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理生本人的介紹
馬理生 Martin C．Morrison，（1826—1870，有的不少文獻作毛里遜，近年又多作馬禮遜）。其父Robert Morrison（1782－1834），即老馬禮遜。馬禮遜從1807年來到中國到死在廣州，在華25年，在許多方面都有首創之功：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國傳教的開山祖，又是在中國的倫敦會教會創始人，也是基督教聖經的最早翻譯者；他出版印刷了中國第一部漢英字典《華英字典》；《察世俗每月統紀傳》為第一份中文月刊；把中國文化經典《三字經》《大學》等翻譯成英文，諸如此類。
其兄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即馬儒翰。他生於中國澳門，是馬禮遜的原配夫人瑪麗生的第二個孩子（長子夭折），他精通中國語言文字，十六歲(1830年)就在廣州作英國商人的通譯，1833年出版了一本“中國商務指南”(Chinese Commercial Guide)。1839年林則徐到廣東查禁鴉片，中英交涉日繁，英方檔案大多由馬儒翰經手翻譯；後來又參與了鴉片戰爭直到簽訂《南京條約》的全過程。1843年，任香港立法行政委員會委員兼香港殖民政府秘書的馬儒翰因瘧疾死於香港。從馬儒翰開始，Morrison譯名就開始多起來了。除了“秧馬禮遜”，《清史稿》等書寫作“馬利遜”，《籌辦夷務始末》作馬履遜。
1824年11月，老馬禮遜在英國續弦伊莉莎白·阿姆斯特朗(E1iza A．Morrison)，1826年舉家返回中國，他們後來生了4個孩子，馬理生很可能是生在澳門的，並且生活到1833年底才隨其母返回英國。
馬理生在二十歲時即被英國政府任命為駐福州領事館翻譯。1855年，任駐華商務監督的秘書兼翻譯。次年，調任英國駐廣州領事。1858年調廈門任領事，同年12月調回任福州領事。馬理生很可能是著名地理歷史著作《外國史略》的作者：魏源著名的《海國圖志》中引用《外國史略》達60處。有的人懷疑馬理生的中文能力，認為他的中文程度不可能寫出《外國史略》，其實這是沒道理的。《西方漢學經典譯叢 中國的猶太人》提到他1850年即翻譯過一封某人寫的中文信件。1855年10月廈門紳商抨擊外國人販賣勞工的一個揭帖傳單，其英文譯者譯者亦為馬理生(M．C．Morrison，資料中譯為莫里遜)。1857年倫敦出版的一本書（Robert Fortune：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中則寫道“英國駐廣州的副領事，摩里遜先生(M．C．Morrison)中國話的程度很高，表示願意陪我同去。”
鹹豐年間，在清朝官員的檔案中出現的馬禮遜，一般就是馬理生。例如1858年2月閩浙總督王懿德的奏摺稱“馬禮遜因新到福建管理通商事務再三求見”。山東巡撫則和孔府曾奏報皇帝《鄒縣白蓮教勢眾官軍接仗潰敗及防範英領馬禮遜等在德州活動通商情形》。
清朝的總理衙門檔案中，1860年12月有一份《派馬禮遜署理天津領事官由》照會，可知此時馬理生被調到天津任領事。這也與“1861年年初，英國駐華公使派馬禮遜到登州籌辦領事館和開埠事宜，馬禮遜從天津由陸路到達德州”的說法相吻合。馬理生先考察了山東省內地，認為河流狹窄水淺，大船不能行進，遂仍在登州沿海選擇開埠地點。3月5日，馬理生行抵濟南，7日，與山東巡撫文煜相見，隨後來到登州考察，最終的結果是：煙臺芝罘替代蓬萊成為開放口岸，從此，煙臺商埠開始了一百五十年波瀾壯闊的歷史。馬理生本人也順理成章的成為煙臺山上的第一任英國領事，直到1869年11月。1870年，馬理生死於英國。
漢學研究
1.《聖經》中文全譯本
