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十九世紀初，英國鑒於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派遣使節馬戞爾尼(Earl 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到中國的失敗，又看到法國利用天主教神甫在東方活動的成功，因此也想利用宗教的偽善面貌作掩護，派基督教新教教士深入中國作侵略的先遣部隊。一八○五年(嘉慶十年)就由倫敦布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出面，派了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教士到中國來，這個人的名姓是Robert Morrison後來他自己譯成中國漢字叫馬禮遜。馬禮遜於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生在英國諾森伯蘭(Northumberland)，一七九八年加入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一八○四年入傳教士傳習所(Missionary Academy)訓練，一八○五年決定來中國傳教後，在倫敦學習醫學和天文學，並向中國旅英僑胞楊三達(譯音，原作Yong Samtak)學習中國漢文。一八○七年(嘉慶十二年)他渡大西洋到紐約，又坐帆船渡太平洋來中國(容閎：“西學東漸記”，一九一五年中文版，第八頁)，於九月七日到達廣州(麥湛恩Geo.H.McNeur：“中華最早的布道者梁發”，簡稱“梁發”，廣學會一九三九年中文版，第八頁)，後來移住澳門。馬禮遜到中國後，就努力進修中國語文，從事翻譯基督教聖經。他的中國文程度相當好，一八一五至一八二三年曾編“華英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三大本，據說是依照康熙字典注釋的(夏燮：“中西紀事”，卷八，光緒七年活字版，第十頁；又十六卷，第五頁)，因此，一八二四年他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F.R.S.)。他還寫了一部中國文法，和幾部有關“漢語”的小冊子。他譯聖經，一八一三年以後是由米憐(Dr.William Milne)協助的，一八一九年十一月新舊約全部譯竣，一八二三年在馬六甲出版，共二十一卷。在中國只是零星雕板印行，最早的一本是在一八一○年九月印行的(“梁發”，九頁)因此認識了刻字工人梁發，又叫梁阿發(17891855)。梁發在一八一六年(嘉慶二十一年)入基督教，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編印了一部“勸世良言”，其中全是梁發自己闡發基督教教義的文字(“太平軍廣西首義史”，商務版，第六九頁)，後來洪秀全在廣州考試得到這本書，受到啟發，於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創立拜上帝會，一八五一年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革命。
個人經歷
馬禮遜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國傳教的開山祖，又是在中國的倫敦會教會創始人，也是基督教聖經的最早翻譯者。他在澳門翻譯聖經時，同時兼任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中文通譯員(Translator)。一八一六年(嘉慶二十一年)七月英國第二次派使臣阿美士德(他原來的姓名是William Pitt Amherst 1773-1857，封爵是Earl Amherst of Arrocan，簡稱Lord Amherst，當時中國公文也稱之為“羅耳阿美士德”【六個字全加口字旁】，就是簡稱的譯音，羅耳就是Lord，見“嘉慶朝外交史料”，故宮版，五冊，第三五頁，“清史稿”邦交志卷二譯作羅爾美都，“中西紀事”卷三譯作羅爾美，可能是截用了幾個字)來中國，馬禮遜隨之作譯生(Interpreter公文中稱為譯生，實在就是當時所謂“通事”)，一同到北京。馬禮遜當時是以“在澳貿易夷商”的資格(“清嘉慶朝外交史料”，五冊，第八頁)充任“譯生”(同上書，第十二頁)，“清史稿”邦交志二稱馬禮遜為“副貢使”(第二頁)，是沿襲“中西紀事”(三卷，第六頁)的錯誤。這一次的副貢使有兩個，一是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一是依禮士(Henry Ellis，1777-1855)，而中國私人記載全認為副使是馬禮遜，可見他在當時非常活躍。這次通使，因為京津沒有通譯人，“廣東省派來通事(口語翻譯人)尚未到來”(廣惠奏摺，“嘉慶朝外交史料”，五冊，第十三頁)，中國官廳認為“該國譯生(指馬禮遜)言語尚為明白，而天津別無通曉夷語之人，只可暫令該國譯生傳語”(同上)，於是馬禮遜成了兩國的共同譯員，中國的文書也交他翻譯(“中西紀事”，十六卷，第五頁)。