由於家庭出身和社會影響所致,馮庸很早就從戎,歷升官階,但他志不在此。他與社會民眾頗多接觸,深感民眾生活艱苦。當直奉爆發第一次戰爭時,身在其中的馮庸對內戰殃民有深深的痛惜之心。
馮庸曾這樣剖析自己的心態:“我個人19歲的時候就出去做事,在軍隊里服務,彼時抱著一種直線的思想,打算做一個愛國的軍人,把從前軍閥官僚的惡習氣,統統打倒。不過到了民國十一年(1922年)戰爭的時候,我受了一個很大的打擊,就是有許多生死相依的青年同學,都因為戰爭而犧牲了,他們的壯志不但沒有做到半點,而且早早就把性命喪掉,實在可惜之至。我因為受了這種重大的打擊,知道戰爭的確是殘酷的,也實在是以亂亡國家的,所以我就改了一種方針。”
在馮庸看來,偌大一個中國,內憂外患頻仍,國勢漸趨 衰微,主要原因是工業落後,要想改造這個混亂的社會,就得發展民族工業,培養大量的工業人才,走工業救國、教育救國的道路。1926年,其父馮德麟病故後,馮庸退出軍界(仍保留軍銜),準備興辦學校。
馮德麟作為奉系軍閥早期將領,20多年間,累積了龐大的家產。馮庸召集欠債的人,當眾焚燒債券;又召集典押土地的人,當眾歸還地契,銷毀借據;再召集家人宣布,將馮家全部財產310萬銀元捐作馮庸大學的校產。當時人們對馮庸的義舉讚不絕口,有詩讚其“翩翩濁世佳公子”。
1927年春,馮庸大學破土動工,“晝夜加工,經之營之”,僅用四個多月的時間,即建成一座布局獨特,有教室、辦公室、宿舍達200餘間的大學校園。
一所新型的私立大學——馮庸大學在東北拔地而起,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共招學生五班,預定數計180餘人,10月1日行校舍落成禮,10月10日正式開學,自此以後,黃底藍星,燦爛光輝的馮庸大學校旗,飄揚在中國的東北三省”。
馮庸大學校長馮庸在貫徹民國教育方針的同時,以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獨特的視角,創立了“馮庸教育主義”,即“三綱”、“八德”、“八正”、“教養”、“始基”。“八德”則是馮庸教育主義的主要內容。“八德”為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種道德觀念。“八正”是“八德”的補充,是實踐“八德”的方法。馮庸大學辦學方針是貫徹愛國主義的精神,以培養新人、改造社會為基本出發點,加強道德教育、實業教育、軍事教育和體育,並使它們結合起來。在進行這些教育的過程中,注重實用、實戰,著眼於培養道德純正、體魄健康、有武勇精神、懂軍事、會技術的新青年,從而達到愛國、救國的目的。在馮庸大學牆上寫上了辦學宗旨“造成新中華的青年”,極力主張把愛國主義、民族自立貫穿於教育實踐中。馮庸大學的精神核心,是以傳統的中國文化為根基,貫徹愛國主義精神,關心國家的前途,關心青年人的前途。
隨著馮庸大學名氣日盛,所遵循的馮庸教育主義鋒芒直指日本帝國主義,引起日軍強烈不滿,將之視為眼中釘、肉中刺。1931年9月19日清晨6點30分,瀋陽城淪陷,整個城市頓時陷入空前的劫難中。21日下午4點,馮庸大學和東北大學及東北大學工廠,均被日軍占領,日本兵在學校內進行全面搜查,搗毀了校舍、實習工廠、辦公設施等,將教室、宿舍的箱櫃洗劫一空。日本兵還蠻橫地強令學生們當天全部離校,不準再上課。
9月22日上午11時,日軍將馮庸大學校長馮庸逮捕監禁。關東軍司令本庄繁威迫被關押的馮庸出任東北領袖,組織滿洲獨立,並正式提出兩項條件:一是永遠脫離國民政府,宣布獨立國;二是承認日本在滿蒙一切已得權利。本庄繁還承諾,在軍力上由日方充分幫助,財政由滿鐵株式會社接濟,讓馮庸替代張學良主持東北政局。馮庸大義凜然,斷然拒絕:“因此若殺我,我亦死得光明磊落”,“死耳,誓不為賣國賊”。日本人認為馮庸還有利用價值,所以暫時未對馮庸下毒手。馮庸通過來探望他的老師給學校傳遞了一張紙條:“馮大師生速到北平。”學生們開始準備前往北平。