馬禮遜紀念中心第一個在中國把《聖經》完整地譯成漢語的是馬禮遜。馬禮遜來華的主要使命，就是將《聖經》完整地翻譯成中文，他在以前天主教傳教士翻譯手稿的基礎上，從1807年馬禮遜到達廣州後不久，就開始翻譯《聖經》，到1819年，將新舊約《聖經》全部翻譯成中文。 1810年譯完《使徒行傳》付梓。1811年和1812年又譯完《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至1813年全部《新約》譯完，1814年出版。與米憐合作於1819年11月完成了《舊約全書》的翻譯，1823年在馬六甲將全部《聖經》以《神天聖書》之名出版，共21卷。《舊約》稱《舊遺詔書》、《新約》為《新遺詔書》。《新約》部分由馬禮遜獨自完成，《舊約》是米憐和馬禮遜共同完成，所以有人又把這個譯本稱為“馬禮遜米憐譯本”。米憐翻譯的部分是《申命記》、《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列王記》、《歷代記》、《以斯貼記》、《尼米希記》、《約伯記》等，這些均經過馬禮遜的校閱。
英國海外聖經公會在馬禮遜翻譯《聖經》時給他提出的要求是譯文應忠實於原義，使中國人能夠理解並博得中國對它的尊重。馬禮遜認為，作為一名譯者，應負有雙重任務：其一，要正確地理解原文的意義、感情和精神；其二，用清楚、正確、熟練的文字，將原文的意思、感情和精神表達出來。早期翻譯《聖經》其中一大難題在於由零開始，要創立一套術語。“天國”、“弟兄”、“福音”、“使徒”等宗教辭彙都是來自馬禮遜譯本，由於馬禮遜譯本的自身特點及其翻譯原則使得它成為文理譯本的主流。
馬禮遜的大量譯經工作是在澳門完成的。這部中文《聖經》在印製過程中，英國方面共捐贈了六千六百英鎊，美國方面共捐贈了三千六百餘元西班牙銀幣，東印度公司（在澳門的）共捐贈了一千元西班牙銀幣。
馬禮遜譯經
《聖經》中文全譯本的完成是近代基督教事業的一大成功的標誌，作為基督教經典，它的中文全譯本的出版，使中國人得探《聖經》教義的全貌，無疑對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產生了重要影響，在當時中國嚴禁傳教士布道的情況下，散發《聖經》譯本和其他宗教小冊子，就成為在華傳教士進行傳教的一個重要方式，促進了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對中國近現代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同時也為後來的新教徒從事《聖經》漢譯提供了藍本。《聖經》搭起了中西文化、語言交流的橋樑，並因為出版這些出版物而直接催生了中國近代出版業。
2.辭書編纂及漢語研究
（1）《華英字典》
《華英字典》（又譯為 《中國語文字典》）的編纂，開始於1808年。馬禮遜編這部字典的初衷，是給以後到中國活動的傳教士提供方便。東印度公司對這項工作也非常重視，為此撥了一萬二千英鎊給馬禮遜，並同意由東印度公司設立在澳門的印刷所承擔印刷。
馬禮遜經過七年的艱苦勞動，在1815年出版了該書的第一卷，書名為《字典》。這卷是馬禮遜按照嘉慶十二年刊刻的《藝文備覽》英譯的，漢、英對照，按漢字筆畫分成二百十四個字根排列，書後還附有字母索引。
第二卷的第一部分在1819年出版，書名為《五車韻府》，根據音標按英文字母編排。1820年續出第二卷的第二部分，在附錄中把漢文書寫體按拼音分別將楷書、行書、草書、隸書、篆書、古文六大類列出。
第三卷於1822年出版，書名為《英漢字典》，內容包括單字、辭彙、成語和句型的英、漢對照，解釋頗為詳盡，例句都有漢譯。
整部字典在1823年出齊，共有六大本，合計四千五百九十五頁，全部由馬禮遜獨自編纂，前後歷時十五年。這是中國歷史上出現的第一部英漢、漢英字典巨著，成為中國英漢、漢英字典的嚆矢。