他在一八二四年回英國一次，攜帶大批漢文書籍，這些書籍後來全由其家人捐贈倫敦大學之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他回國時曾協助成立倫敦“語言學校”(Language Institution)。一八二六年再來廣州。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馬禮遜死在中國(“梁發”，第七六頁)。他在中國時期，中國還沒有新式學校，所以沒有辦學的事跡可考，但他和米憐在馬六甲(Malacca)曾辦了一個英華書院(Ang1o-Chinese College)，以訓練遠東傳教士，這個書院在一八四二年以後，遷到香港(“梁發”，第二三頁)。我們從馬禮遜到中國以後的簡歷裡面，可以明白看出當外國資本主義進行侵略的時候，所有的外交官、商人、傳教士以及所謂教育家，他們的目的和任務是一致的，馬禮遜正是這種四位一體的代表者。
這是最先到中國的馬禮遜，他的名姓，在中國官書中，或寫馬禮遜，或三字全加寫口字偏旁，或寫瑪禮遜，我們現在為了容易區別姑且稱他為老馬禮遜。
老馬禮遜的長子叫作John Robert Morrison，我們姑且稱他為小馬禮遜，他在一八一四年(嘉慶十九年)生於中國澳門，因此他精通中國語言文字，十六歲(一八三○年)就在廣州作英國商人的通譯，一八三三年出版了一本“中國商務指南”(Chinese Commercial Guide)。小馬禮遜對中國社會情形非常熟悉，清朝官僚集團的腐敗和賄賂方法他全明白，一八三四年梁發為了散放傳教的“聖經日課”，被廣州官吏通緝，梁發的夥伴也被逮捕，小馬禮遜曾經用了八百元的賄賂，贖出被捕的人(“梁發”，第八二頁)，這不是一個普通外國人所能作到的，加以後來他的所作所為，因此當時中國有人傳說他不是英國人，而是“漢奸之仕於英者”(“中西紀事”，八卷，第六頁)。老馬禮遜死了之後，小馬禮遜繼任東印度公司的中文秘書及通譯員。一八三九年以後，中英交涉日繁，英方檔案全由他經手翻譯。第一次鴉片戰爭，小馬禮遜直接參加了對中國的軍事侵略。一八四○年(道光二十年)他隨英國將領懿律(Admiral Ceorge Elliot，1784-1863，又譯義律，當時有兩個義律，這是後到中國的一個)和義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1801-1875，這是先到中國的一個，林則徐在廣州銷毀鴉片煙，代表英國交涉的是這個人)同乘兵船到天津，與琦善會晤(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十五卷，第十四頁，托渾布奏摺，又十六卷，第二頁，伊里布奏摺，“中西紀事”，五卷，第四頁)。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他又和英國使臣(envoy And plenipotentiary in China)璞鼎查(Henry Pottinger，17891856)同船進犯南京，在吳淞遭到陳化成的痛擊，由於他知道牛鑒的庸懦和沿江一帶中國沒有設防，所以鼓輪直入；到了京口，他又勾結揚州漢奸江壽民挾兵索賄銀六十萬兩(“中西紀事”，八卷，第四頁)；到了南京，他又聲言要入城就食，索辦餉糈三百萬兩(同上書，第五頁)；在南京，一切談判全由他“來往傳說”(同上書，第七頁)，時常謾語恫嚇，中國將士全“憤憤請決戰”，而牛鑒“無意戰守”，“惴惴恐誤撫局”(同上書，第五頁)，於是終成城下之盟。江寧條約締定以後，他又和璞鼎查同船到浙江定海(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六二卷，第三七頁，伊里布奏摺)，到福建廈門(同上書，六三卷，第三八頁，怡良奏摺)，總是橫生枝節，“逞刁挾制”(同上書，六四卷，第三六頁，伊里布奏摺)。當時小馬禮遜的狠毒是與璞鼎查一樣的，所以中國記載中璞馬並稱(“中西紀事”，三卷，第十一頁)。怡良在報告璞鼎查到廈門情況的奏摺中說，“查夷酋璞鼎查之狡獪萬端，大率(小)馬禮遜、羅伯聃二人為之導引”(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六四卷，第三三頁)；梁寶常在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報告羅伯聃病死的奏摺中說，“英夷領事之人，惟(小)馬禮遜、羅伯聃二名盤踞最久，情形俱極狡譎，今俱天奪其魄，接踵而亡”(同上書，七六卷，第三一頁)；全可以反映出當時人對他的憎惡。因為小馬禮遜幫同英國侵略有功，在香港割讓後，英國任命他作香港的立法行政委員會委員(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Council)兼代香港殖民地政府秘書。一八四三年，小馬禮遜患瘧疾死在香港(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六八卷，第十九頁，耆英等奏，“今馬禮遜於閏七月初五日因熱病暴斃”)，璞鼎查說，這是他們“國家的一大災難”(a positive national Calamity)，也就說明在他活著的時候對於中國是多么大的災害!