很多人開始為解救馮庸積極地活動。最後在馮庸大學日籍教授岡部平太幫助下,10月3日日軍釋放了馮庸。幾經磨難,28日,馮庸回到北平主持流亡中的馮庸大學校務,籌備馮庸大學復校工作。1932年10月1日,馮庸大學師生在北平西直門崇元觀五號的前陸軍大學校舍復校,張學良參加了開學典禮。
1933年6月,馮家私產基本耗盡,馮庸大學再也沒有恢復學校的力量了。經張學良同意,馮庸將學校併入東北大學。此 事在《國立東北大學廿四周年紀念冊》有如下記載:“1933年6月,馮庸大學結束,併入本校,所占原陸軍大學校址,由軍委會撥本校校舍。”馮庸大學絕大部分學生各奔東西。他們有的報考了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少數學生轉到浙江大學和河南大學。還有的回東北加入中共地下組織繼續抗日,有的青年投考軍校,報效國家。
馮庸大學從建立到解散,共有三批畢業生。作為東北的第一所私立大學的馮庸大學,歷時六年宣告結束。
婚姻家庭
馮庸的原配夫人名叫江錦濤,是晚清時期官拜九門提督、北洋時期曾短暫擔任過國務院代總理的江朝宗之女。兩家可謂門當戶對,可惜這段婚姻只維持了十幾年,最後以離婚收場。
此後馮庸再婚,而江錦濤則一直獨自帶著兩個女兒生活。談起自己的外祖母時,呂允端說,她稱呼自己的名字一直是“馮江錦濤”。
馮庸與江錦濤兩個人的婚姻,發生在張勛復辟的大時代背景下。1917年,張勛致電張作霖和馮德麟兩人進京參與復辟,張作霖猶豫不決,而馮德麟此時正需要一個機會讓自己能夠獲得更大的政治空間,於是馮德麟率軍進了北京。然而,張勛復辟草草收場,馮德麟也因為支持張勛而被段祺瑞送進了監獄。正當此時,江朝宗出面保住了馮德麟,並把他接到自己家裡,馮德麟覺得沒有顏面回東北,也就順水推舟在江家常住下來。
1918年,馮庸和江錦濤結婚,婚後江錦濤隨馮庸在東北生活。馮庸和江錦濤生了兩個女兒,呂允端的母親馮寶琳是馮江兩人的二女兒。
馮庸的第二任妻子龍文彬
龍文彬本來是馮庸大學的一位體育特長生,後來成為馮庸的第二任妻子。
龍文彬身材高挑,容貌漂亮,是很多男生心儀的對象。不久,馮庸也愛上了這個女孩。但是這對師生戀並不被看好,很多人都反對他們的這個選擇。無奈,馮庸意志堅決,無人能夠勸阻。
從此,兩人開始了你依我濃的愛情。“九一八事變”之後,馮庸大學被日寇占領,龍文彬跟著馮庸前往北平,一同開展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活動。1933年,馮庸與龍文彬結為夫妻。後生下馮娜妮、馮安妮、馮欣妮三個女兒,一個兒子馮來為。
龍文彬希望馮庸能夠成為一個叱吒風雲的人物,然而馮庸並不計較這些,行事低調。定居台灣之後,由於嫌棄馮庸“不爭氣、不上進”,龍文彬與馮庸分居,最終這段婚姻無奈走向分離。
其它相關
1931年年底,馮庸會同當時東北知名進步人士王化一、盧廣績、閻寶航等人同赴南京,向蔣介石請願抗日。1932年“一·二八”上海淞滬抗戰打響,流亡中的馮庸大學抗日義勇軍,由馮庸率領到上海參加陣地宣傳和救護工作。1933年初,日軍進攻熱河省,馮庸又帶領學生赴承德參加抗日。
1933年9月,馮庸決定將學校併入東北大學,馮庸和許多愛國師生繼續參加抗日活動。
官宦生涯
馮庸早年曾任東北空軍司令及鐵甲車司令。西安事變前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漢行營中將研究委員。他到西安向張學良要求帶兵,當一名師長。但張僅許諾他當個旅長。期間,張將自己的苦悶和對蔣介石的不滿向馮傾訴。馮想利用自己與陳誠的交情,把張的處境和苦衷反映給蔣,以疏通蔣張關係。但這些經陳誠轉達給蔣時,卻變成了對張的揭發和控告,使蔣後來覺得馮忠誠可靠。因此,在事變後他仍得到重用。
抗戰期間,他先後任崑山、長興、襄樊等地警備司令、戒嚴司令,戰區軍法執行監等職。
1949年後,他先後擔任過台北市長、國有資產局局長、高雄港口司令等要職。
1981年2月15日於台北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