馬禮遜編纂的《華英字典》富含對中國各派宗教哲學及神話傳說的介紹、對中國禮儀和風俗習慣的介紹、對著名歷史人物的介紹、對中國學校教育及科舉制度的評價、對中國天文學、音樂戲劇的介紹，堪稱中西文化的百科全書。《華英字典》收錄了許多在中國歷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人物的傳記資料，僅在“孔”之下，馬禮遜就詳細介紹了孔明和孔子，並對他們生活的歷史背景加以概述。這樣就使人在學習中文的過程中，增添了關於中國的歷史知識。在《華英字典》中，馬禮遜對中國的學校教育介紹得比較詳細，對縣學、府學、學館、義學和夜校都作了考察。《華英字典》對中國古代的科學知識也涉及不少。其中，馬禮遜著墨最多的是天文學。馬禮遜給出了中國人命名的星及星座的名稱，在列出的星座表中共舉出92個星的名字。關於戲劇，馬禮遜追溯了中國戲劇的起源。他認為中國的戲劇起源於唐傳奇，到宋代時稱戲曲。
馬禮遜編纂的《華英字典》，作為中國第一部漢英字典，其影響是深遠的。首先，它為西方人、尤其是來華傳教士學習中文提供了便利。《華英字典》出版後，受到歐洲各界尤其漢學界的普遍讚譽，並很快風靡歐洲大陸。其次，《華英字典》作為中國英漢字典編纂之嚆矢，被以後來華傳教士奉為“圭臬”。還有，《華英字典》對日本英日字典的編纂產生了很大影響。《華英字典》出版後不久，就有日本翻譯家準備把它譯成日文。再有，《華英字典》對現代漢語新詞的創製和中國近代文學從文言向白話的過渡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在《華英字典》中已包含許多現代漢語語詞。
實際上，《華英字典》的出版意義遠遠超越了當時西方學者的想像，它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它的出版無意中改寫了中國的出版史，它無意中揭開了中國現代化出版的序幕，因為在中國的土地上，《華英字典》的出版催生了第一個現代印刷出版機構的誕生，儘管這是在葡萄牙人管轄下的英屬印刷出版機構，但正是這一機構的誕生，引起了其他西方列強以及各教會的效仿，紛紛選擇在中國設立印刷所、出版機構以強化對中國的文化滲透。隨之，清廷與中國的官商、民商也逐漸認識到了現代印刷、出版的力量，間接地推動了中國民族印刷、出版的誕生以及發展。另外，因為印刷 ，製造了第一副中文鉛合金活字，第一次用中文鉛活字排版，並使用機器印刷，開創了中文圖書採用鉛活字排版、機械化印刷的現代出版歷史首創。因為印刷《華英字典》，中國輸入了第一台現代化的印刷機，對中國傳統的雕版印刷來說都是嶄新的。一種迥異於傳統的家庭作坊式或官辦作坊式的西方現代出版業模式被引入中國。無論是資金運作模式、經營模式、管理模式，還是編輯模式、印刷方式、發行方式，深刻地影響了中國近代出版業的變革。
《華英字典》對中國從文言到現代白話的過渡也有先導之功。雖然《華英字典》主要取自《康熙字典》和中國古代典籍，但也有部分是來自他在套用中文過程中積累的知識。當然，《華英字典》也有不足之處。馬禮遜囿於其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他的有些評論存在不當之處；有些詞句的漢譯不準確甚至有錯誤。
（2）其他漢語研究著作
除《華英字典》外，馬禮遜還著有《通用漢言之法》、《 中國大觀》和《廣東省土話字彙》等文學著作，並撰寫大量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論文，其漢學研究影響巨大。有英國“漢學之父”之稱的喬治·斯當東認為馬禮遜是“公認的歐洲第一流的漢學家”。（Broomhall Marsh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 Builder）美國人亨特甚至稱馬禮遜為“一位享有世界聲譽的傳教士和漢學家”（[美]亨特：《舊中國雜記》，沈正邦譯，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