小馬禮遜的名姓，在中國公文中，和他父親一樣，全加寫口字旁，這是當時譯音字的通例；其他書中，如“中西紀事”、“清史稿”等，寫作馬利遜，以與他父親馬禮遜有所區別，或者寫作馬履遜(見祁奏摺，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五八卷，第四十頁)也是譯音。在梁發的書信中將小馬禮遜中文名字寫作馬儒翰(“梁發”，第八二頁)，儒翰是他名字John的譯音，這種譯音比通常用的約翰要更合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口味，可能是他自己定的。一八四二(道光二十二年)達洪阿、姚瑩根據台灣俘獲的英國人的供詞，說英人“在廣東香港者，文官為馬厘士列，華言馬禮遜，其人名贊臣”(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六二卷，第二四頁)，也是指的小馬禮遜，贊臣的名字不知其來源，可能也是John的譯音。
馬禮遜父子在英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的初期，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洪秀全得勸世良言於梁發(一般記載在一八三六年，也有人說在一八三三年)，梁發受基督教義於馬禮遜，是眾所周知的，而江寧條約由小馬禮遜作通譯，也是眾所周知的，兩者中間只隔六年，因之，讀史者往往以為前後兩馬禮遜是一個人。老馬禮遜死於一八三四年，中西記載相同，無可懷疑。洪秀全得勸世良言，已在老馬禮遜死後。南京定約，老馬禮遜死已八年，往返交涉都是小馬禮遜，當時人都很清楚，所以譯名有意差異一個字以示區別(馬禮遜與馬利遜)。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奕山、祁、梁寶常報告香港情形的奏摺中說的最明白：“馬禮遜(三字加口旁)即馬履遜，非倫(二字加口旁)即匪倫，俱系該逆夷頭目，能通曉漢字漢語，並非幕客。馬禮遜父子同名(其實是姓)，其父死之後，現在之馬禮遜名字之上，添一秧字，緣夷人謂小為秧，故名秧馬禮遜。”(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五六卷，第四十頁)可知當時就有小馬禮遜之稱。夏燮“中西紀事”也說，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隨阿美士德到北京的馬禮遜和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隨璞鼎查到南京的馬禮遜，“非前後一人也”(八卷，第九頁)，但他以為“馬禮遜”是“英人專司文案之官名，如漢人參軍長史之類”，不是人名，那是錯誤的。“中西紀事”又說，“馬利遜之見於檔案者凡三，嘉慶二十一年副羅爾美行，道光二十年副義律行，是年副濮(璞)鼎查行，皆書其官名”(八卷，第九頁)；也是錯誤的。隨義律北上和隨璞鼎查北上的實在同是小馬禮遜。“馬禮遜”是英美常見的姓，夏氏“中西紀事”說，“近日英人刊行之書，有馬利遜所著外國史略，紀五口通商以後事甚詳”(八卷，第十頁)，這是另一馬利遜，並不是馬禮遜父子所著。北京“王府井大街”，過去英美帝國主義稱之為“馬禮遜大街”(Morrison Street)，也與馬禮遜父子無關，這個馬禮遜或譯莫利遜，名叫George Ernest 1862-1920(“庚子使館被圍記”譯為莫理遜，“八國聯軍志”譯為毛黎森)，是澳大利亞人，英帝國主義的新聞特務，一八九七年來到北京，作倫敦泰晤士報的通訊記者，義和團及日俄戰爭時嘗作通訊報導，一九○七及一九一○年曾在中國作窺探旅行，一九一二年作竊國大盜袁世凱的政治顧問，是一個最熟悉中國情況的大特務(Concise Universal Biography)。
老馬禮遜的夫人給她丈夫寫了一本傳記(Memoirs of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D.D.By Mrs.R.Morrison)，一八三九年在倫敦出版。夏燮說：“西人有撰馬禮遜傳者，是為嘉慶二十年來中國之副使(誤，見前)，其名曰羅伯得，……道光十四年卒。”(“中西紀事”，八卷，第十頁)，不知是否馬禮遜夫人的書已譯成中文，或是另外一種？一八四四年英國“紳士雜誌”(Gentlemen’s Magazine)第一卷有小馬禮遜的傳記，我都沒見過，上面所寫除了中文書和註明出處的以外，是根據“英國名人辭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轉引的材料。
現在把幾個有關的年代簡單寫在下面：
一七八二 乾隆四七年 老馬禮遜生於英國。
一八○七 嘉慶十二年 老馬禮遜來中國。
一八一四 嘉慶十九年 小馬禮遜生於澳門。
一八一七 嘉慶二二年 老馬禮遜隨阿美士德到北京，作通事。
一八三四 道光十四年 老馬禮遜死在廣州。
一八三六 道光十六年 洪秀全得勸世良言。
一八四○ 道光二○年 小馬禮遜隨懿律和義律到天津。
一八四二 道光二二年 小馬禮遜隨璞鼎查到南京，中英訂江寧
條約。
一八四三 道光二三年 小馬禮遜死在香港。
(原載“歷史教學”一九五四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