——《通用漢言之法》
《通用漢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是馬禮遜關於中國語言學的第一部著作，書名系馬禮遜自定，全書共280頁。馬禮遜在序言中明確說明，他撰述該書的目的是給學習中文的學生提供切合實際的幫助。該書首先是關於中文獨特性的評論，然後依次是：中文拼音表/漢語辭彙的歐洲拼字法/音節表/聲調/聲調練習表/漢字的書寫方法/漢字的結構/部首表/中文字典/標點法/名詞/數詞表/名詞的數、性、格/形容詞的原級、比較級、最高級/韻文/代詞：人稱代詞、疑問代詞、表示代詞、關係代詞、個別代詞、不定代詞/動詞/副詞/介詞/連詞/感嘆詞/地方土話、詩學。最後，馬禮遜介紹了中國的詩歌及韻律，五言詩和七言詩的規則。概述了中國詩歌的發展史，詳細介紹了《詩經》的內容以及它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除詩歌外，馬禮遜指出中國還有賦、曲、辭、詞、並翻譯了《寄友人·憶父》、《送春辭》、《江南曲》等。
——《中國大觀》
《中國大觀》（A view of China）是馬禮遜繼《通用漢言之法》之後的第二部文學著作，由東印度公司資助，於1817年在澳門東印度公司出版社出版。關於寫作這部著作的目的，馬禮遜坦言是為了幫助學習中文的學生，並非供人娛樂用的。該書包括年表、地理、政府、節令、節日和宗教神學等部分。
——《廣東省土話字彙》
馬禮遜在中國的經歷使他認識到，學習中文，既要會官話，又必須掌握方言。而在廣州在澳門乃至南洋進行傳教和商務，學會廣東省土話則為必需。因此，在1823年編纂完《華英字典》後，馬禮遜便著手編纂一部方言字彙，終在1828年由東印度公司出資在澳門出版《廣東省土話字彙》（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廣東省土話字彙》全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英漢字彙，第二部分為漢英字彙，第三部分為成語詞組；最後附有英國文語凡例傳。
3.與馬禮遜有關的報刊
調整對華傳教策略，選擇印刷出版這一手段，創辦出版社，刊印書報，傳播基督教義是馬禮遜對西方教會的最大貢獻。
（1）《察世俗每月統紀傳》
第一份中文期刊的出現是由馬禮遜籌劃，請米憐負責編輯，在南洋印刷出版，刊名為《察世俗每月統紀傳》，1815年創刊，到1821年停刊，共出了七卷。撰稿人有馬禮遜、米憐和另一個英國傳教士麥都思。最初每期印五百本，後來增加到兩千本，除在南洋華僑中散發外，還秘密運送到廣州和澳門一帶散發，內容有一部分是傳教，其餘刊載時事新聞。
《察世俗每月統紀傳》作為中國近代第一份中文月刊，其影響是廣博而深遠的，在近代中國的印刷、出版、新聞、傳教以至中外文化關係等，都有極重要的歷史意義。它不僅對基督教在華人中的傳播，對中西文化的交流，而且在中國近代報刊發表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第一，此刊對促進基督新教在華人中的傳播產生了重要影響；第二，此刊宣揚基督教義的同時，對儒、釋、道進行了攻擊；第三，此刊對中西文化交流也具有重要意義。它在現代漢語新詞的創製上起到一定作用；第四，此刊首次引用西洋標點符號頓號和句號。中國古代作文不用標點，全憑語感斷句理解，往往因句讀不同而引起歧義 。《察世俗每月統紀傳》使用標點符號，雖然只有兩種，這對文化素養不高的普通人閱讀理解提供了方便，同時儘量採用通俗的白話文體，對中國文學從文言文向近代白話的過渡也有積極意義。
《察世俗每月統紀傳》的具體編務由米憐負責，其對刊物的貢獻顯而易見，但馬禮遜於《察世俗》的作用亦不可低估。《察世俗》的創辦乃二人共同議定，而其宗旨更是實踐了馬禮遜以出版物作為輔助傳教方式的構想。不僅如此，馬禮遜亦曾親自為其撰稿。正是馬禮遜的遠見卓識，才使《察世俗》得以成功創辦，開啟了中國近代報業的先聲。
（2）《中國叢報》
《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由美國傳教士裨治文於1832年5月創刊於廣州，它是在馬禮遜的倡議下創辦的。
馬禮遜不僅是《中國叢報》的創始者，而且是前期重要的撰稿人。據統計，僅1832年到1834年馬禮遜去世前短短几年間，他為《中國叢報》撰稿達97篇。馬禮遜的撰文內容涉及中國的政治、法律、語言、文學、人口、自然、物產、哲學、宗教、對外關係等。
《中國叢報》到1851年停刊，共出版20卷。作為中國境內第一份由傳教士創辦的英文期刊，其影響是巨大的。它內容廣泛，涉及歷史、宗教、法律、政治、農業、儒家經典、文學作品等方面，特別注意報導關於中國的時事和對外關係，並記載了鴉片戰爭的全過程，刊登清朝皇帝的上諭、大臣的奏摺，直至軍事實力、海防現狀，為歐美各國制訂對華政策提供了重要參考。
《中國叢報》對中國也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它為傳教士所辦，撰稿者也多是傳教士，他們基於宗教與道德的立場，大多對鴉片貿易持反對態度，對鴉片商人的行為進行譴責，並為清政府的禁菸政策辯護。
《中國叢報》以其豐富的史料為當時乃至後來治學者所重視，在一定程度上又為中西文化交流起了橋樑作用。
學術評價
馬理生在許多方面，馬禮遜都有首創之功。作為基督新教在中國傳教的開山鼻祖，他開創的譯經、編字典、辦刊物、設學校、開醫館、印刷出版等事業均被其後的新教傳教士乃至天主教士所繼承發揚。他在華的27年裡，一直受僱於東印度公司擔任中文翻譯，但他並未專事行政，而總是以傳教士自居，從不讓公司的事務妨礙他的本來工作，即編撰字典和翻譯聖經以促進傳教。在此期間，馬禮遜確立了被稱為“無聲傳教”的文字傳教策略：在中國境內首次把《聖經》全譯為中文並予以出版，使基督教經典得以完整地介紹到中國；編纂第一部《華英字典》，成為以後漢英字典編撰之圭臬。並著有《通用漢言之法》、《中國大觀》等漢語研究著作，是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最初嘗試。因他對中國語言的研究，在1817年被格拉斯哥大學授予神學博士學位；1815年，他和米憐在馬六甲創辦《察世俗每月統紀傳》，為第一份中文月刊，被譽為“中國近代報刊的開山鼻祖”。這在中國報刊發展史上位居首尊，繼其之後才有《特選攝要每月統記傳》、《天下新聞》、《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等中文期刊的創辦； 1818年，馬禮遜和米憐創辦英華書院，為第一所教會學校，開傳教士創辦教會學校之先河，對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影響深遠；1827年，馬禮遜又和東印度公司醫生郭雷樞在澳門開設眼科醫館，首創醫藥傳教的方式。在其感召下，美國傳教士伯駕作為第一位醫藥傳教士被派來華。
上述所為，均是馬禮遜開創的被稱為“無聲而有效”的文字傳教策略。馬禮遜來華之初，雍、乾時期實行的禁止天主教傳教的禁令仍在繼續。面對清廷的禁教令和中國傳統文化所形成的森嚴的文化壁壘，馬禮遜採用文字、醫藥等方式傳教，不無效仿利瑪竇“學術傳教”之策，希望通過介紹西方基督教文明，使異教徒認識到西方文明的優越，藉此達到皈依異教徒的目的。只是，時勢已與利瑪竇時代不同，由於雍乾時期西方對中國急劇增強的軍事和商業壓力，使馬禮遜文字傳教的收效與利瑪竇時代已難以相比，在27年間，由馬禮遜直接施洗的人數僅有10人，但重要的是馬禮遜為後來的傳教士準備了初步的然而卻是大量的中文基督教書籍，若沒有馬禮遜來華奠定基礎，則不會有米憐、郭實獵（臘）、裨治文等英、荷、美傳教士的相繼來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內容也就不會那么豐富。
從1808年馬禮遜開始編纂《華英字典》，到1828年《廣東省土話字彙》出版，馬禮遜在20多年的時間裡，著述了許多有關中國語言的著作，尤其他編纂了達三部六卷之巨篇的《華英字典》，這在歷史上尚屬首例。他的漢語著作為西方人學習中文提供了便利，尤其是他堅持學好一種語言必須深刻了解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政治、法律、風俗、禮儀宗教等內容的宗旨，使他的每部漢語研究著作都是有關中國的“資料信息庫”，西方人藉此加深了對中國檔案的了解，在歐美漢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大事年表
1782.1.5
出生於英國，男，排行第八，為最小的一個孩子。
1798
接受洗禮，為英國基督教新教長老會信徒。
1799
17歲起患有頭痛病，終身受其折磨。
1803
志願當傳教士，進倫敦霍克斯頓神學院就學。
1804
向倫敦傳教會申請到海外傳教獲準，進高士坡傳教學院深造。正式被指定前往中國開教。
1805
在倫敦開始學習中文，除已學習的拉丁文、希伯來文、希臘文、神學、哲學、數學、植物學外，增加學習天文學和醫學等。
1807
被按立為牧師。接受倫敦傳教會指示，要求其將聖經譯成中文和編纂《華英字典》。同年1月31日，離英轉道美國來華。同年9月8日抵達廣州，繼續學習中文。
1808
邊習中文，邊開始翻譯聖經和編纂字典。
1809.2.20
在澳門與瑪麗·摩頓女士結婚，受聘兼任東印度公司譯員。
1810
印行中文版《使徒行傳》1 000冊。
1812
倫敦傳教會決定增派米憐牧師到中國協助馬禮遜。
1813.7.4
米憐抵達澳門，鏇赴廣州學習中文。
1814
馬禮遜為中國第一位基督教新教教徒施行洗禮，他的名字是蔡高。中文版《新約全書》出版。馬禮遜遭東印度公司倫敦總部免職，但仍為澳門和廣州的公司和商行任用。大兒子馬儒翰出生在澳門。
1815
《華英字典》第一卷出版。舊約《創世記》中文版出版。米憐赴麻六甲開闢傳教基地和設立印刷所。在麻六甲出版的第一個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統紀傳》創刊。
1816
英國政府派特使阿默士德率團訪北京，馬禮遜被任命為使團中文秘書兼譯員。使團遭清朝嘉慶帝驅逐。
1817
米憐為中國印刷工人梁發在麻六甲施洗。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授予馬禮遜神學博士學位。
1818
米憐在麻六甲成立恆河以東傳教差會。《華英字典》第二卷的第一部分出版。麻六甲英華書院創立。
1819
聖經全部譯成中文。
1820
《華英字典》第二卷第二部分出版。馬禮遜在澳門開設中西醫合作診所。清朝嘉慶帝死，道光帝即位。
1821.6.10
馬禮遜原配瑪麗在澳門病逝。
1822.6.2
米憐在澳門病逝。《華英字典》第三卷出版。廣州大火。
1823
聖經中譯本出版，書名《神天聖書》，線裝，共21卷，為第一部中文全譯本，史稱馬禮遜譯本。馬禮遜獨自編纂的《華英字典》全部出版，共6巨冊，4595頁，為中國歷史上出版的第一部中英大字典。馬禮遜訪問麻六甲。為梁發的兒子梁進德施洗。按立梁發為中國第一位基督教新教傳道人。馬禮遜被選為英國亞洲學會會員。同年底回英國述職，隨船攜帶歷年在華收購的中文圖書10000冊，準備捐贈英國大學圖書館。
1824
在3月23日抵達倫敦，將一部他譯的中文聖經和一幅北京地圖呈獻英國國王。被選為法國亞洲學會會員。同年11月，娶伊莉莎白·阿姆斯特朗女士為續弦。在各地演講，探親訪友。
1825
創辦倫敦世界語言學院。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被倫敦傳教會選為董事會董事。東印度公司倫敦總部批准馬禮遜復職，默認其在1814年遭免職後仍為中國的公司和商行擔任譯員的貢獻。
1826
率全家乘船重返中國。梁發出任馬禮遜的助手，傳道和著述。(按：梁發著述甚豐，他在1832年所著《勸世良言》一書，曾直接影響太平天國起義領袖洪秀全，造成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利用西方基督教一部分教義在19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發動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梁發著作可參考偉烈力牧師所編的目錄，載在《梁發——中國最早的宣教師》，麥沾恩著，朱心然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154—155頁)馬禮遜仍身兼二職，繼續傳教和擔任譯員並開始用中文編撰《聖經注釋》和校閱修改初版中文聖經。
1827
常發的頭痛病加劇，但他仍堅持忙於工作，並受聘為在廣州出版的第一家英文報紙《廣州志乘》的專欄作家，專門撰寫基督教宣傳文章和評論等。馬禮遜寫信給美國教會要求派遣美國傳教士到中國傳教。
1828
開始編纂《廣東省土話字彙》
1829
在廣州籌設“駐華英國博物館”。
1830
在澳門又為一個中國人施洗。首批美國傳教士抵達中國，裨治文牧師為終身在中國傳教的美國傳教士，雅裨理牧師專在外國海員中傳教，任期一年。馬禮遜已感體力下降，但盡力幫助新來的美國傳教士。馬禮遜的大兒子馬儒翰年僅16歲，已被廣州英國商人雇為譯員。
1831
梁發為三位中國人施洗加入教會。梁發的兒子梁進德跟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學習英文。馬禮遜寫信給友人說：“我在世的日子恐已不多了，甚盼能準備好見主復臨。”
1832
馬禮遜50歲。又一美國傳教士司梯文斯牧師到達廣州，他是專為外國海員傳教的。馬禮遜又為一位中國人施洗。由馬禮遜倡議，裨治文負責編輯的英文《中國叢報》月刊在同年5月出版。(按：這份英文月刊連續出版20年，到1851年12月停刊，是了解和研究鴉片戰爭前後歷史的重要的第一手參考文獻)
1833
英國議會通過決議，撤銷澳門東印度公司對中國貿易的專利權，改由英國政府派商務監督到中國負責英中貿易和談判等事宜。馬禮遜自編自印出版不定期英文刊物《傳道人與中國雜記》。馬禮遜在廣州的英文報紙《廣州志乘》上發表一篇題為《論印刷自由》的評論，主張“上帝賦予人類有思想和言論的自由，有寫作和印刷的自由”。這是針對當時在澳門的天主教主教和在澳門的葡萄牙總督通過澳門東印度公司勒令馬禮遜停止利用他自己的印刷所印製基督教新教的宗教宣傳品所寫的一篇抗議書，最後他寫道：“暴君可以施行懲罰，但上帝一定會稱許。”醫生診斷馬禮遜還患有肝病。馬禮遜夫人，即本回憶錄編者在本年底因病帶了孩子們乘船回英國，僅留大兒子馬儒翰在中國照顧父親馬禮遜。馬儒翰已正式成為譯員。
1834
馬禮遜在年初日記中寫道：“最近以來我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史當東爵士推薦馬禮遜為新任命的英國商務監督律勞卑爵士擔任譯員。同年7月16日，律勞卑爵士一行官員抵達澳門。中午時刻，他向英僑宣讀了英國國王的諭旨和任命書，馬禮遜被任命為駐華商務監督的中文秘書兼譯員，年薪為1300英鎊，副領事官職。從7月17日到7月29日，馬禮遜帶病隨律勞卑爵士到廣州與中國官員談判。7月30日馬禮遜病倒在床，到8月1日晚10點鐘逝世，享年52歲。遺體由他大兒子護送至澳門，安葬在前東印度公司的墓地，安葬在前妻瑪麗身旁。同年10月，律勞卑爵士在澳門病逝；馬儒翰繼任父職，到1834年8月29日因患急性瘧疾突然去世，享年僅29歲，葬在澳門。
